“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以深圳为例

摘 要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以来，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注。此政策的实施对受益对象的家庭、生活及工作等产生巨大的变化。国家卫健委称，基于宏观视角，认为二孩政策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改善人口结构，同时能有效促进人口的均匀平衡发展，保障社会及家庭的幸福和谐。同时，学术界在宏观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认为二孩政策可以改善人口结构变化及缓解劳动力短缺现象。却鲜少人站在微观视角探讨该政策对女性职业者的影响及研究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女性职业者之间的不可或缺的关系。

基于此，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及问卷调查法，通过分析以深圳为例二胎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家庭和健康变化等方面的问题，探讨如何提高在女性职业发展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问题表现在：“全面二孩”政策使女性职业者再次承担生育的多层风险、职业发展受到阻碍、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家庭责任变得更重以及政策方面缺乏职业保障等。提出强妇幼医疗卫生及教育资源配置、幼儿托管体系、明晰生育保障中企业与整体家庭的责任、改变纳税方式以减轻家庭负担、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及政府深入开展“全面二孩”政策宣传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女性职业发展，深圳，全面二孩，政策执行有效性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为了控制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将其列为中国的基本政策之一。四十多年以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绝大部分家庭都只育一孩的模式对于降低人口增长速率、控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在成功实施计划生育的同时，我国也随之出现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人口老龄化程度急剧加大、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等负面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从双独、单独逐渐到全面开放二孩进一步完善调整，与此同时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相关人口发展方向和趋势都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国家纪检委王培安副主任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些变化，一是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是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1]。

但站在现代女性职业背景的角度下，全面开放二孩使我国男性和女性从原本在公平条件下参与社会生活与工作发生了转变，生育二胎会使女性职业者在职场上工资水平与职位晋升都会受到一定阻挠，且需要承担比原来更为沉重的家庭责任，在女性职业者中普遍存在因顾及升职、加薪等发展或是孕哺造成的职业家庭冲突而放弃二孩的现象。

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2016年和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由此可见，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时多站在宏观角度，注重缓解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劳动短缺等潜在问题，保障人口的代际更替平衡，促进社会经济持续良性循环，让生育率保持在合理水平，而忽略了政策出台执行时因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生育政策的调整成效与女性意愿有很大一部分的联系，但鲜少人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思考女性对这个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生育政策的制定也缺乏对女性的保护。因此，本文主要以现代女性职业发展背景为主，以深圳为例，分析二胎政策对女性职业发展、家庭、健康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全面二孩”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全面二孩”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对策建议，从而为各省县“全面二孩”政策执的实施提供参考，这正是本论题研究意义所在。同时希望我国生育政策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继续完善或推出必要的配套政策，让女性放下生育二胎与生活、工作之间的取舍，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怀与选择的权利。

（二）文献综述

1、二孩政策对社会宏观与微观层面影响的研究综述

全国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对我国公民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前，我国关于二孩政策影响的研究文献研究方向主要涉及人口、医疗、经济、教育等宏观层面和个人、家庭等微观层面。

　（1）二孩政策对社会宏观层面的影响

在人口方面，王开泳、丁俊、王甫园（2016）通过人口预测和地理学方面学识分析二孩政策对中国总人口结构及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总人口的递减、人口老龄化现象和社会劳动人员从业缺少等现象具有缓解作用，而我国区域人口密度呈现东高西低的总格局未能因此政策的推出而发生明显变化[2]。

在教育方面，杨顺光、李玲等人（2016）针对二孩政策的推行可能带来对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进行预测评估，并提出在短期内使基础教育各年龄段学生大规模发生变化且出现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此时政府应开辟民办教育事业道来缓解教育经费带来的压力；调整学前教育结构并适当扩充学前教育资源[3]。

在医疗方面，张鹏飞、仇雨临（2019）致力于研究二孩政策对居民医疗保险收支关系的影响。通过构建精确模型和参数设计，二人证实了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医疗基金的长期平衡[4]。

在医疗资源需求方面，周志勇（2017）研究指出在实施“全面二孩”过程中，医疗硬件设备要紧跟脚步，与此同时医院要广纳妇科方面的人才，提高医院医疗条件与水平[5]。

在经济方面，顾和军、曹玉霞等人（2017）通过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无法扭转人口老龄的总趋势，劳动人口比重短期内不会上升，不能创造“人口红利”，因此该政策在某一时期内会对经济发展水平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6]。

