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视域下《源氏物语》中女性形象解析

《源氏物语》这一经典文学作品已经被中外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但是基于文学伦理学理论对《源氏物语》进行分析的却不多。《源氏物语》中一众女性形象都是伦理环境下的弱者,近亲政治联姻制度和访妻制使得女性饱受压迫,女性为了适应婚姻制度逐渐

  引言

  文学伦理学是文学批评方法之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1]。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进行文学伦理学研究:人和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我四方面。聂珍钊教授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倡导者,其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方法。”[[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2]文学伦理学理论主张“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3],本质是“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价值的美学判断”[[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4]。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女性形象、家族意识小说观等方面,鲜有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对《源氏物语》进行研究的,所以本文基于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对《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能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完善该方面的相关理论。在对《源氏物语》进行解读的时候,从伦理环境和语境出发,探索《源氏物语》中女性群体收到的压迫以及女性的斯芬克斯因子和伦理选择。

  一、伦理环境下弱势的女性群体

  (一)贵族近亲联姻制度下的牺牲者形象

  日本古代近亲通婚的现象在日本的书籍中有很多记载,例如《日本文化论》。因为古代日本的社会开化较晚,贵族阶级一直进行近亲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天皇的皇后和妃子全部从同族的皇族女子中挑选。《源氏物语》中的通婚形式主要是近亲通婚,如表亲通婚和同族血亲通婚。女性在联姻中毫无发言权。
  平安时期贵族阶级广泛存在表亲通婚的现象。紫式部进入宫廷的时候,恰巧赶上藤原道长为朝廷重臣。彼时,藤原氏通过担任摄政关白渗透到权利的中心。一条天皇的母亲藤原诠子为藤原道长的妹妹,在日本的平安时期的摄政关白制度促进了日本天皇和藤原家族女性之间形成表亲通婚,伦理在政治权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源氏物语》中弘徽殿女御身上可以看到摄关制度的影子。桐壶帝时期左大臣与右大臣分庭抗礼,右大臣之女弘徽殿女御生下朱雀帝,为了巩固儿子的皇位,她将自己的妹妹胧月献给朱雀天皇为做妃子。右大臣通过姻亲关系掌握国家大权,这种幼帝权臣模式就是典型的摄关制度。源氏的妻子葵姬是一品公主与左大臣之女,一品公主是桐壶帝之妹,葵姬与源氏是表姐弟关系。薰君和匂亲王的情人浮舟是宇治八亲王的私生女,三人之间也都有亲缘关系。
  贵族阶级表亲通婚一直和政治联姻捆绑,女性成为家族利益交换的筹码。源氏与葵姬的婚姻就是桐壶天皇与左大臣的利益合作,桐壶天皇为源氏寻找靠山,左大臣借源氏的恩宠扩大声望。葵姬的态度无人在意,事实上葵姬也只能“似觉稍不相称,心中难以为情”[[[]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葵姬的意见完全不被家族掌权者重视,葵姬与源氏婚姻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联姻的夫妻没有情感基础。葵姬去世之后上至天皇下至百官都来吊唁,左大臣还产生了不合时宜的自豪感。女性的利益和家族的利益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许多贵族女性都成为被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平安时期日本皇族沿袭同族血亲通婚的传统。日本皇族神话可追溯到遥远的神话时期,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亲兄妹结合,生出了天照、月读、须佐之男等子女,之后又生下了日本列岛。日本皇族自称天照大神后裔,为了保持皇族血统的纯洁性,很长一段时间皇族都只进行内部通婚。直到圣武天皇迎娶光明子皇后,日本皇族才不进行大范围内部通婚。而且当时的日本社会处于刚开化的状态,皇族之间的“私通”行为也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社会性禁忌并不严格。藤壶女御是桐壶帝的异母妹妹,她和桐壶帝的婚姻以现代观念来看是不和社会道德的,但是在当时却被大加赞赏。她本人甚至凭借高贵的出身后来居上成为皇后。从中也体现出皇族对于天皇或者是太子的妻子选择上的严格,即便是在妾室则选择上,也依然要求妾室出身于大户贵族。中源氏的生母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即便是有天皇的宠爱,但是由于出身不高,被众人陷害郁郁而终。
