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神具现化变迁——以M乡为例

城隍庙一般拥有着相较于土地庙更大的建制,而M乡城隍神供堂、神像都和土地庙相差无几,却是当地民众相当依赖的祭拜场所,本文欲说明这种现象和其他城隍信仰产生反差的来源,找到相应的历史依据,然后结合已有的对城隍信仰研究的理论来论证民众和历史因素对于城

  一、城隍神的产生和其职能的演变

  城隍有始于尧、先秦、汉、三国之说,古代学者郑玄认为水墉代表的是沟渠,孔颖认为水墉代表的是是水坊,也有学者认为“水”是护城河,“墉”则代指城墙。借用学者郑土有的观点: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认识,认为城隍神是以年终祭拜的八位神明之中的水墉神作为原型的。而在原始村落的挖掘之中,可以发现做护卫用的沟渠已经存在,城隍神形成早期其职能只是作为一个村落保护神,围绕着聚居地的笆篱则是最原始的城墙。如果是从城隍神是聚居地防护而产生的崇拜的话,伴随着原始聚落定居的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么城隍神原型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
  到了汉代,出现了刚正不阿的人死后担任城隍的观念,所以虽然它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身份却是由自然神转变为了人格神。
  在南北朝时期有明确城隍神信仰的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
  唐代的城隍神信仰盛行于江南,多为地方郡守为民请命,但是此时地方官借由为民请命的祭拜却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在部分地方出现。城隍神在唐代之时,是作为道教冥界体系的冥官之一,由于道教在此时的快速发展,所以城隍神逐渐被纳入到了道教的信仰体系之中,但此时并未纳入道教崇祀之中。
  宋代的城隍神列为了国家祭祀,同时宋代也是城隍神纳入道教崇祀的开端。此时城隍归张天师统辖,但是城隍神的神格和职能没有变化,由于道教的影响在民间很大,而城隍神的出现频次很高,所以城隍神信仰也受到扩大和普及。
  元代xxx对城隍神的祭祀也有所发展,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上都建城隍庙,元四年新建大都之时,亦立城隍神庙,此时赦封城隍神为佑圣王,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加封大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城隍夫人的封赐依始于此。
  明代朱元璋的“洪武二年新制”与“三年改制”把城隍神先列入国家祭祀体制,在儒家介入之下又欲去除城隍神像的人格化特质,将城隍神信仰转变为城隍祭祀(儒家的祭祀之礼),但又因为道教早已将城隍神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之中,加之道士管理城隍庙等原因而展开争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祗。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祗,常有功德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撒祠宇。【《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
  ],所以两次制度之间有相互矛盾之处:二年新制将城隍祭祀纳入到国家祭祀之中,且规定了各个行政等级下相应不同品级城隍神的服饰。二年新制是将城隍信仰的一次整序。三年改制却是一次将一部分原本已经人格化的城隍神去了神号,改成封爵赐号,毁去塑像置木主(以红漆为主,其上字迹涂金,旁饰龙文)。虽然三年改制所下制度如此,但是因为城隍神在民间已经演化许久,所以虽然许多神像被毁,但是在明代中期大多数城隍神像被民众重塑。