　（2）二孩政策对社会微观层面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二孩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学者们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家庭、家庭关系以及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家庭、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在家庭及家庭关系方面，程倩（2017）研究指出二孩政策的推行增加了家庭对“生与不生”问题的矛盾，易引起夫妻或者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冲突；而且家庭成本及压力大，如：养育、教育和婴儿护理奶纸尿布的这些成本是无法衡量的[7]。

对于女性身体方面的影响，邓金虎（2017）通过回归分析，指出适合二孩政策的女性多数在35岁以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生育健康风险和育儿缺陷风险都较高[8]。王毅平（2016）指出享受二胎政策的女性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60%，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要想要有一个健康的孩子，不仅需要提高对基础疾病的抵抗力，还需要借助药物来调节体内激素水平等，这将会伤害她们的身体机能[9]。

对于女性职业方面的影响，经学者们研究得出：第一，二孩政策加重了女性就业条件以及在职场中与男性就业机会出现差异的现象。第二，重返就业市场有许多障碍，就业市场变化迅速，择业范围缩小。第三，此政策阻碍了女性在职场中的晋升机会，且削弱了职业动机。林裕娣（2018）研究指出妇女的生育和初期育婴行为将对其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人力资本的贬值、事业中断或降低、工资比未婚女性低以及上司的偏见等，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女性的生育和初期育婴让她们事业的中断，间接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参与是阶段性的、不连续的，这不仅影响她们的工作经验与晋升，而且降低了用人单位对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想法。二是中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和女性职业法律上的保护等还有待完善[10]。王毅平（2016）研究指出：第一，二胎政策的推行意味着女性劳务时长的缩短，用人单位或多或少会带有隐性歧视带来就业难的问题。第二，传统观念限制了女性产后复职的行为[11]。

2、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研究综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从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逐渐转变为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的研究。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对政策执行有效性进行研究。谭英俊、蓝浩溥（2015）在其《推进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思路探讨》一文中，从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主体、宣导、运转和手段等诸方面来探讨政策执行有效性的途径[12]。林学启（2017）研究指出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全面性、适当性及适用性时政策执行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步骤[13]。

对提升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研究。林学启（2017）在其《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一文中利用行政管理知识探讨了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应当满足的条件。必须采用科学办法、有效指挥、奖惩分明等有效举措[14]。邱芸婕（2017）在《惠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执行有效性研究》一文中指出完善政策标准和目标的前提下加大资源投资，与此同时对采取有效的执行方式是加强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有效举措[15]。

在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杜凌坤（2008）研究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目标人群的认同、支持及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16]。

通过对二孩政策对社会宏观和微观方面影响的文献回顾，发现国内多数学者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多采用建模或公式推测的方式获取数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国内关于现代女性职业发展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与此同时，笔者在对国内学者发表的关于二胎政策实施对女性职业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后发现：第一，多数研究学者们从理论上探讨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鲜少人利用数据来验证这一论点。第二，现有文献较多探讨二孩政策对于女性职业者不积极响应二孩的各方面原因，鲜少人将其作为影响政策“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等方面的文献，以期运用政策科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提出提高现代女性职业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的可行性建议。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鲜少学者站在女性职业发展背景下分析“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本研究假设：“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本身及其生活各个方面被有效保护，那么此政策执行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2、研究方法

（1）文献法。笔者通过搜索、查阅国内“全面二孩”政策与女性职业者的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网站文章，并对这些文献及文章进行梳理，提取精华之处，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问卷调查。笔者选择深圳龙岗某发展有限公司女性员工作为调研对象于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的影响程度。原因是公司内部女性职员绝大多数处于育龄阶段，调查数据真实有效且较有参考价值。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关于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影响的问题。笔者发放110份问卷，回收105份有效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5份。

二、基础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基本概念

1、“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是基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并于2015年10月经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表决并通过的，2016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全面二孩意味着所有合法夫妻都可以不受户籍、民族等条件限制生育两个孩子。

