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小人物”

“小人物”这一题材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卓越代表,继普希金与果戈里之后,他也关注了“小人物”这一形象系列。在他的小说中,展现了19世纪俄国新旧交替时期“小人物”的心灵与精神的焦虑,突出了“小

  引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鲁迅称作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因为陀氏拥有别的作家无法比拟的力量,可以“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6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大多数作品都紧贴俄国底层民众,但如果因此就把他笼统地归类为寻常的现实主义作家,认为他只是在反映社会现实,或是生活疾苦,这些想法都是不合适的。因此,要想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底层人民的看法,可以从分析他小说中的“小人物”开始。
  “小人物”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精心塑造的一种人物形象系列,指一批生活在俄国社会底层,被欺压、被凌辱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生活贫困,地位卑微,成为作家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追其源头,“小人物”最早由普希金在他的短篇小说《驿站长》中开创,作品以故事主人公维林悲凉凄惨的坎坷一生,具体展现了一个小人物的不幸生活和悲剧命运;之后,果戈里继续大力拓展了“小人物”这一文学形象,通过其代表作品《外套》,塑造了九品文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这一典型的小人物形象,以他的不幸遭遇,揭示了小人物在黑暗社会制度中长久以来遭受的不公和压迫,也表明了果戈里对小人物的深切怜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他们的基础上,通过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以锐利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了“小人物”形象,以他的经典作品《穷人》为代表,叙写了一位以抄写公文谋生的小公务员形象——杰武什金,作品通过他的悲惨经历,反映了底层人民贫穷困苦的生活,切实的描绘了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痛苦挣扎的生活境遇。
  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为俄国文学史上思想较为丰富的一种小说,他对于小人物的塑造也非常成功,有自己鲜明的印记。这种独特性在于,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小人物多么具备典型性,他们始终都是个人,不像我们通常在经典的戏剧中看到的那样,除了包含传统“小人物”的基本特点之外,他们也都没有脱离人性,去成为文学作品中所谓的象征。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经常把笔下的小人物逼入一种绝境,之后再深入小人物的内心,突出他们精神上与灵魂上的焦灼与崩溃,以此控诉一个腐朽的社会。因此,本文将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小人物”,对他笔下小人物的处境以及精神进行深邃解读,从而分析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阶段一般能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穷人》、《白夜》等;后期的主要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以及《白痴》等。作家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其中,小人物形象不占少数。而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后,能够发现作品中的小人物类型是比较丰富的,最为直接的一个方面就是小人物的身份、职业多样化,不仅包含典型的小官吏、小职员,也有大学生、女佣等多种角色。这些小人物虽各有其鲜明的特色,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被生活的苦难逼进绝境。在面对底层生活的倾轧,面临艰难窘迫的生活处境时,小人物们对待不幸命运的抉择方式又不尽相同。

  (一)进退无门的小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第一类小人物是小官吏和小职员们,这些小人物展现了19世纪俄国先前传统意义上的“小人物”特点,是处于官僚制度末端,饱受欺凌的被损害者。例如《穷人》中的杰武什金、《罪与罚》中的马尔梅拉多夫,在贫穷到一无所有的地步下,他们在嘶喊中希望能求得基本的生存权。然而冷酷的现实却总打破他们的幻想,即便他们再怎么想方设法,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也始终都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只能向无情的社会发出控诉与呐喊,任凭命运的摆布,精神痛苦异常。
  杰武什金就是一个处于这种境遇下的小官员,生活中他处处遭受着白眼和欺辱。即便是这样,他也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竭力靠着微薄的薪水渡日。然而贫穷始终迫使他遭受人们的贬低和伤害,在他当众弯腰捡拾纽扣时,在他想要刷洗身上的泥浆而被门卫拒绝时,这些难堪的场景都使他感到绝望,这些欺侮甚至在他的心灵中引起震颤。所以当杰武什金遇到和自己一样不幸的孤女瓦莲卡之后,他立刻精神焕发,如同找到出路一般,他像父亲一样爱护她、帮助她,视她为自己的亲人。他们彼此倾诉着内心深处的想法,互相安慰对方,当杰武什金感叹他在别人眼中连块抹布都不如的时候,瓦莲卡在信中劝他:“您要记住,贫穷不是罪恶。我们不必绝望,因为困难都是暂时的!”她让杰武什金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并且甘愿为她付出一切。因此,在瓦莲卡迫不得已嫁给地主贝科夫之后,杰武什金彻底绝望,命运为他打开的最后一扇窗被关上了,他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精神安慰也被夺走了,再没有什么能使杰武什金支撑下去的希望了,所以他发出悲痛的哀嚎,不再挣扎。
  另外,《罪与罚》作为一部深刻且富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作品中同样塑造了许多进退无门的小人物。其中,马尔梅拉多夫是个退职的九等文官,小说一开始,他甚至在酒馆向一位陌生的青年诉说生活的残酷,可见他经历的一系列磨难,使他急于宣泄出来。他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因为没有别的人可找,没有别的路可走哇!任何人都要有条生路哇,不管是什么样的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他还说“您明白吗,您明白什么叫走投无路吗?”[1],这些话不仅心酸,还可以看出小人物在走投无路时的无可奈何,这是绝望到何种地步才发出的哀叹!马尔梅拉多夫的妻子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同样进退维谷,在她身上体现了强烈的自尊心。虽然处于社会底层,但她不仅为了生存,更为了自尊,为了尊严去斗争。卡捷琳娜经历了两段婚姻,在她的第一段婚姻中,她与一个步兵军官私奔结婚,然而丈夫却嗜赌如命,经常毒打她;第一任丈夫死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同样穷困潦倒的马尔梅拉多夫,但生活仍旧在赤贫的生死路上不停挣扎。她视尊严如命,面对房东太太的欺辱,她也执着坚守着苦难之人唯一仅剩的精神家园,她不止一次将少女时期获得的奖状拿给人们看,仅仅只是不愿自己被人看不起。在这唯一保留下来的幸福回忆里,卡捷琳娜捍卫着自己的尊严。然而,在沉重的苦难面前,没有什么是可以完整保全下来的。最后,物质生存无法维系,唯一的精神支柱也被彻底摧毁,所以卡捷琳娜最终只能走投无路。

