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水利思想及其治水散文的艺术特点

  引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的一生中仕途之路走得尤为坎坷,显赫时曾官至礼部尚书,落魄时则贬谪惠州、儋州。无论是处于天南的杭州、黄州,还是属于地北的凤翔、徐州,都曾留下苏轼勤政亲民的故事。
  苏轼并不顺利的仕途生涯导致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并不出彩,可他却是一名出色的治水大家,古往今来多数的学者对其在水利方面的贡献接触甚少,其实在阅读《苏轼评传》等史籍资料时可以发现:苏轼的一生都在关注着水利建设,兴治水利是实现其救世济民思想的重要举措,他多次参与抗洪救灾、治理河道、挖凿沟渠等治水实践,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
  本论文将从苏轼的治水背景出发,通过研究其治水之作以及散文中涉及到的治水政策,对其散文特点及水利思想进行探讨,让后世的人知晓苏轼不仅仅有着超然的品格,更有一颗为民治灾的爱国之心。

  一、苏轼治水类散文的概况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北宋王朝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北宋政府对于农田水利的规划建设十分看重,并且修订和颁布了众多与此相关的法律条文,其规模和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加上苏轼本身所具有的民本思想,他对于水利建设有着独特的见解。苏轼的水利书写不仅仅是他长期任职各地经历的体现,还丰富了其散文的内容。

  (一)北宋时期的水利背景

  北宋王朝当政期间开发的水系主要有长江、淮河和黄河水系。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历来是执政者着重开发、经营、利用之地,而长江流域自隋唐时期迅速地发展,成为北宋财赋的主要来源,淮河水系的开发也逐渐成熟,于是这三大流域的兴建成为北宋政府水利建设的开端。
  从《北宋·河渠志》的有关记录来看,当时北宋的水利建设以京畿地区、河北路地区以及陕西关中平原为主的北方为重点,这与水资源的分布是息息相关的。以河北路为例,“雄州城南,陂塘数十里,芰荷极望。以小舫游其间,鸥鹭往来,红香泛于樽俎,虽江乡亦无此景。”[[[]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一句中所描述的便是该地区水资源丰富,一些地区的水生态环境甚至比有“水乡”之称的江南更为优越,因此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的水利建设主要开发的是那些水资源丰富、条件良好的地区,同时各地区水文因素的不同也导致了水利建设地区的不同。
  北宋的农田水利法如里程碑一般矗立在中国古代水利法规的历史之中,当政者不仅重视法律法规的设立,也重视执法机构的建立与地区职官的设置。总体上来说,宋代继承了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制度,工部是农田水利事务最直接的领导机构,并且也是水部的直接领导机构,在黄河泛滥决堤情况频发的处境下,宋朝成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都水监,主要的职责是防洪、防汛管理,而淤田司、司农寺等都是水利监管机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农田水利法在其推行过程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宋朝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水利工程的兴修、垦田面积的扩大、灌溉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增加等等,使宋朝本来呈现“南重北轻”的地理分布状况得以改变,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平衡。