  二、M乡历史概况及该地城隍庙的基本信息

  M乡地处福建省南部,位于三县交界处,所在县属毗邻广东省,本土语言为闽南语。M乡原先为行政村单位,1999年受规划设立为乡,境内水系发达,有复杂的水域系统,表现为围绕着古城有七个淡水池塘,当地民众称为“七星池”,M乡西面有山间泉水汇成的大溪与诸多支流在其境内,南面是港口内海。但是在近十年不断的发展之中许多池塘被填为陆地。在1957年拦海大坝未建成之前当地民众多于明朝所建古城聚居,M乡在明朝时曾经被作为县城规划,为保护县衙及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聚居地周围建造了5米高、4米宽、周长2800米的城墙。按照已有的护卫城墙建设,再依托于M乡所在的复杂水系,古城建造之后自然也在城墙之下挖通了一条用作护卫的护城河,古城留有四个城门,以及西南有一处小路,城内和城外的交通要道是四座可升降的吊桥,后来由于居住和发展扩张的需要,原先的护城河在2005年时被作为下水道规划入了新修的环城路之中,于是M乡古城以前留下的防护措施便只剩下城墙。M乡城隍庙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初,与当地古城同年兴建,地址为古城往北2公里地势较高处,古城作为主要聚居地时期M乡交通方式为水行和路面交通。
  城隍庙的建立与否有着三个主要的制约,首先是当地至少需要有县的建制,第二在于该地是否拥有相应的护卫设置(城墙),最后则是需要通过御批。M乡于明朝曾经被作为县城规划,后来因为利益纷争以及风水地理上对于设置县衙所在的讲究,往东二十五公里处另一个乡镇的官民提出M乡所在交通不便、风水太轻,加之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布局不利于发展,所以上书请求更改县城选址,要求选址于其乡镇境内。两地有所争议,最后面向公证人相约以两地取出的一公尺溪沙进行重量对比,哪里的溪沙重就将县城建在哪里,结果是M乡同容量的溪沙较轻,因此县城便进行改建,而由于M乡已有一座城隍庙,且两地有一定的利益纠纷,故而新的县城所在地便建造了更加辉煌的庙宇。这是M乡虽然没有设立县城但是却有一处城隍庙的原因。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部分乡镇建有城隍庙,以及明代后有现实官僚制度于信仰体系的映射产生了诸如漕运官,巡抚等城隍,但是这些庙宇皆不合祭典,从正统而言,这些城隍庙只能属于淫祠之列。M乡城隍庙门前联为:“为善必昌为善不昌不昌祖有余秧秧尽乃昌,为恶必亡为恶不亡不亡祖有余功功尽乃亡”。
  M乡城隍庙供奉佛道本土三系神明,却只有三间不到十平米的供堂和四位神明。由于明代行政机构位置的更改,时间较为仓促,所以M乡原先所建的城隍庙仅有一间供奉城隍神和城隍夫人的庙宇,城隍庙的建立在明朝有着相应的规制,即城隍庙的规格必须和当地行政机构的建制相同,故而当时M乡城隍庙无法扩大建筑规模。M乡境内庙宇众多,截止本文写作时该地区共计93处庙宇,其中土地庙占了74处,俱为民众出资出力建造。在该地城隍庙建成之时,该地民众烧香祭拜的场地多流向城隍庙,但是因为水域复杂,交通不便,当地地处沿海受海盗,倭寇等骚扰。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民众合议决定,依托复杂的水系设计可拉放的吊桥作为古城沟通外界的方式。所以前往城隍庙祭拜一次可谓是费尽周折,加上民众有信仰和祭拜祈福别的神明的需求,于是又于原先城隍庙供奉城隍神和城隍夫人房间左侧新添供奉圣公妈的供堂,右侧添加了供奉南海观世音菩萨的供堂。圣公妈是祈求护佑出行平安的神祗,M乡有“下南洋”的习俗,在漫长的行程之前,祭拜城隍神是不可或缺的。学者林国平提出在民众的立场上,这些信仰本身便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心理依靠,城隍神信仰作为闽南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组成的一部分,在民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在闽台交流之中,因为路途凶险,妈祖和城隍等信仰有着广泛的传播基础,在M村下南洋的热潮之中,城隍神在民众心目中作为地头神而产生的一种庇护的心理,在早期M乡城隍神受诸多庙宇的冲击中也起到了维持信仰的作用。
城隍神具现化变迁——以M乡为例