  (二)自我牺牲的小人物

  这类小人物为他人活着,他们愿意牺牲自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追求善良的爱,崇尚基督精神,有着坚定的信仰。虽然总是历经苦难,但苦难使其神圣崇高。他们往往通过真诚无欺的爱感化他人,无论处于多么险恶的境地,面对多么狡诈的人,这些小人物都保持着精神上的纯洁,不畏惧生活带给他们的折磨,并且尽力拯救处于不幸中的人们。他们用高尚的品德显示出人性中的光辉力量,甘愿通过自我牺牲,来净化人类灵魂中的痛苦。不仅如此,他们还热爱苦难,在经受苦难的过程中获得心酸的满足和痛苦的享受。
  《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在全家几乎快要被饿死的时候,她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自愿成为一个被人们所不屑、被社会所唾弃的妓女,她做出的牺牲令人感动。上帝是索尼娅唯一的精神依托,她如同虔诚的信徒,经常祷告。她脑海中的观念是学会自我牺牲和忍受苦难,相信上帝的一切。所以她为家庭牺牲自我,祈求用自己的牺牲去维持家人的生命。索尼娅还有着一颗宽厚博爱的心,她默默承受苦难,希望可以用这种思想感化其他人,去获得属于灵魂的真正安宁。拉斯科尔尼科夫就是在经过她真诚的感化之后,才坦诚了自己的罪行,从而获得了灵魂上的救赎。
  另外,《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内莉、娜塔莎也属于这类小人物,她们牺牲自我,在受苦受难的过程中宣扬爱与宽恕的精神。内莉虽然过着异常贫困的生活,但她却是个倔强且富有自尊心的女孩,她似乎以自己的痛苦为乐,以受苦受难为乐,在意识到命运对自己的不公时,内莉甚至经常刺激自己的心灵创伤并引以为乐,她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基督教信仰中受苦受难的现实主义精神。娜塔莎则认为爱一个人就应该为他牺牲一切,“以苦难洗涤一切”[[[1]于晓飞:《“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和“恶的强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两类人物研究》,《现代语文》,2014年第1期,第75页。]],她向万尼亚承认,即便为自己的爱人阿廖沙历尽苦难她也认为是幸福的。她们都能够从苦难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并且从她们的表现看来,受苦受难可以让她们在精神上呈现出圣洁宁静。
  此外,《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同样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他是一位真正虔诚的信徒,打从一开始,他就走了一条与两位兄长全然不同的道路。他从不把别人带给他的委屈放在心上,也从不去批判任何人,他在人们眼中真诚可爱,毫不做作,有着一副热心肠,总是致力于帮助别人,所以大家全都打从心底爱他。不仅如此,阿辽沙身上这种无私的高尚品德,还使得他希望能够通过爱,结束人类的苦难,帮助人们实现团结和谐,从而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自由与幸福。因此,在这一类小人物的身上,体现了宗教救赎背景下的谦卑博爱,他们始终坚信受苦受难能够涤荡人们的灵魂,所以他们在自我牺牲的时候,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宣扬爱,以此感化他人。