2、政策执行有效性。对于政策执行的概念，国内外学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史密斯（T. B. Smith）是最早建立关于政策执行方面模型的学者，认为政策设计的因素离不开理想化的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目标群体的配合以及环境的影响[17]。美国公共政策学者雷恩和拉宾诺维茨建立循环模型，认为政策执行在环境因素影响下历经拟定纲领、分配资源、监督执行三个阶段，遵循合法、共识、理性三个原则[17]。林学启（2017）认为政策执行是政策制定人员根据政策的意图，通过政策行为与目标范围的设定，在现实中实现政策实施的目的并产生效果[18]。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将政策执行定义为：行政主体将政策内容通过资源和手段结合转化为现实，以实现政策目的的过程。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是指一项政策在没有执行的情况下，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方案，其有效性只能通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来体现。然而，政策的执行的过程极为复杂，政策执行的有效性通常与政策的合理性、协调性及公平性等相互作用，来实现政策的有效性。

3、生育观念。对于生育观念概念，周长宏（2009）通过提出生育观念概念模型，认为生育观念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生育意愿、动机与需求[19]。周婷婷（2014）认为生育观念指人们对于生育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及态度，其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其在生育的行为[20]。综合众多学者的概念描述，学者认为生育观念是指在社会文化的催生下，一个家庭中的生育思想、价值观念影响着这个家庭的生育行为。

（二）理论基础

1、社会性别理论。传统社会中“男强女弱”这一观念深植于各个国家的各个家庭中。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动使这一观念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女权主义运动也于法国大革命的女性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权利”的发表而真正拉开帷幕。“社会性别”的概论也因女权主义运动的发生而逐渐形成。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在1988年首次对“社会性别”概论做了全方面总结并给出定义认为“社会性别”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指挥与统治[21]。而“社会性别理论” 因女性主权运动而起，所以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女性于生活与社会中不再妥协。综上所述，社会性别理论指男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外还存在着社会和家庭角色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地位一直处于劣势。20世纪90年代以后，“性别平等”才真正提出，“性别理论”才真正得到广泛传播。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性别理论的影响下，女性在社会经济舞台上逐渐追求自己的生活和价值，但仍然存在着无形的女性歧视观念。

2、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引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概念的是在《布伦兰特报告》中，并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前社会与人民的要求，又不对后代生存造成威胁的发展”[22]。笔者通过查找文献资料发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范围相对较广，概念也比较模糊。那么，笔者将“可持续发展理论”总结为：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情况下，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公平性、共同性和持续性是三个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协同、高效、多维度的发展。

3、人口学理论。现代人口学的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分别是：（1）马尔萨斯主义代表的人口危机论，此理论认为人的生存状况和生育有特殊关系，互相约制牵连。若出现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速度无法跟上人口数量的增长，当物质生活无法满足人类生存时，那么人口过剩和社会贫穷现象会随之发生，人口危机论也在此时掀起热潮[23]。（2）凯恩斯主义代表的人口需求理论，此理论站在经济危机的角度，认为人数口量的不断增长，生活质量才能不断变好；人口数量减少，则会使社会经济出现停滞状态[24]。要想缓解经济衰退状况，那么人口增长是其主要方式。因为经济的增长意味着需要更多劳动力供给，人口增长是缓解这一现象的关键。

4、经济学理论。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代表巨作，该书主要是对过往经济理论观点进行纠错，并指出社会经济中劳动力才是最具价值的[25]。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富余转向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26]。当“刘易斯拐点”到来，那么意味着劳动力将不能无限供给，而“人口红利”与之成正比关系，那么“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慢慢消失。综上所述，经济学理论与劳动力高低息息相关，劳动力可带动经济发展。中国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劳动力短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势在必行。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让女性面临着社会与家庭双重压力。尽管当前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但是现如今我们无论在职场中还是社会里的话语权还是由男性主导，而女职业者相比之下属于弱势群体。现处“全面二孩”政策执行初期，“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女性职业者的就业、生活等问题亟需解决，为后续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解决后患。对“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影响的问卷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一）再次承担生育的多层风险