  (二)治水类散文的创作过程

  1071年苏轼第一次任杭州通判,当时的杭州临近大海,使得水饮用起来又咸又苦,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唐代时期李泌开凿的“六井”等到苏轼前来时已经呈几乎废弃的状态,因此苏轼便与太守陈襄协商,一同组织修复了六井,还开辟了新井,在此情况下,苏轼创作了《钱塘六井记》,作品开头讲述了杭州地理条件的变迁以及六井的开发,后又涉及到白居易等人对于六井的疏浚工作,最后两个部分讲述了自己与陈襄修复六井帮助杭州人民脱离用水之苦的过程与结局。
  1077年苏轼从密州调任成为徐州知州,《百步洪·其一》便是他见水势有感而发。在7月中旬的时候黄河决口,仅一月便包围至徐州城下,当时人心惶惶,城中富甲争前恐后地出城避水,而上任只有三个月的苏轼亲自坐镇,下令不许任何人出城,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对于苏轼的言语行动有一定的记载:“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在苏轼的带领下,徐州百姓齐心协力,洪水终于消退。当地人民为了纪念此次抗洪的胜利,还建了一座楼台取名“黄楼”,苏轼也在此写下了《九日黄楼作》来记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抗洪事迹。除此之外,苏轼还撰写了《奖谕敕记》对此次抗洪事件做了一个详细地叙述。
  1089年苏轼又一次出任杭州,在任上他为了更有效地应对灾情,选择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疏浚茅山、盐桥两河的工程,五月初五在呈给三省的《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对于此事亦有记载,他组织人力深挖河道达八尺以上,同时建造堰闸以防止“淤填”和“涸竭”,这也为后世治理因泥沙倒灌造成的河道堵塞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此后他又发觉杭州西湖有“葑合”的趋势,便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制定了他的治湖规划,得到获准后便开掘葑滩、疏浚湖底,并用葑泥堆建起了著名的“苏堤”,同时又计议在湖上建造小石塔,这便是如今著名的景点“三潭印月”。苏轼治理西湖的过程及最终的结果不仅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有所叙述,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中亦有几条与其对应。而在他的《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记述的是他对钱塘江水运危害和治理的认识与建议,但由于调任,石门河工程未能实施。
  1091年苏轼知颍州,当时围绕着八丈沟开掘的问题,朝中分为赞成与阻止两方,苏轼便在阻止的行列当中。他在对颍、淮地形的全面观测及查证之后,得出了八丈沟开挖对陈州水患并无好处,反而还会使颍州加重灾害的结论,因此在上呈的《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等奏状中,苏轼都对八丈沟的开挖表示强烈地反对,在此之后他又疏浚了清河和颍州西湖,并留下了《南歌子》词一首,在苏轼调任扬州时颍州西湖的治理还未完成,而在完工之后苏轼便在《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中写下了“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苏轼:《苏东坡全集(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的传世名句。

  (三)苏轼职官与水利的关系

  宋神宗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为期三年。在此期间他曾协助太守陈襄修复著名的“钱塘六井”,并作《钱塘六井记》以记其事,同时这也是苏轼第一次出任杭州时所做的水利建设。
  宋神宗熙宁十年,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后三个月,黄河决口。“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洪水很快直淹到徐州城下,在城中之人都想逃离的时候,苏轼却以“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来安定民心,并亲率军民抗洪,奋战了七十天终于取得胜利,并在次年重阳作《九日黄楼作》以回忆当时情况。
  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职位出任故地杭州的太守,到任的时候严重的水旱灾害正侵扰着杭州百姓。因此苏轼一方面上奏请求朝廷免去征粮并办理赈灾和防疫工作;另一方面他发动民众疏浚因泥沙倒灌而导致淤塞的茅山、盐桥两河,使得大运河与钱塘江畅通,并建闸防止海潮倒灌。十七年前苏轼修复六井,十七年后他发现西湖竟有一半面积干涸,原因是湖底的一种水生植物令湖床上升,于是便上奏请求疏浚西湖,并用挖出的泥修筑了一条长堤,即著名的“苏堤”,从此“江潮不复入市”[[[]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四库全书》,1346年,第338页。]]。为了更好地治理以及疏浚西湖,苏轼开设了“开湖司”,杭州的水利建设也正逐步完善,然而由于调任,钱塘江石门河工程未能实施,这也是苏轼治水生涯中的一大憾事。
  元祐六年八月,当时是龙图阁学士的苏轼外任颍州,在半年任职期间,苏轼为颍州水利做了三件大事:1.制止开挖八丈沟工程,2.疏浚清河,3.疏浚颍州西湖。这三件事对于颍州的水利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大造福了居住在颍州的百姓。
  元祐八年,苏轼被贬谪入岭南,失去官职的他在岭南依然为水利事业做着贡献,他先是在惠州与一名道士设计了一套引山泉入惠州的系统,后又在琼州说服百姓挖井来饮用井水,并在前任知州陈偁改造丰湖的基础上修建了苏堤、西新桥、东新桥等,并第一次将丰湖改名为西湖。
  宋徽宗即位,苏轼被特赦,返京途中于常州病逝,终年64岁。