  (三)铤而走险的小人物

  不同于前两类小人物,这一类小人物被社会转型时期涌现的外来观念所影响,试图寻找新的规则实现目标,他们的思考中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时代精神。在思考与上帝有关的问题上,他们的意志并不坚定,甚至怀疑以及否定,例如德米特里、伊凡以及拉斯柯尔尼科夫等。面对社会新兴思潮的涌现,这类小人物结合着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来设计人生和未来,然而其结果却是精神上得到痛苦的惩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面临着铤而走险带来的危害。
  《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无神论者,在思考超人哲学的过程中,他决定极力反抗自己正面临的迷惘现实。他要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而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人”,他竟然以残忍杀戮生命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超人意志,结果却在实现非凡的超人意志后堕入更为痛苦的精神分裂之中。这种痛苦不但造成他肉体上的折磨,也险些使他的精神世界枯竭。这样的恶果正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看似理智,实则背离信仰的情况下铤而走险造成的,若没有抛弃信仰去实现超人理论,他的心灵世界也不会与正常世界脱轨。
  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则更容易被生命的本能所驱动,乃至于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他是卡拉马佐夫家的长子,一开场就以和父亲敌对的状态出现,他的性格中有暴躁专横的一面,为了争夺女人和财产与父亲大打出手,是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曾当众说出要杀了父亲的话,所以当这桩惊人的凶杀案发生时,他立刻蒙受了不白之冤,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凶手。从表面看,德米特里身上有与父亲一脉相承的气质,他们同样生活放荡、纵情享乐,被肉欲驱使做出荒唐的行径。但和老卡拉马佐夫不同的是,在德米特里身上能够感受到灵与肉的冲突,他是集崇高与卑劣于一身的人物。他的内心既有动物性的情欲,也有人性善赋予他的羞耻感,对未婚妻的背叛使他一直处于愧疚之中,他不可能违背良知,像他父亲一般麻木不仁地活着。一边忏悔,一边继续伤害,翻滚的情欲始终冲击着德米特里的理智,良心的谴责让他处于痛苦中。所以,当惩罚降临时,他反而平静地接受了。他相信上帝,但他对阿辽沙说:“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只是拒绝他的救赎。”
  另外,《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一直在思考上帝是否存在,面对这个问题,他的态度是愿意承认上帝,但是理性的力量却又使得他在心底,不断质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于是他也选择铤而走险,提出若没有上帝,一切都可做的自由意志,最终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局面。因此,从对这类小人物精神本质把握的角度来看,他们“灵魂深处是不缺乏改变命运的激情与冲动的,只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和机遇的悖谬阻碍了他们通过正常途径来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于是铤而走险就成了他们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选择”[[[]惠继东:《底层的人们: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24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小人物”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精神特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越时代的艺术表现力还在于,对“小人物”精神层面的描摹十分细微,通过对他笔下小人物精神面貌的深入探析,能够发现小人物的精神特点不只是通过陀氏对人物由外入内的形象描写,也有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由内向外的形象表述。纵观他们精神历程的发展,小人物的精神特质从外在的性格、行为,到人物的心理都有所体现,表明了人内在自我的复杂性。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出的众多小人物,他们在精神特质上的表现是有其显要特征的:既有部分人物共通的一面,也有人物自身呈现出的多面;有相似的善举,也有各不相同的恶行;还有困顿到一定地步,乃至无法保持理性一面的深刻变化。而这些特质都促使了小人物呈现出不同面貌,深刻地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是不断发展的。