女性是生育的主体，生育的责任是她们必须承担的，且生育的阶段包括了孕期、产期、哺 乳期三个时期。整个时期至少需要持续一年半，在这期间女性的身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据专业学者推算，女性的黄金生育年龄是25-29岁，孕妇年龄超过35岁属于高龄产妇。医学研究者通过回归分析，指出适合二孩政策的 女性多数在35岁以上，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来说生育健康风险和育儿缺陷风险都较高[27]。据被调查者反映，实施二孩政策以来，医院病床需要提前预约且经常出现一床难求的现象，这一情况时常让待产又没有预约到床位的孕妈感到发愁。

表3不同年龄段对生育二孩意愿

由表3可知，在对深圳龙岗某发展有限公司调查中，年龄段在25-34岁的女性生育意愿比较强烈，而年龄段在35岁以上的女性78%不愿意生育二孩。其中，年龄段在35岁以上的女性，超过一半在生育二孩的过程中，对从怀孕到生完孩子期间极易患产前、产后抑郁症等产生的消极情绪及需要再次承担生育的多重风险等方面有所顾虑。

（二）职业发展受到阻碍

美国权威生涯发展研究者舒伯（Super将职业生涯规划为几个阶段，分别为：幻想期（0~14岁）、探索期（15~24岁）、确立期（25~44岁）、维持期（45~65岁）及退出阶段（65岁以上）[28]。本次调查问卷的主要调查对象年龄都在25-45岁左右。一方面这个年龄段正是职业的探索期或者确立期，正处于职业生涯积累经验的关键时期，以便后期取得职业的成功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这个年龄段正是女性生育的高峰期。当生育及事业发展高峰期重叠时，对女性职业生涯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生育二孩后，女性重返工作岗位时，更新的知识和新技能等会使她们追随不上未生育二孩的女性职业者，那么行业内优胜劣汰的现象也会在此显现。这些女性职业者在应对工作的同时，会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家庭。

由上图所示，75%的女性员工认为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女性职业发展有影响。被调查女性在回答“女性生育二孩或者之后会出现的情况”问题时，78%的女性员工认为在竞争如此大的社会中，生育期间工作机会就会相对减少，同时晋升难度加大，甚至会导致工作职业下降或被调职，职业流动向下，缺少上升的动机。与此同时，年龄在35岁以上的女性员工中有70%员工认为生育二孩后很容易在工作之中出现走神，担心孩子的情况，从而影响工作效率，陷入生活与工作关系平衡的焦虑之中。

（三）经济成本大幅上升

据经济学理论阐述，家庭层面一直以成本效益为基础进行决策。当生育回报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降低时，家庭就会增加孩子的生育；当回报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增加时，家庭就会减少孩子的生育[29]。抚养子女的成本不仅包含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而且包含父母因抚养子女而放弃的时间和收入的间接成本，尤其是母亲的时间和收入。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指抚养孩子至成年的衣食住行、教育、及婚嫁等支出费用。深圳幼儿园及中小学学位现状：公办的难，私立的贵。即使家长们挤破脑袋，孩子也未必可以进公立学校。据新华网调查报告显示，深圳生育的成本位居全国第三，约2416.1万元。可见，深圳生育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

依上图的数据来看，被调查者（不愿意生育二胎的63位女性）在回答“请问您本人或者您家庭不愿意生育二胎的原因”问题时，91%女性职业者认为生育二胎经济上负担太重，养育成本太高，使他们家庭的整体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有员工表示，现在养育儿女追求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把一个小孩教育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愿意生育二孩。

（四）家庭责任加重

在传统社会，早婚早育现象不足为奇。那时候的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延续夫家香火 的“没有感情的生育机器”，没有生育计划，没有时间间隔的生育，没有生活及经济自由；男性扮演的则是延续家族香火，地位大过天的角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几乎存在于各个家庭之中，且普遍家庭有“重量不重质”等不负责的行为思想。而如今时代在改变，现代化的生育思想与成熟的科技技术共同发展，使现在的年轻人生育观念普遍是生育数量不在多在精，优生优育才为主；无性别歧视，一视同仁。且在如今的社会，女性地位提高，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自由，女性的想法在家庭中也有一席之地，那么，家庭之间的矛盾也会因为各种因素爆发。家庭关系亦指家庭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按主体标准可分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第一，造成夫妻之间的矛盾。“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家庭内部必定会讨论“生与不生”的话题。然而这个话题主要体现在当女方中和多方面因素而考虑不生育二胎这一问题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夫妻感情，引发夫妻矛盾。