  朱雀帝出家前将女儿嫁给亲弟弟源氏,这段亲叔叔和侄女的婚姻依旧符合大众的伦理观念。而源氏的爱妻紫姬是兵部卿亲王的私生女,兵部卿亲王是源氏的堂兄,紫姬和源氏也是叔侄通婚。这两段叔侄婚姻对源氏有独特的意义。源氏从她们身上的到了母亲的关怀和幼年女孩依赖之情带来的满足感。
  日本人对神话中最高母神天照大神的崇拜在发展中变成对母亲形象的依恋。母亲形象是各个文明都重点描写的对象,母亲的原型有很多的意象,比如善良可敬的母亲、伟大的母亲和大地母亲等等,慈祥、善良和包容都是母亲原始的性格特征。“以太阳女神为中心的日本神话世界是一面超越时间的镜子,透过镜子的景象告诉人们的便是已然消逝在历史尘封之下的女性中心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经过神话思维的加工和重构,给后代日本人留下了永远难忘的文化原型——对母亲的眷恋和追怀。”[[[]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日本人崇拜母性,不只对有血缘关系的母亲有崇拜之情,他们认为所有女性都有母性。“日本女人都是母亲,男人都是儿子”[[]伊恩•布鲁玛,《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紫姬身上有博爱的母性形象的光环。紫姬作为藤壶女御的替代品被源氏收藏在身边,他透过紫姬看到的是藤壶女御。藤壶女御对于源氏来说,除了是爱人更是母亲。酷似源氏生母的藤壶女御被社会要求承担的母亲义务,抚育幼年的源氏,给源氏提供了现实的母亲的关怀。所以源氏对藤壶女御的爱里面包含孩子对母亲天然带有的眷恋和渴望,两人的男女情爱之下深藏着母子之爱。源氏爱上庶母是要被社会谴责的,但是他迎娶紫姬却是被社会认可的。源氏在紫姬身上寻找藤壶女御的影子也是在寻找母亲的影子,占有了紫姬等于在精神上占有了母亲,满足了一个幼年丧母孩子对母亲的执念。紫姬抚养明石小女公子,与藤壶女御抚养源氏一样,给予下一代现实的母爱。“她对这孩子注视了一会,抱她到怀里,摸出自己那个莹洁可爱的乳房来,给她含在口中,以为戏耍。”[[[]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母亲温暖胸部是哺育下一代的场所,紫姬的这个类似喂奶的举动使这个未有生育的女性也拥有了现实的母性。紫姬带给源氏温暖,她的死亡实际上就像曾经给予源氏温暖和安慰的太阳陨落,再也不会有毫无保留的爱提供给源氏了。
  女三宫作为一个妙龄少女毫无怨言地嫁给了与自己父亲年级相仿的亲叔叔源氏,或许可推测她将源氏类比成了自己的父亲。紫式部本人可能也有恋父情结,幼年时母亲早亡,父亲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紫式部随父学汉诗汉文,并在女性十四五岁就成家的时代,二十多岁还陪伴父亲前往越前国上任。从中可见父亲在紫式部心中的地位远非一般男性可比。紫式部与藤原宣孝的婚姻也或可看出一些端倪,藤原宣孝比紫式部年长二十多岁,年纪和紫式部父亲差不多了,尚属妙龄的紫式部放弃同龄人选择大龄伴侣,或许是将父亲的依赖、顺从的心理转移到藤原宣孝身上。紫式部在描写女三宫的时候间接表露出自身的情感。
  女三宫作为公主衣食无忧,父亲为她安排好了一切,这样小孩子心性的幺女对父亲绝对是全方位依赖的。从后文描述十三四岁连女性必会的书法、乐器培养和礼仪举止尚不精通,可推测小公主于大事上也不明白。无知无识的三公主,完全听从于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与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光源氏。她顺从源氏,以孩子的样貌和举动面对源氏,对源氏言听计从,知无不言,叫源氏生出爱怜孩子之心。
  幼年的紫姬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源氏刻意囚禁,她从小就没有与亲生父亲接触的机会,幼年时期因为情感的“移置作用”将对父亲的崇拜转移到源氏身上,“现在她只是亲近这个后父似的源氏公子,镇日缠住他。每逢源氏公子从外面回来,她总是首先出去迎接,亲切地向他问长问短,投身在他怀里”[[[]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幼年的紫姬仅将光源氏看成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的男女情欲。紫姬在结婚初期内心是悔恨且愤怒的,从名义上的父女变成夫妻这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乱伦,痛恨源氏打破了自己对父亲的幻想。二人成婚之后,迫于生存压力,与父亲断联的紫姬完全依靠光源氏这个亦夫亦父的男人。当时大部分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缺乏社会经验和立足社会的能力,对男性依赖性很强,一旦失去男性的供养往往生活凄苦。紫姬身上的反抗意识开始逐渐淡化,回归到了下位者的地位。她虽然对源氏有着抱怨,但是却无时无刻不想取悦他,甚至能够容忍光源氏的滥情,紫姬还抚养了情敌的孩子。这样的婚姻生活完全剥夺了她身为一个女性自由的成长权利。紫姬就像菟丝花一样需要依靠源氏才能活下来,这样的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依赖很能满足男性的虚荣心理。
  日本平安时代的等级制度和氏族观念催生了近亲婚姻,贵族为了确保家族的高贵血统,通常都会选择表亲通婚或者是家族内部通婚。这样的通婚形式和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相违背,但是在平安时期却是主流观念。近亲婚姻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社会身份模糊,光辉的母亲形象代表着女性被要求以博爱无私的态度对待身边的男性,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作为妻子无法和丈夫处于平等地位,女性被迫在婚姻中模仿母亲和女儿的形象表现女性的无私和柔弱,满足男性的欲望。