  (一)精神特质

  1.软弱无能
  陀氏笔下有相当一部分小人物身上存在着软弱无能的特质,在面对现实社会总带给他们心灵重创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往往是无能且甚至需要别人拯救的。他们有对光明的向往,却被社会压抑得太过,即便做出细微的反抗,那也始终停留在意识上,没有对现实生活起到作用。并且小人物很容易被外界察觉出软弱无能的精神特质,因为它不仅体现于小人物对许多人、许多事的忍耐顺从上,也体现于他们对无法改变现实状况,追求理想生活的无力中。所以这种精神特质对他们来说,既无法拯救自己,也帮不了他人,甚至有可能伤害到别人。
  《罪与罚》中,索妮娅的身上表现出了这一精神特质,她心里一直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现实却是家庭的重担几乎要压垮她,当继母跪在她的床前,索妮娅根本没有办法做出任何抗争行为,这既表现了她心地善良的一面,也同样表现了她痛苦无奈只好妥协顺从的一面。生活的一贫如洗使得她沦落为一名被人瞧不起的妓女,这一点就已经使得她在意识中自轻自贱了。因为卑贱的身份索妮娅被许多人欺压凌辱,当卢仁陷害她偷钱的时候,面对施加在她身上的轻贱与羞辱,她感到窘迫尴尬,却未能表现出激烈的反驳或抗击行为,这种软弱到无能的地步有时也让人觉得怒其不争。
  杰武什金同样表现出了软弱无能的特质,甚至更胜过索尼娅。他一边追求体面美好的生活,一边安于现状,浑浑噩噩渡日。他既敏感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当贫穷使他遭到同僚的嘲笑与歧视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对社会抱有极大不满,这时他也只是自嘲自己的无能。杰武什金把这些情绪都压抑在他脆弱不堪的精神世界中,当他发现越来越无力与生活抗争的时候,他干脆选择了借酒消愁,麻痹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这些迹象都表明了杰武什金逃避现实、软弱无能的特点。小说《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奉行忍让、宽恕、博爱的准则,他是善良的,然而他的结局也是悲惨的,他的悲剧性也正是由于他的软弱,这种特点体现在他不仅没能救赎娜斯塔西娅,还毁了阿格拉娅的幸福,在同时伤害了两位女性之后,他的内心摆脱不了残酷的现实,于是自暴自弃,最后成为了真的白痴。
  从这类小人物的命运可见,他们展现出的内心世界都有美好的一面,但是精神上遭到的各种各样的磋磨,才使得他们表现出软弱无能的特质。因此,在面对强大却又无力反抗的现实时,他们或是将苦闷积于内心,或是通过毫无作用的方式宣泄出来,亦或是逃避现实,从而陷入自己崩溃的精神世界之中。在没有经过激烈的呐喊、挣扎的情形下,他们就这么自暴自弃的顺从了命运的安排。这也说明了不敢与命运展开斗争的软弱性,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因此,虽然他们展现痛苦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他们的精神特质中,始终都没有摆脱软弱无能的特点。
  2.复杂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还有一些小人物的精神呈现出复杂的特性,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戈利亚德金、伊凡·卡拉马佐夫等。这些小人物的精神世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对话斗争中,意识的分裂造成他们处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而这种复杂性具体表现在意识造成人物形象本身呈现出的不同面。这种不同的精神面貌甚至会使小人物陷入难以解决的困惑中,并且对人物的心灵也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损害,人物本身也会感到精神上的自相矛盾。因此,这种复杂性造成的精神烙印则要更为深刻一些。
  《双重人格》中戈利亚德金的精神混乱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面恪守本分,凭借自己的努力生活,另一面又希冀进入上层社会,企图通过娶到贵族小姐以此达到目的。一面善良,另一面又不乏剥削。当他在供职部门的存在价值遭到人们忽视时,戈利亚德金备受压抑,他想改变现状,但他的生存困境又并不容易改变。之后,戈利亚德金在经历克拉拉小姐的生日宴会上被轰出去这件事情后,他的心理发生了一系列转变,个人意识中分裂出了一个同貌人,而这个同貌人形象其实是他的另一面,是他内心希望实现生活欲求的结果。由此可见,戈利亚德金的精神状态一直是矛盾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性让他陷入了迷惘的现实之中,是一种病态的精神特质。
  《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上的复杂特性则更为深刻。他一方面保留着善良的悲悯之心,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帮助过一个患病的同学,在那个同学去世后还去照料了他的父亲,还曾冒险从一座失火的房子里救出了两个小孩子;另一方面,他又很残忍,他痛恨就像放高利贷似的的当铺主人。于是他决定替天行道,他用斧头把阿里拿伊夫诺太太以及她无辜的妹妹砍死了,然而杀人后得到的“惩罚”却让他备受折磨。如果说“良心迫使他去自首,良心又使他意识到自已杀人并非是罪恶”[[[1]周启超:《经典的深度与品读的维度——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谈起,《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67页。]],拉斯柯尔尼科夫始终处于这种复杂的内心冲突之中,他一边想成为拿破仑那样非凡的人,另一边又时时刻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及道德上的强烈谴责。在犹豫是否要自首时,他深感自己犯了罪,但他的内心又一时难以放弃自己的超人理论,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他的精神世界在外界的持续干扰下,三番两次陷入危机之中,他种种无意识的反应,也几次险些导致全盘溃散。由此可见,陀氏通过小人物反常、混乱的状态表现了他们精神上的不同面貌,在自我意识中不断挣扎的小人物也显示出了他们的痛苦。