第二，易造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因为受到旧时代生育制度的限制，大部分家庭在二孩政策出台前只育一孩，那么这个孩子在家庭中就成为“团宠”，这一因素易导致当代独生子形成占有欲强，以自我为中心的坏习惯，喜欢独享这份爱。如果一个家庭想要生育二孩，那么需要与大孩保持良好的沟通与疏导，使大孩感觉到二孩的来到，不会威胁到他们拥有的“爱”，要不然易造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

第三，夫妻双方易与长辈造成矛盾。“多子多孙，儿女双全”的观念深深扎根于长辈们的思想中。二孩政策的出台，正好符合了长辈们的想法，必然要求自己的子女生育二孩。此时女性要承受长辈施加的压力。当自身意愿与家庭出现分歧时，夫妻与长辈之间的关系容易出现裂痕，造成双方的矛盾升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家庭责任加重。

（五）缺乏就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为保障女性就业的平等权利，出台了《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但这其中并没有强制性规定企业就业性别歧视行为。在企业中，女员工生育二胎，休产假期间，用人单位仍需正常支付生育女员工工资以及继续缴纳五份保险和一份公积金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员工每月工资为5000元，企业每个月还需承担这位员工五份保险和一份公积金这部分的金额。除此之外，企业需要花费资金通过外聘人员来顶替这个职位，那么用工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这其中不乏有些深圳的中小企业以企业利益为重，会认为休产假期间，这位职工对这个职位不重要，谁都可代替，没必要继续留，可能会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暗示孕者自主离职，这一现象使女性在就业期间就业没有保障。或者公司在最初招聘时基于这个缘由更重视男性或者生育过二孩的女性，这微观层面来说，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四、“全面二孩”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建议

国家出台“全面二孩”政策是考虑到国家长远发展，对人口结构进行调整，缓解人口老龄化现象。“全面二孩”政策要求全体公民特别是女性公民共同承担社会责任。而此政策顾全大局时，却忽略了女性自身的发展，忽视了这一政策对女性职业者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女性职业发展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不足的情况，提出以下建议，为提升“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本研究中关于“改善女性职业者发展的同意程度打分”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一）加强妇幼医疗卫生及教育资源配置

1.加强妇幼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第一，政府可以成立妇幼专属基金，加大对各地妇幼医院设施设备的投入，增加医院妇幼医疗硬件设备的引入数量，必要时对妇幼保健院进行扩建。第二，不断提高妇幼医院和综合医院妇幼门诊的医疗技术水平。同时，院方需要重视高龄产妇生育风险的问题，为重症病人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孕妇及婴幼儿的生命安全。因此，院方可以通过加强妇幼重症救助中心建设来缓解这一问题。

2.加强教育资源配置。第一，成立教育基金，建立教育补贴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减轻家庭负担，我国可参考国外设立教育基金的方法以保障小孩受教育权。第二，教育资源投入的顺序主要是：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那么2019年后将迎来的第一波上学潮——学前教育。所以现阶段应该主要加大对学前教育资源的投入，缓解2019年后学前教育供不应求的现象。

（二）完善幼儿托管体系

政府应该加快速度调整并完善学前教育学校的建设规划，适当扩充学前教育资源。政府可以通过收购服务的方法吸引一些具备资质的社会教育机构举办的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定制一份民办幼儿园的定价标准、公办幼儿园财政拨款标准和民办幼儿园的补助标准，在保障公办幼儿园正常有序发展的情况下，也要积极引领及帮助公办幼儿园的发展。

政府应该建立以政府和单位为主的办公共托幼机构，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这样可以解决0-3岁婴幼儿的照顾问题，客观上可以使女性更多时间投入工作，降低了女性职业者在家庭与工作之间产生的冲突。同时，政府应该严控托幼教师队伍的素质标准，确保托管儿童的人身安全，制止暴力侵害儿童的现象，让家长更放心把孩子交给托幼机构，在日常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