  二、苏轼治水类散文的文体类型

  (一)策论类

  策论指就当时政治问题加以论说,提出对策的文章。苏轼策论类散文最大的特点是针砭时弊,以实取材,针对现实的特性十分强烈,并且由于他本人学识鸿博,所以笔下的散文在内容上不仅融入了经史,在写法上也不拘一格,自由灵活。这几点在其治水类散文的篇章中都有体现,因此也得到了后世高度的评价。

  (二)记类

  记类的内容十分复杂,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苏轼的记类散文创作数量巨大,有关于治水方面的记体散文可以归结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一类中。由于苏轼自身刚正不阿,所以在做官时也清正廉洁,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操守。苏轼的民本思想使得他心系百姓、忧国忧民,无论何处任职皆考虑如何造福百姓,也因此做了许多实事,治水便是其中一项。因此这些思想在苏轼的记体散文中都有所体现。

  (三)状类

  状文有行状、呈状之分,而苏轼有关治水的状文皆是呈状类。苏轼状类文章的特色是主题明确、情感真实,通过选取一些客观真实的材料加强对主题的表达,同时注重语言上的简约又不失文采,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在呈上自己关于治水方面的意见及建议时,往往情理结合,以自身实际操作为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苏轼在为文、为官两方面结合准确、应用自如。

  三、苏轼治水类散文的思想内容

  (一)关于西湖治理问题

  苏轼一生中对于杭州的水利建设有过两次重要贡献,而每一次都将西湖治理作为首要工作。第一次苏轼疏通了六井,西湖在当时依然是风景如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苏东坡全集(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但等到他第二次到任杭州时,西湖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淤塞和干涸状况,苏轼上奏《乞开杭州西湖状》,以“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说明了西湖的重要性,并从水中鱼兽遭殃、百姓用水艰难、农田灌溉、航运受阻、酿酒增加税收五个方面详细说明了“不可废”的原因,请求皇帝允许自己整治西湖,在得到准许之后,他发动杭州百姓清除水底的淤泥、葑草,为解决这些淤泥堆积的问题,苏轼想到了一个创造性的办法:将清理的淤泥在湖中筑成了一道长堤,这条“横绝天汉”的长堤以苏轼的名字命名为“苏公堤”,也是当下为人所熟知的“苏堤”。除此之外,苏轼还提出了在湖上建小石塔三五座,在湖中种植菱藕以增加费用来源,并设立了“开湖司”负责西湖长久的整顿治理与疏浚工作。

  (二)关于水利工程问题

  苏轼治水的足迹遍布于他任职的各地,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也因为地理条件、环境等因素而不同,但苏轼最出名的水利工程应该就是闻名遐迩的“苏堤”,除却众所周知的杭州“苏堤”,其实在徐州、惠州都有“苏堤”的出现。
  苏轼在徐州抗击洪水时,亲自带领军民严防死守共筑长堤,经过近70多个昼夜的不懈奋战,才最终击退了洪水。当洪水退去,苏轼立即开始勘察河道,并向朝廷上奏,本拟建石墙大堤,后以木成坝。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苏轼,便将苏轼修筑的长堤称为“苏堤”。
  杭州“苏堤”是苏轼水利工程建设中创设性行为的产物。当时的杭州西湖葑草杂生、淤泥堵塞,苏轼为了解决挖出来的淤泥堆积问题,便选择用淤泥和葑草在湖中筑一道长堤,不仅解决了放置问题,还为西湖增添了别样的美丽。
  惠州“苏堤”是苏轼在前任知州陈偁的基础上为惠州丰湖所建造的,和一同建造的东新桥、西新桥一样,都是为了解决丰湖两岸人民的交通往来问题,苏轼也首次将惠州丰湖改名为“西湖”。