  (二)由精神到行为

  1.善良的举动
  陀氏笔下小人物的精神特点不仅局限于人物表现出的外在特质,也包括人物自身外化出的实际行动。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小人物各有表现,他们从各自精神意识中分裂出的举动虽然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行为是很相似的。可以发现,在陀氏的一些小说中,都出现了送钱这样的行为,这个举动表明了他们心地善良的一面。例如《穷人》中的瓦莲卡,瓦莲卡本身就是一个孤女,无依无靠,生活上也过得非常贫困,然而当她见到杰武什金租住地方的女佣捷列扎时,她觉得这个被冷酷房东无情压榨的善良女人也很可怜。她的一脸病样让内心柔软的瓦莲卡心生同情,因此她将辛苦挣得的二十个戈比给了捷列扎。杰武什金也是如此,他甚至在更为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种令人感动的举动,在他全身上下只剩二十戈比的时候。即便他知道这些钱要用在紧要的开销上,他还是将唯一仅剩的钱都给了贫穷的邻居戈尔什科夫。他们在个人生存土壤那么贫瘠的状况下,没有泯灭人性光辉中的善念,反而发挥精神意志中高尚的品质,仍然下意识对他人抱有善意的举动。
  《罪与罚》中同样出现了送钱这样的善良举动。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酒馆遇到马尔梅拉多夫之后,他把这个可怜人送回了家里,在亲眼目睹这一家所面临的糟糕处境之后,不由得心生怜悯,所以他临走之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铜币,在没有多加思索的情况下就放在了马尔梅拉多夫家的窗台上。之后,他在转身准备下楼的时候却稍作犹豫,他心想这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啊!他们会有索尼娅的帮助,而自己却是真正的一贫如洗,但是仁慈的心又让拉斯柯尔尼科夫想到,若是没有这笔钱,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很有可能明天就挨饿。在自我内心中来回反驳一番之后,他还是把所剩不多的钱财留给了这个可怜的家庭。这一点说明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个人精神由于贫穷陷入危机时,人性深处的善良依旧坚守着发挥它的作用。
  此类送钱的行为还发生在陀氏小说中的许多地方,也有部分小人物并不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但他们对穷人做出的善良举动仍然值得夸赞。这些都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虽然大多异常贫困,但他们都心怀怜悯,常有让人钦佩的善良行为,虽然有所犹豫,但是更显可贵,这是小人物由精神到行为展现出的让人动容的一面。
  2.以恶抗恶的行为
  小人物精神转化出的另一种行为的表现方式是“以恶抗恶”。《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做出的弑父行为就是对“恶”做出的反抗举动。在这部小说中,费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大家长,他是一个非常荒唐恶劣的人,对于他种种狡诈无耻的行为,人们感到深深的不齿,他是一个自私贪婪、色欲薰心的“恶人”,斯麦尔佳科夫正是这样一个恶人的私生子,他所有不幸的源头就是费多尔·巴甫洛维奇造成的。当德米特里和费多尔·巴甫洛维奇为争夺格鲁申卡而大打出手时,斯麦尔佳科夫却说出“一条毒蛇去咬另一条毒蛇”这样的话,可见他对巴甫洛维奇是多么的憎恶。之后,在伊凡“既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的理论影响下,他杀害了亲生父亲,以此恶行来发泄长久以来堆积在心中的对老卡拉马佐夫的怨恨。而这一连串的举动都反映了他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他是个真正疯狂的杀人犯,什么也不想拯救,包括他自己。因此,斯麦尔佳科夫才会在仇恨和蔑视的刺激下采取恶的行动,任由自己的精神处于混沌凌乱的状态。
  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同样发生了以恶抗恶的行为。贫穷狠狠地折磨着这个穷大学生的心灵,精神也面临来自四面八方无法摆脱的压迫,所以他思考出了一套自己的哲学,为了证明这套哲学,也为了替社会做一件“好事”,他决定以恶抗恶,于是杀掉了那个吝啬可恶的老太婆,以此报复她榨光穷人“鲜血”的恶行。这种以恶抗恶的方式,往往是小人物们精神濒临绝望时的一个举动,带有报复性。此类以暴力对抗不平等的举动也总是导致犯罪,造成的后果是小人物们难以承担的,所以陀氏对这类小人物抱有同情,但是并不赞同此类行为。