（三）明晰生育保障中企业与整体家庭的责任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给予生育职工在物质、经济等方面帮助的惠民保险制度。生育保险是职工入职后，由人单位购买并承担费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负担，弱化了政府方面的责任。近年来，企业中女性职工只增不减，意味着企业在管理成本与生育保险方面的支出也只增不减。某些企业为了使公司利益最大化，用人单位对女性的偏见在无形中加重，在男女之间可选择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录用女性。因此，生育保险费用适当调整，进行按比例分配筹集方式，由国家及企业共同承担，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体现政府责任。这一做法实际上间接强化了女性在企业眼中的地位，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站在生物学的角度，男性和女性均是生育的主体，那么男性也需要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虽我们身处21世纪，一些家庭的思想仍受“女主内，男主外”传统文化的影响，生儿育女，打理照顾家庭是女性主要责任，即使女性有自己的工作，这个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在生活中，大多数女性职业者一天的时间大概是：上下班时需要接送孩子，需要准备好一日三餐，打理家庭内务，哄孩子睡觉了，一天的战场才告一段落，人不会分身乏术，但孩子是作为母亲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让女性对此毫无怨言。第一，希望国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的同时，以政策的方式确认男性育儿责任，适当延长男性育儿假期使其具有法律效应。第二，希望政府应积极宣传男性育儿的责任，与女性一起承担家庭责任，减轻女性负担。

（四）改变纳税方式 减轻家庭负担

我国大部分家庭的收入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支出和生活水平都与家庭总收入息息相关。因此，以家庭作为纳税单位能够更好地实现纳税的公平。目前，政府采取全国统一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开通了个人纳税平台。与此同时，政府可以开设以家庭为单位的纳税信息平台，使用家庭一员的身份证作为纳税编码进行税务申报。这样做既可以降低育儿支出，减轻家庭负担，又可以提高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

（五）完善就业权益保障法

《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明确指出劳动者受到不公平对待或隐性性别歧视时，相关企业、单位要承担相应的处罚与赔偿责任，但这过于表面化，综合来看违法成本不高。同时也缺乏相关部门对此类事件的视察与监督。因此，政府可以设置对企业在职员产假期间产生的费用进行适当的经济救济；在企业对女性性别歧视方面，制定深刻性的惩罚及赔偿责任制度；人大也亟需加强对女性职业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监督职能，。此外，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给予妇联组织机构特权，使之能够对各大平台进行自主的视察与监督，减少女性职业者受到不公平对待现象。妇联机构也需要与时俱进，对自身进行改革，与女性站在统一战线，解决女性在社会存在问题，成为女性权益保障的“领导者”，缓解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的性别歧视。

（六）政府深入开展“全面二孩”政策宣传

首先，深圳市各区应该重视“全面二孩”的宣传工作，各区领导应该召开会议讨论并落实适合各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法及制定工作人员的工作的统一标准。可以用最特殊的方式赢取最好的宣传效果。对于各部门经费的投入要及时、到位。政府则可以通过以部门为单位，通过设置分值的考核方式来设立奖惩机制，对宣传效果好的部门给予奖励。

其次，深圳市卫健委应该对宣传人员进行有关全面二孩各方面知识的培训，让宣传人员充分了解“全面二孩”政策，那样才能产生好的宣传效果。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信息覆盖广的优势，让权威的新闻公众号及新浪微博等在公共平台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宣传，收集网民问题并进行有效解答。在这其中，政府部门可以邀请专家专门对有关高龄产妇等类型的问题进行专业性的解答。

最后，政府应该在公共场合多利用“男女平等”、“关爱女孩”等现代生育观念进行宣传。政府与相关部门配合，利用国际特定节日，如：法制宣传日，世界人口日等，以线下发放计划生育资料，在公共交通的共用屏幕播放有关计划生育的视频，让民众对计划生育政策多一点了解。

五、总结

XXXXXX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全面二孩”政策施行的目的是调整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而此政策主要目标人群是女性，女性的生育意愿影响着“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的高低。本文以“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作为研究视角，以女性职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此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存在不足的方面，并提出建议妇幼医疗卫生及教育资源配置、完善幼儿托管体系、明晰生育保障中政府与男性的责任和改变纳税方式等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尽管本文意在针对女性职业发展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不足的原因及建议，但是由于研究能力很有限，研究内容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对于论证不深入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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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职业者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以深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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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9.90 发布时间 202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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