  (二)“访妻婚”下被压迫者形象

  母权制被父权制所代替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古代日本社会中“访妻婚”一直都存在。“访妻婚”指的是男女结婚以后各自住在母亲家中,以男方到女方家走访的方式维系婚姻。这种婚姻形式糅合了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婚姻特点,既延续了母权制社会的婚姻习俗,又体现了与父权制社会匹配的伦理思想。
  访妻制对母权制社会婚姻习俗的延续体现在,禁止同一母系血缘的男女之间通婚。这是当时男女通婚的唯一禁忌,除此之外哪怕母女共夫都不受谴责。源氏与秋好中宫和玉鬘的关系很能体现这一点。秋好中宫的母亲六条御息所,玉鬘的母亲夕颜都是源氏的情人,他收养了秋好中宫和玉鬘成为她们的养父,相处过程中却对这两位女性求爱。源氏对秋好中宫和玉鬘求爱导致了可能出现母女共侍一夫的情形,但是源氏对此完全没有犹豫和罪恶感。紫式部在小说中这样描写体现出这种观念在平安时期还是为人接受的,但是紫式部最终还是没有让秋好中宫和玉鬘成为源氏的情人,或许是因为紫式部本身对这种关系并不认同,或许是当时社会伦理开始对这种观念出现反弹。从《源氏物语》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和艰难生存境遇,从紫式部的情节安排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伦理观念对旧有观念的批判和改造。
  日本的平安时期,贵族有三种访婚方式。第一种是妻方居住,即男女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走婚之后,到女方家定居。第二种是独立居住,即男女结婚之后住在男方父母所提供的住所之中。第三种是夫方居住,在男子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会自行建造居所,将正妻接到自己家里同住,或者与其他的妻子共同居住。源氏后期采用的就是第三种访婚方式,让紫姬、三公主、花散里等人都搬进六条院居住。“访妻婚”制度下男女分居,二人的孩子则由女方进行抚养。从婚姻理念以及形势来看,日本平安时代贵族的婚姻均为一夫多妻制。在这样的婚姻制度下,正妻的地位更高。
  在日本的父权制刚刚确立的时候,虽然也引入了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主要是用于约束妇女的,对于男子并未起到约束的作用。男性“好色”在当时是一种贵族社会的美德,征服高贵优雅的女性成为展现男性魅力的途径。社会伦理意识认为男性“好色”是遵循本性,追求女性的真实美好,所以源氏不但不因为“好色”惹人非议,还被树立成了道德标杆。而女子被要求忠贞不渝,被这种不平等的婚姻关系长期迫害。访妻婚制度下,女子时常被侵犯。比如源氏在伊豫介家过夜时,逼迫空蝉想与之发生关系。在平安时代,无论是官宦人家的女眷还是平民女子都是贵族男性发泄欲望的对象。
  源氏玩弄的官宦女子众多,代替空蝉与源氏发生关系的轩端荻第二天便被源氏抛之脑后。五节舞姬与源氏有过一段露水情缘,但是源氏只是与她时常幽会,并不为她提供保护。平民出身的夕颜与源氏的情感更加淡薄。源氏在拜访乳母的途中偶遇夕颜,二人立刻成了情人关系,源氏甚至不知道夕颜就是他好友中将寻找的那个情人。夕颜在被接回源氏公子家中后,被六条御息所的生灵缠住,最终失去了生命。这段跨越阶级的感情始终不被世俗所理,夕颜的葬礼最终草草了事。源氏并不是很爱夕颜,他仅仅是被夕颜的容貌所以吸引而已,源氏因为没能保护夕颜对她产生了愧疚心里,但是这并不妨碍源氏继续猎艳,这段感情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源氏后代与浮舟纠葛更加体现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控制。浮舟是八亲王的私生女,随母亲进入常陆介家,因为不是常陆介的亲人,所以不被继父保护。没有任何的依靠的浮舟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去生活,她被薰君和匂亲王肆意玩弄欺骗,惨遭性虐待,最终成为一个性奴隶。
  日本平安时代的访妻婚其实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男子可居住于自己家中,并且同时走访很多女子。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十分脆弱。男女之间是否存在恋爱或婚姻关系,取决于男方是否去女方处过夜,所以这种婚姻制度导致贵族女子在婚姻中的地位非常不稳定。陆亲王之女末摘花被源氏抛弃,甚至一度失去源氏的资助,生活得十分悲惨,房屋杂草丛生,奴仆们纷纷离开,家里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失去经济来源的末摘花过得相当悲惨。
  在日本平安时代的“访妻婚”婚姻制度下,女性没有决定命运的权利。女性成为一个个符号等待男性挑选,她们只能用姣好的容貌和优雅的风度取悦男子。“理想女性”需要对男性的多情表现出隐忍和顺从,不嫉妒,全心全意为男性服务。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是在剥削女性,使得整个社会的女性集体沉默。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源氏物语》中女性形象解析