  (三)精神变态

  鲁迅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性与伟大性。他说:“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确实如此,读他的作品总能触及心灵,这是因为陀氏总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物进行拷问,他把人物灵魂里的东西都统统挖掘出来,他所揭示的疯狂状态、变态心理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因此,一读他的作品,便能直接触碰人物的内心,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在他的小说中,对小人物心理描写得比较卓越的作品有《罪与罚》,书中运用大量篇幅描绘了人物癫狂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后的心理,进行了详细的刻画。杀人前,拉斯柯尔尼科夫犹豫着是否要实施,在前一天还因此病倒了,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就已经充满了矛盾;在杀人之后,他反而出现了更为疯狂的心理变化,自我谴责与自我辩解在他的脑海中不断交替。内心的惩罚,以反复几次生病、折磨他肉体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精神变态几乎到达令人心惊的地步。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道德、法律、性格都可能成为引起心理变化的各种不可捉摸的因素。善与恶在他的灵魂深处不断交织,心灵的隐秘都通过内心独白、梦境、幻觉等方式呈现了出来,所以可见他的精神冲突相当激烈。
  精神变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身上也有所体现,他是理性的无神论者,然而在经历了斯麦尔佳科夫承认他杀人是在自己的理论鼓动下之后,伊凡的内心世界几近崩溃,理性上,他承认斯麦尔佳科夫“弑父”的很大一部分缘由是因为他,但情感和道德上他无法承担那么大的罪名,所以他的心灵发生了剧烈的震荡。而当上帝和理性发生尖锐的冲突时,他只好在变态心理中寻找平衡,因此最后变得精神错乱。精神异常的小人物也包括杰武什金,杰武什金长期过着屈辱的生活,有着深深的自卑感,他总是敏感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下,但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的精神防线崩溃。由此可见,陀氏笔下许多小人物都有着精神变态的特点,这与他长期观察、分析变态心理有关。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绝境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总让人产生一种揪心的感觉,不仅仅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处于绝境,更因为这些人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近乎于自虐的自省。从《白夜》到《罪与罚》,从《地下室手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种自省永远是小说最为出彩之处。几乎可以说,陀氏之所以执笔写作,正是以此为动力,也以此为目的。在这一点上,鲁迅评价陀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李伏虎:《阿Q——世界文学画廊中最复杂的典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第34页。]]他赤裸裸地揭露了小人物们在绝望中精神崩溃的过程,突出被欺凌者、被损害者的痛苦,同时,在精神的苦刑之下,他把小人物们送到了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他的残酷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他总是亲手给笔下的小人物制造苦难,将他们置于物质或精神断绝的险境,并且又利用精神惩罚,送他们到那寻求反省、矫正、忏悔与苏生的路。

  (一)物质的绝境

  陀氏笔下有一些小人物并不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他们的命运却甚至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还要不幸,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穷。人穷,您还能保持与生俱来的高尚的情操,可是穷到一无所有,那就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办不到了。而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随着社会的转型,令人触目惊心的赤贫现象出现。俄国城市贫民开始察觉到生存环境潜伏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走投无路,在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中难以生存。因此,这个时候的小人物变得更加难以生存下来,他们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不免走上罪恶、颓废、悲苦的道路。
  《罪与罚》中的京城彼得堡本该是最繁华的大都市,而陀氏却在书中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不堪入目的景象:有街头上被飞奔而来的马车撞到的小公务员,有发疯的妇女带着孩子沿街卖艺乞讨,有在路两旁的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酒鬼,有当街卖淫的妓女,也有投河自尽的女工……在这里到处都是在赤贫的生死线上痛苦挣扎的人,繁华的大都市背后充斥着城市贫民的血与泪。与此同时,更加可悲的是,还有一部分人被金钱异化,他们为了财富绞尽脑汁,不顾社会的各种伦理道德,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侮辱、诬陷平民,誓要剥下穷人最后一层皮,他们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陀氏就是这样,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一个金钱登上宝座,人被异化为物奴的王国”[[[2]徐晓文:《“在人的身上挖掘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6页。]]。因此,如果贫穷是一种罪恶,那么金钱也成了一种罪恶。
  《穷人》中,杰武什金的同事认为公民最重要的美德是会挣钱,可想而知,在此类荒诞观念当道的社会中,没有金钱的“穷人”面临着多么艰巨的物质上的绝境。单单是交不起房租被女房东羞辱这样的情形,在陀氏的作品中就屡次发生。《穷人》中,戈尔什科夫一家的境遇也是城市贫民家庭的一个缩影,它使我们看到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穷人无力的呻吟,人被贫穷折磨到只剩眼泪的地步。无论是饥饿的孩童,还是被贫困压弯脊梁的成人,每个人都拖着一副孱弱的身躯在人世间绝望地苟活着。这个时候,小人物们并不恐惧死亡,反而害怕的是面对这样没有希望的生活。由此可见,物质的难以维系是小人物们面临的绝境之一,而物质的绝境又会进一步导致小人物缺乏个体价值的意识。在赤贫的状况下,小人物们的心理往往尤为自卑,他们衣衫褴褛,连一双靴子都买不起,不但要承受社会大环境的压迫,自己也总是小心翼翼,受到人为环境的重重压抑。因此,陀氏笔下杰武什金们的悲剧就不值得称奇了。