  (三)关于治水政策问题

  苏轼在治水方面的才干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他上奏提出的政策之中。在政策提出之前苏轼会对当地的实际状况进行勘测,并结合民事、情理、自身建议形成充分的政策向朝廷上奏,因此在研究其治水散文中包含的政策情况时,能充分看出苏轼作为一名治水实干家的专业。
  在面对杭州西湖葑草阻塞,水源短缺的问题时,苏轼在上呈给朝廷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先是对于西湖“不可废”提出了五条观点,随后发表了自己的建议。他请求皇帝能将米增价收入再减价卖出去救济灾民,然后把增减消耗剩余的钱财用来招募民工治理西湖,一方面能够让百姓有米吃,另一方面又能获得人手整治西湖,消灭葑草杂生的现象,也消除了日后再次发生西湖淤塞的隐患。
  在面对泥沙倒灌河流阻塞的情况时,苏轼提出了疏浚盐桥河茅山两河的政策,并说明了疏浚完这两条河的利处:“茅山河既日受潮水,无缘涸竭,而盐桥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则盐桥河亦无涸竭之理。”[[[]苏轼:《苏轼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66页。]]同时他又提出了在涌金门内小河之中修置一个小堰,那么就能够让西湖水“活”起来,循环通畅,不再有缺乏断绝的忧虑了。
  在解决西湖堵塞的问题之后,他还就其治理问题做出了一定的整治政策。在清除葑草之后他提出让农民来种菱角,“若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堙塞之患。”[[[]苏轼:《苏轼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66页。]]不仅能让西湖中不再生长葑草,还能将这项税收用于湖堤的保养,可谓是一举两得。
  在面对钱塘江水凶险,船只航线难行的情况上,苏轼提出“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或因斥卤弃地,凿为运河”[[[]苏轼:《苏轼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06页。]]的想法,也就是开发新河来避免浮山航线的的险要,并请求令侯临主持修筑工作,但是由于调任,石门河工程未能实施。

  四、苏轼治水类散文中“情”“理”“和”“实”的艺术特点

  (一)“情”在苏轼治水散文中的体现

  “情”即为“人情”,苏轼对于百姓的体贴仁爱之情在其治水类散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苏轼在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所写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是体现其“情”的典范之作。文章开头并不直接请求皇帝疏浚西湖,而是以西汉末年翟方进、三国孙皓为例,表明兴修水利应以民为重,如果做得不好将会引起民怨。同时在文中也提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苏轼:《苏轼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63页。]]苏轼虽无大权,但依然关心体恤民情,他进行实地考察只为能满足百姓的需要,面对乡亲们因西湖渐废而苦恼不止,他寝食难安,直呼“岂得苟安岁月,不任其责!”[[[]苏轼:《苏轼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63页。]]大声道出了杭州百姓疏浚西湖的强烈需求,满含对百姓疾苦的深切情感。
  如果说苏轼提出治理西湖只是出于对百姓的关爱之情,那也是不准确的。“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轼:《苏轼文集》,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63页。]]将西湖比作人的眉眼,眉目可传情,再联想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于西湖他是以文人的欣赏、赞美的情感来看待的,那么他又如何能忍受失去如此美景呢?
  《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不仅有对黎民百姓生活的忧虑关爱之情,自身对西湖美景的欣赏惋惜之情,还存在着一个佛教徒对于生灵存亡的担心:在列举西湖不可废的五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是如果西湖不治理,那么湖中的鱼类将会遭殃。苏轼没有先言西湖废弃给人带来的影响,反而是为湖中的生物担忧,从侧面来看,不正是因为他心存善意,胸怀天下吗?他的这三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打动的不仅仅是皇帝,也是读到他这些文章的后人。

  (二)“理”在苏轼治水散文中的体现

  “理”即为“理性”,苏轼作为一名地方长官,能客观理性地记录自己在当地的所见所闻所感。苏轼在元祐五年五月初五呈报给三省的《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是一篇以详实为主、以理服人的典范之作。文章开篇便将杭州百姓的生活疾苦暴露在纸上,与《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的引用典故所不同的是,苏轼直接将自己与百姓之间的问答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根据百姓所反映的问题来总结论证自己提出的六条开湖对策。他的语言不再像写《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时那样的华丽,而是一板一眼地将自己的所见、所听记录下来,成为为百姓发声的一个记录员。文章以百姓反映问题、同僚建言为主体部分,苏轼只是将它们进行系统地汇总与整理,并补充了很多的细节和情况,极力为三省长官绘建一个真实的杭州生活场景,可见苏轼作为一方执政官的理性与为民请命的决心。