  二、斯芬克斯因子与主要女性形象的伦理选择

  将伦理选择作为基础,从理论的角度梳理和构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想法是由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注重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的系统分析,为我国的文学批评体系拓展空间。“所谓的‘斯芬克斯因子’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文学作品的核心。”[[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5页。][1]文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对伦理和道德进行宣扬。《源氏物语》中的藤壶女御和六条御息所的伦理选择就是女性的斯芬克斯因子和伦理选择的典型代表。

  (一)斯芬克斯因子与藤壶女御的伦理选择

  藤壶女御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纠缠除了体现最原始的命题俄狄浦斯情结外,还体现了女性内在情感需求与社会要求的冲突。这个处于社会高层的女性因为自身背德的情感走向了悲剧。
  藤壶女御与源氏的关系体现了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她虽然不是源氏的亲生母亲,但是藤壶女御的社会身份使得她和源氏的关系与亲生母子无异。所以二者发生关系就是母子乱伦,这从古至今都是大忌。藤壶女御作为帝王妃子社会道德感和文化修养都极高,这样的一个成熟女性是理性的,能分清善恶的。她与源氏发生关系前一直坚定地拒绝源氏的求爱,说明她对母子乱伦的罪孽非常清楚。她和伊俄卡斯忒不同,她知道以二者的母子身份发生关系就是违背社会良俗,但是她最终还是和源氏发生了关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揭示了人类的一个普遍悲剧——人获得理性之后,斯芬克斯狮身所体现的兽性因子即“自然意志”,仍然使人有作恶的可能。兽性因子的顽固性使得人一旦遵循本我意愿,难免走入歧途。
  藤壶女御的这种本我意愿可以说是受到了当时“物哀”这一审美意识的影响。“物哀”大多情况下是与伦理的善恶一致的,因为“物哀”之情是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情绪,现实的善恶和社会规范对其有规范作用。但是紫式部反复咏叹情人之间的情趣,淡化了不义。《源氏物语》中体现的“物哀”之情重在尊重人的自然情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压抑理性的表达。为了渲染“物哀”之情,藤壶女御和源氏都只是良心上过不去,没有受到社会惩罚。
  人与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人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藤壶女御是有伦理意识的,她在和源氏私会之后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过失。虽然受兽性因子支配的她对源氏的感情从始至终都存在着,但是她的理智使她与源氏保持距离,从此之后以母子的身份相处,不再出现越轨的举动。皇子与庶母私通的严重性使得他们必须保守秘密。藤壶女御因为得不到外界惩罚,只能选择自我惩罚。她出家修行也是为了借助修行抑制自由意识,消减罪恶,让自己重新成为一个被社会道德接受的人。
  藤壶女御的人生就是从理性到感性再回归理性的成长历程,她的斯芬克斯因子的消长揭示出人遵循本我得到的快乐终究是短暂的,快乐之后想重新回归理性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二)斯芬克斯因子与六条御息所的伦理选择