  (二)精神的绝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不仅面临物质层面的饥寒交迫,还要承受精神世界的沉重打压。在他的小说中,一部分小人物由于精神分裂从而陷入极端状态,以致最后的悲剧命运。而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当时的俄国正被各种外来文明入侵,人们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不同类型的思想和学说混杂在人们的头脑中,伦理道德标准也日趋混乱,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渐渐动摇。英雄与恶棍、圣人与小丑、贞女与淫妇都出现在社会的舞台上,善与恶交织,小人物们的灵魂痛苦不堪,小丑们却不知廉耻、自甘下贱,一副催人欲吐的丑恶嘴脸。此时,陀氏笔下的小人物受到外来观念的冲击,致力于思考生活中的不合理之处,他们固执的坚守着尊严,保持独立的思考,并不愿意从众。因此,他们的脑海中总有奇怪的想法,“始终游离于世俗之外”[[[1]丁世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自由特性》,《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85页。]],是一个极具矛盾性的人物群体。
  这部分小人物中有白痴、杀人犯、癫痫病患者,他们总是身心异常疲惫,精神上孤独、彷徨、迷惘。自由带给他们思考的空间,然而却也导致悲剧:伊凡的思想间接造成一桩惨案,精神世界被彻底摧垮;拉斯柯尔尼科夫陷入自我意识中,犯下滔天罪行;梅什金在信仰中寻找归宿,最终也未能拯救世界的苦难,反而连同其美德一起被这可恶的世界毁灭了,成了真的白痴。他们或学识渊博,或聪明过人,或善良温顺,但都缺乏摆脱精神危机的能力,所以他们命运都受到摆布,精神走向分裂。另外,陀氏也突出了小人物身上的自省。不管是《白夜》中的幻想者,《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伊凡,还是《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他们都有通过内心的自省,反映出思想上的挣扎。并且他们的精神带有自虐导致扭曲及病态的过程:有的心理严重扭曲,如“地下人”;有的精神错乱,如伊凡;有的精神分裂,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由此可见,他们大多被置于精神的酷刑之下,要感受到的苦楚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这些小人物经常导致意识上的混乱,从而造成精神面临绝境。
  除此之外,陀氏在他的小说中还写到了爱的绝境,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部作品中,主要有两条线索,而根据这两条线索也展现了不同的爱:一条线索是娜塔莎对阿廖沙的爱,她的爱看似果敢,实际却更多的体现了基督教中忍受苦难的精神,是没有结果的爱,并不值得。对于娜塔莎来说,万尼亚为她付出的爱情则要更为无私。在心上人娜塔莎与阿廖沙相爱之后,万尼亚没有怨恨,反而一直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另一条线索则与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有关,他是一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有目的的爱,他虚假的爱也展示了他个人本质的恶劣。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这些悲剧因素展现了无望的爱,揭示了爱是注定无法逃避的绝对性悲剧,是即便付出全部,也不能真正实现的爱。因此,陀氏借他笔下的爱情结局表明了爱是人的分裂,也是精神的绝境。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与其他“小人物”

  在俄国文学史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还有一些作家此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现实主义小人物形象,然而他们对小人物形象的描写都是有其鲜明特色的。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到果戈里的《外套》,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深度在不断加深,由身份、地位、阶层、物质的“小”向精神、心理内化的变态的“小”发展,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家研究了“小人物”的多个方面,所以小人物形象才更加立体。此外,他们不停地创作“小人物”这一主题,目的是将俄国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揭露给读者看,不但批判了俄国社会黑暗的现实,也对“小人物”悲剧式的命运展开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一)普希金笔下小人物的身份之“小”

  在创作“小人物”这一主题上,普希金走在了俄国文学作家的前列。他笔下小人物的“小”主要体现在身份、地位上,例如小说《驿站长》中,普希金家把维林这个十四品文官社会地位之“小”描绘的淋漓尽致。维林是一个每天都要接待往来客人的驿站长,主要的职责是为客人配备驿马,他整日从头忙到脚,还要时不时承受旅客的训斥,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是个十足的受气包,社会地位非常卑微。女儿杜妮亚是唯一陪伴维林的家人,即便在他总是承受旅客毫无道理的怨气时,只要有杜妮亚在,他也总能打起精神。然而,军官明斯基的到来却打破了一切,他骗走了杜妮亚,这让维林深受打击,但他没有放弃找回女儿,于是他追到了彼得堡,却被明斯基轰出门外。故事中,普希金详细叙述了维林四次寻找女儿的过程,他以恳求的态度希望明斯基能把女儿还给自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三番两次的羞辱,由于他与明斯基身份悬殊之大,所以他明白即便告状也无济于事。面对贵族阶级的强暴,维林无能为力,在等级森严的上层社会面前只好退步,最终失去女儿的他也失去了活着的希望,就这样拖着孱弱的病体抑郁而死了。所以在这篇小说中,普希金借助维林不仅批判了俄国的官僚主义,也揭示了俄国封建制度的专横。同时,还表明了小人物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体现了小人物因社会地位卑微造成的局限性。