  (三)“和”与“实”在苏轼治水散文中的体现

  “和”即为“和谐”,“实”即为“实事求是”,苏轼的人水和谐思想及实事求是思想两者密不可分,也是其治水的操作依据。苏轼在杭州上任时,为解决杭州水患,他深入实地考察探究,随后制定出准确可行的治理方案。由于西湖淤塞,无法为人民提供日常的用水,苏轼便发动民众疏浚茅山、盐桥两河,让它们分别与钱塘江水、西湖水相接,这个方案不仅合理有效地解决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同时将出行问题也一并解决;他还建立水闸以控制湖水的储存和倾泻,不但供水问题解决,还免去了疏浚盐桥河的花费与麻烦。
  同样的,在颍州遇到开挖八丈沟这一大事的苏轼,并没有盲目附和朝中赞成八丈沟开工的声音,而是频频到现场进行调查,为了能够测定水位,苏轼在蔡口至淮河之间每25步便立一个标杆,总共立了5811杆,而经过严密的测量,苏轼最终得出了当八丈沟下游的淮河水泛滥时将高出位于上游的蔡口水位八尺五寸的结论,本来用于排水的下泄河道竟然比上游水位还高,一旦八丈沟工程完工,将带给百姓乃至朝廷巨大的损失。在掌握了这些确凿真实的证据之后,苏轼接连上奏了《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等三道奏折,有理有据地陈述利弊,而苏轼通过调查得出的严谨结论也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最终停止了八丈沟的开挖工程,在苏轼的努力下颍州不但免除了夫役钱财,更是消除了可能由人为制造洪水所造成的的巨大隐患。
  千百年来,河湖水系都是主要水资源的载体,而我们对于水资源的需求和索取也越来越大,如何规划水道、建立合理的水利建筑不仅关系到水资源的运输与储存,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要想保护好我们所依赖的水资源,保护好水生态环境,就要学习苏轼实事求是、实地考察的严谨态度,因地制宜,构建出一个布局合理、生态良好、循环通畅的江湖河库水系连通体系,这是做到促进人水和谐的首要要求,也是保护我们生态家园的不可缺少之处。
  苏轼能够有效成功地治理各地的水患灾难,是因为他有一颗务实和谐的治水之心,因此他在每一项工程之前都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进行实地考察,得出缜密严谨的结论之后再因地制宜,选择最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他作为文人的感性与理性也使得他的治水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变,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能了解事件的详细,也能感受到他爱国忧民的深情,可以说苏轼是一位十分优秀且才文兼备的治水大家了。

  五、苏轼治水类散文的评价及其意义

  (一)历代对苏轼治水类散文的评价

  清代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这样写道:“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2页。]]而吴伟业却认为苏轼的散文是“宇宙第一”,改“苏潮”为“苏海”,认为苏轼的文如大海般波澜壮阔,《吕氏童蒙训》中也称苏文“波澜浩大,变化不测”。
  南宋时期是苏轼文章评点的初始之期,吕祖谦、楼昉等人的评点著作是对苏轼文章最早的评定。吕祖谦在作品《古文关键》中对苏文的风格特色进行指出,对于不足之处也进行点明,而楼昉所撰写的《崇古文诀》虽然与《古文关键》在体例上有相似之处,但是评点的方式与其大为不同,他只在选取的苏文之前加一段评语,且评语轻松易懂,通俗精辟。
  明朝中后期是对苏轼散文进行品评的繁荣时期,苏轼对于儒、道、佛等思想的熟练运用赢得了明朝众人的一致称赞。陈于廷称“今海内学士家所人尸户祝、比面恐后者,无若苏长公。”[[[]陈于廷:《苏长公文谀序》,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就连张溥也称苏轼为“宇宙第一人物”,可见苏文在明朝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
  对于苏轼的散文评点从南宋开始一直到明清,自始至终绵延不绝,足可见苏轼散文对于后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且评点大多以称赞为主,少有批评,可见苏轼散文的地位之高,但作为后世研究者的我们,应该用客观的眼光正确看待苏轼散文,摒弃过度褒扬,以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为旨,推动文学评价的进步。