  《源氏物语》主要聚焦女性爱情和婚姻。除藤壶女御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纠缠还体现最原始的命题俄狄浦斯情结外,其他女性的情况基本都是内在需求与社会要求的冲突。女性的热爱和嫉妒怨恨发自内心,是不受理智控制的情绪,可以认为是兽性因子支配的;社会教导女性养成恭顺谦卑性格,这一约定俗成的好坏标准和社会道德也可看做是人性因子的要求。藤壶女御与书中其他女性分别代表斯芬克斯因子的原型与变式,都极具探究意义。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冲突最激烈的六条御息所具有极高的研究意义,她可以说是《源氏物语》中最为偏激的女性。六条御息所的生魂接连害死了夕颜、葵姬,间接导致紫姬的死亡和女三宫的出家。从六条御息所所作所为导致的结果来看,可以说她罪大恶极,但是如果将关注点聚焦在六条御息所从人变“生魂”的过程,六条御息所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她的人性因子一直在和兽性因子进行博弈。六条御息所是源氏早期的情人,她与源氏的关系近乎是公开的秘密。她的出场时间与夕颜、葵姬相近,在访妻制制度下三个女性矛盾激化在所难免。六条御息所自出场就被描写为一个优雅高贵的贵妇人,紫式部用大量笔墨突出她的显赫,“六条御息所不仅容貌出众,且其情趣高雅,素以才女著称”[[[]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六条御息所身上有着源氏推崇的高雅知趣。源氏给予她极高的评价,称赞她的修养与品位,“觉得她在这广大世间,实在是不易多得的人,普通人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品质……所以每逢机缘,必然想起她来。”[[[]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她的教养使得她不能流露出对源氏的感情也不能显出嫉妒之情,但是对源氏的痴情和怨恨使得她性情扭曲,她的兽性因子可以理解为想独占源氏,毁灭一切阻碍。这样的欲望一度压过人性因子,造成了一系列悲剧。
  六条御息所迫害其他女性的行为使得她感受到了报复的快感,同时她也感到羞耻和后悔。她与其他文化中极端女性形象不同,在实施恶行之后会后悔。这说明她是有人性和理性的,如果只有兽性因子她甚至不会恐惧自己的罪行。葵姬被魂灵附体,六条御息所听闻外界传言是她的生灵和其父的鬼魂作怪时,她的反应是愧疚伴随着疑惑和不相信,“她常常想:‘唉,惭愧!难道我的灵魂真会出窍,往葵姬那里去么?’觉得非出本心,甚是奇怪。”[[[]紫式部:《源氏物语》,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六条御息所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愧疚,对事实的恐惧正体现出了她身上人性因子在清醒时压倒了兽性因子。她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究其原因她是被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伦理环境逼迫的。她要求源氏对她一心一意也是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六条御息所伦理天平就失衡了。
  六条御息所清醒的时候,能较好地压抑自己的兽性因子,在葵姬死后她与源氏还有来往,这段时间她没有再对源氏身边的女性进行报复,或许是她进行反省后刻意控制自己。弥留之际,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源氏时,对女儿的爱也是人性因子的体现。以当时的伦理观念看她的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自我欲望不合常理,放任伤害他人的行为。但是她的悲剧其实是平安时代的男女在婚姻中不平衡的关系导致的。
  自人类有伦理自觉,自身情感冲动欲望就开始受限。人类本身欲望导致人类在进行伦理选择的时候出现一系列悲剧,但是也正是这些悲剧的出现变相教导人学会用理性意识引导自然意识,让人在数度悲剧之后有所醒悟,最终从中清醒过来,明白自己的问题,人性战胜兽性。

  结语

  《源氏物语》描绘出了一众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平安时代都是被伦理环境压迫的弱者。近亲政治联姻制度保证了贵族阶级血统纯正,上层社会通过姻亲关系共享利益。女性在这种婚姻中充当了纽带,牺牲女性的利益换取家族利益。访妻制暗含的男尊女卑使得女性饱受残害,男性无忌禁的涉猎使得各个阶层的女性都难逃被玩弄的命运。女性为了适应婚姻制度逐渐变得充满母性和顺从。以博爱的姿态接受男性的一切要求,以下位者的身份依赖男性满足男性的虚荣感。藤壶女御和六条御息在爱情婚姻中的不同选择揭示了斯芬克斯因子不同的组合,她们的人生悲剧也促使女性学会理性思考,最终达到善的境界。小说中的女性也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女性选择出家就是一种遵从理性意识的表现,女性得到心灵的宁静也是一种救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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