  (二)果戈里笔下小人物的物质之“小”

  在普希金之后,果戈里推动了俄国“小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升华,他笔下小人物的“小”不仅仅停留在地位阶层上,还朝精神方面有所发展,最直接的体现是小人物因物质贫乏展现出的卑微人格。《外套》里的巴什马奇金同样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小”就连名字上都有所体现,“巴什马奇金在俄语中有‘鞋子’之意,它隐喻了主人像鞋子一样被践踏的一生”[[[]汤文菲,朱铁梅:《透视灰色人生的三棱镜》,《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11页。]]。在多年的小职员生涯里,他具体的工作就是不停地抄写,他也把抄写这一工作当作一种无比虔诚的事情来做。在巴什马奇金的工作环境里,他一直受到周围人的漠视,同事们冷漠地嘲讽他,上司强横地命令他,就连守门的人也对他不理不睬,所有的一切都令他习以为常。因此,这不仅表现了果戈里对小人物处于官僚社会底端的同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人物精神上的卑微、麻木。
  在果戈里的《外套》中,巴什马奇金的“小”主要集中在他对外套的渴求。当他用好不容易积攒来的钱买了一件外套时,他是多么的心生喜悦,这是他用来维护地位与尊严的全部希望,然而这也被抢走了,之后,巴什马奇金就因伤心过度而亡。由此可见,在巴什马奇金的身上,维持内心的尊严值得他倾尽所有。小说中最为荒诞的地方是,他死后的灵魂最后又抢走了别人的外套,显得可笑又心酸,生前未能获得的人格尊严,直到变成幽灵后还要执着。这就是果戈里笔下的小人物,既令人同情他们的不幸,也使人深感他们的懦弱。总的来说,果戈里不仅延续了普希金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同情,还通过物质之“小”引发的惨淡结局,进一步凸显了小人物精神力量的弱小。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人物的精神之“小”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继续拓展了“小人物”这一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小人物精神之“小”表现得要更为明显。而与普希金、果戈里最大的不同在于,陀氏把描写重点深化到了小人物的内心剖析上。在他的书信体小说《穷人》里,深切的体现了“小人物”们的渺小卑微。主人公杰武什金与巴什马奇金的职业一样,都是抄写公文的小官员,他们都因为地位的卑下时刻遭受周围人的蔑视,人格因此受到践踏。不同的是,杰武什金虽然也忍受着贫穷之苦,但是他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并且他的内心仍旧向往美好,他热情善良,对瓦莲卡奉献出了深厚的爱。在因为贫穷被人取笑时,杰武什金觉得难以忍受,他对人格遭到肆意欺辱的社会发出抗议,这说明他“人”的意识有所觉醒,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陀氏笔下小人物形象的独特。
  在分析笔下的小人物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直接对人物心理作出理解,在对人物心理作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既让人们了解到小人物受到的戕害,也丰富了人物内在的多样性,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小人物精神状况的虚弱。而对比此前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陀氏笔下的小人物因其内心世界呈现出的争辩而受到关注,他们既有抱怨、心酸、悲苦的一面,也有追求进步,表达诉求的一面。因此,陀氏与普希金、果戈里相比,他不仅看到了小人物的受穷受欺,更看到了小人物心灵发出的控诉以及精神深处受到的折磨。

  小结

  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小人物”形象的分析,能够明显勘察到小人物艰难的生存处境,因为陀氏总是将笔下的小人物置于难以想象的绝境,使小人物们在社会中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肉体和心灵同时遭到双重压迫。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可以发现其中的小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富,不同类型的小人物面对生存困境的表现各不相同。他用一系列作品揭示,贫穷的罪过既表现在人类生存的外部物质层面上,也体现于人们的内心冲突以及精神上造成的巨大恐慌中。对处于黑暗社会环境中的小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其进行了人道主义关怀,对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表达了深切同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小人物们虽对现实困境抱有极力摆脱的态度,但却总被各种现实因素影响,他们的不幸结局不仅受到当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他们自身的精神特点和思想观念。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两位作家进行对比,陀氏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拓展了“小人物”这一形象系列,他不仅着重描写了人的内在复杂性,还深刻地反映了恶劣的社会环境对人物美好心灵的摧残。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小人物心理的描写,既批判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虚伪和荒诞,也揭示了人们在畸形社会的压迫下,恶欲本能的复苏膨胀与道德价值观下折磨的,痛苦不堪的精神灵魂之矛盾。总体而言,陀氏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做出的贡献是,把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与普希金等人笔下的“小人物”虽然有所差别,但大都经历了不幸的命运,在关注俄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他们也都陷入了小人物路在何方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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