  (二)现实启发及意义

  苏轼在为官为政方面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对于水利建设他有着独到的看法与超前的见解,其在水利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不仅在当时令人称赞,在当世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需要从他留下的水利建筑及作品中窥探出他高妙的智慧,运用到我们实际的水利建设、抗洪救灾工作之中。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可以将苏轼带给我们的启发概括为以下几点:
  1.苏轼的民本思想是其治水的根基。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苏轼有着“百姓之友”的评价,从这一观点来看就能看出苏轼是一个与百姓交好,为百姓着想的人,以百姓的福祉为中心是苏轼一生为官的理想追求。他为官为政的目标不是在于光耀门楣或是贪图享乐上,他的双眼关注的是天下百姓,是黎民苍生,他的内心与百姓的悲欢疾苦相通,他的理想信念使他坚持要救百姓脱离苦海,即使与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有所背离,他也坚持着自己的方向。
  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的时候,正值西湖淤塞、旱涝成灾,运河混乱不堪的交通情况,杭州居民的叫苦不迭,他见此情景十分痛心。于是在他为官不满三年的任期里,他先后完成了建设杭州城供水系统、疏通运河、治理西湖淤塞等大型工程,同时为解决百姓日常生活中用水的问题,他还组织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了升级改造输水管道的工程,重修了六井,开辟了新井,使城中百姓都喝上了甘甜的水,当江南一带大旱,江淮浙井水大都干涸时,杭州居民却依靠着六井躲过了这一浩劫。
  苏轼治理西湖与他认识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国家都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本思想有关,现今的一些水利建设与政绩,往往是为了作秀或是个人利益,而苏轼则是真真切切的为民思考,想为百姓带去福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实事求是、心系苍生的民本思想,让他在那个时代里承受了无数次的贬谪,可他依然不顾自身的利益,只为百姓的幸福而奔波。他兴修水利、赈灾救民、减免税租,为了百姓积极上书、亲力亲为,每到一处便造福一方,以他为名的“苏公堤”就是百姓对他最好的感激与怀念。
  中国有一句老话:“圣人治世,其枢在水”。治理国家与整治世道是相同的道理,水利都是执政者所必须重视的一项工作。时代在不断发展,国家对于水利建设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忘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民为本”,只有心系百姓,将为百姓谋福祉作为最高理想,以百姓满意度作为评价水利工作的最高标准,才能够和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国家才能够欣欣向荣、团结一致。
  2.苏轼作为水利工作者拥有着奉献自我的牺牲精神。1077年,苏轼上任徐州,仅三个月便面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黄河决口直逼徐州城下,一时间人心惶惶,城中富甲皆仓皇而逃,在此紧要关头,苏轼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毅然决然地站在城墙上高呼“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言之铿锵给惊慌的百姓们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他先是召集百姓在城中筑长堤,随后趟泥涉水亲赴武卫营禁军驻地,请求士卒援助自己,禁军卒长深受苏轼感动:“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苏轼带领徐州百姓坚守防线70多个日日夜夜,洪水终于退去。

  结语

  在北宋农田水利法的影响之下,各地官员对于水利建设、农田灌溉、航运通渠都存在着各自独到的见解。苏轼在作为一名治水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文人,因此他的治水散文中不仅存在翔实具体的政策,语言上的丰富,在内容上还突显着他作为文人的悲悯之情。
  苏轼的水利书写体现着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精神理想人格的追求。宋代士大夫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建构起了悲悯世人的理想,而苏轼便恰巧是这样一个理想精神的体现。苏轼每到一个地方上官任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途,始终恪守着自己的职责,对于关乎国家生计的水利事业更是亲力亲为。在为民着想的苏轼眼中,身为朝廷的一员就要做到为君解忧,而他的水利建设及治水散文的书写,都是他作为“百官”而“身体力行”的体现。这种体现,既是他为官为政主张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对于悲悯世人理想的追求。这样的追求及表现,通过他一系列的散文作品呈现出来后,便拥有了极强的审美价值。
  苏轼作为一名成功的治水实干家,他的水利建设有如苏堤横跨西湖,也有如书目记载长留青史,而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治水的理论者,他将自身的民本思想、人水和谐思想、实事求是思想都融入进了他的散文作品中,是他对于理想人格最具体的体现。我们在研究其散文特点的同时更应关注到他治水的思想理念,在当下的水利建设中要参考借鉴并不断反思,如此方能使水利事业福泽万代,使国家因水利事业的成功而更加强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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