  三、M乡城隍神的特殊之处

  (一)M乡城隍神的职能

  M乡当地民众习惯将城隍神比作神界掌管这片地域的最高行政长官,“城隍公是我们这里的地头XX”,与全国各地一般,在经历明代“洪武二年新制”与“三年改制”之后,城隍神便对应了现世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中。但是M乡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其他地区更倾向于将城隍神代入到冥界最高地方官之中,执掌着地府相应职能,统御冥界对应当地的地域,而M乡城隍神在冥界的一部分职能却受到了分割。
  M乡因为地处闽南,受到唐代陈元光开漳的影响,“开漳圣王”所带来的“圣王公”信仰也风靡于此,“圣王公”陈元光作为开荒闽南的唐朝官员,又带来妻儿部下在此生活繁衍,他过世之后,当地民众将其纳入到道教信仰之中。M乡当地信奉圣王公、圣王母以及六部神将,表现在与M村古城、城隍庙一同规划建设的“福善庵”之中。“福善庵”建筑在闽南地区十分普遍,供奉有佛道两家神明,供堂采用前道后佛的设计,在闽南地区这类庙宇俱被称为是当地的“大庙”。
  明代M乡福善庵在选址的过程中和当地县城选址一般也充满了传统风水的影响,原先的选址并不是现今位于古城外的东南部。在当地民众信仰之中,庙宇如果建于某一处便意味着另一处民众“无法得到神明的照顾”,这也是M乡在设立县城时别的城镇所顾虑的。M乡以前采用土葬,在古城东部两座山头形成了土葬集聚区,因为地形和水域情况复杂,所以有限的耕地和山地紧毗。在筹备“福善庵”建造之时,因为有村民在耕耘时不小心捣破了一处外形不显古墓,墓中有山鹰养育了两只幼鹰,在聚众围观之时两只幼鹰皆开眼飞走。在当地的风水习俗之中,双鹰开目之地必须大兴土木以乘接地气,所以乡中理事便以此为判,将福善庵选址定于此处。又因福善庵坐落于当地的土葬区,这种建制的庙宇又有供奉道教神明的习俗,所以在庵内又加入地府的诸位神明判官,希望庵内的诸位冥界的神明可以起到镇压地气、护佑当地安宁的作用。福善庵内各位神明和判官都有塑造相对应的神像。由于当时不像城隍庙有着不能超过当地行政设置的要求,所以福善庵的建造由当地理事牵头,民众进行集资,建设的十分气派。
  M乡福善庵中供奉佛道两系神明,当地城隍却因为县城改建而无法得到扩张,是以在供奉神明数量上无法与福善庵相比。对于民众而言,信仰对象的功用性大小远远大于信仰对象所代表的意义。学者王守恩对城隍研究从神灵的职能入手,将民间诸神进行了分类,认为神灵中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的职能和神之司职,认为民众之所以崇拜某神主要是因其职能。而原本是由城隍神所执掌的地府职能因为福善庵中有判官而受到分割,。原本城隍神有冥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形象,这伴随着冥界地府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而逐渐成形,所以城隍神虽然在冥界有着一定的职能却也要受阎王和地藏菩萨等统领,M乡当地福善庵既引入阎王等司职冥界的神祗,故而M乡民众在城隍庙和福善庵共同落成之后,受福善庵分流了一部分需要借由神灵和冥界沟通的信徒。又因为福善庵建造的较为气派,选址所在交通便利,故而当地也俱是在庵前举行各种庙会,除了元宵节、中元节(当地是农历7月25日)、中秋节外,也包括庵内各个神明的诞辰。
  除了掌管地府的相应职能,祈求晴雨的职能在M乡也被交给了当地信仰的龙神。M乡的人口构成较为特殊,截止至本文写作,所得统计数据为吴姓人口占了91%。M乡有着完整的宗族体系,居民多为南宋时期外迁自此的吴氏后裔,而自南宋吴姓落脚于此地之后,因为无依无靠,就以龙神传人自居,在古城内修建有供奉龙神的庙宇,并且当地有28年一次的龙神出巡仪式,挂花灯,舞龙舞狮,抬龙神神像巡游,并大兴三天庙会。龙神出巡仪式在后来明朝时期城隍信仰传播之时挤占了城隍出巡的仪式,一是因为龙神信仰在当地便有执掌天气的职能,二是因为系统的城隍信仰习俗在传播之时受到了中断,直接原由便是县城选址的改变。
  在出巡仪式和一月两次的祭拜仪式被分裂的过程之中,可以发现的是,M乡的龙神出巡且掌控晴雨,土地神初一十五受到各片区居民的祭拜,却都是从城隍信仰之中脱胎而来,民众信仰神祗并非是因为其于所在信仰体系之中地位的高低,而是信仰其掌握的职能,如果受到地理和法令原因无法信仰一位在册的正统神灵,那么基于信仰和生活需要,从他处请入并信奉具有相应职能的神灵也并无不可。
  虽然掌管地府相应的职能和祈求晴雨的职能已被逐渐遗忘,但是作为乡民心目中层级较土地公婆更高的信仰所在,M乡城隍庙还是有着旺盛的香火。家中孩子的升学、顶梁柱的事业、祈祷病情更早的康复、以及投资和出行的种种预测和祈求祝福,在M乡民众的心中都是可以向城隍神和城隍夫人祈求的范围。在瓜果和糕点摆上供桌之后,燃香跪着述说姓名、家住何方,在和城隍神沟通之时对自己的称呼是“弟子”,然后上香放置入香炉内再跪下叩拜三次,之后再手捧“响杯”(两片木质半月形状的器物,其他地区称为“掷杯”)进行事务的占卜,两块响杯分正反面,平面是正面,凸面是反面。按照口耳相传的含义:两块都是正面为“城隍笑而不语”,一正一反则是“城隍默许”,两块都是反面则是“城隍静默不语”。利用响杯进行占卜多是想寻求祝福,因为在M乡的乡民们(其他地区也有许多香客)看来M乡的城隍神是自家神明,所以当结果是“笑而不语”和“静默”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往往会换一种说法,然后附带上更加详细的信息和自己的判断再次进行占卜。一般的占卜是两次,对于年长的祭拜者也不乏三次或更甚,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回答后,乡民们会向城隍神和城隍夫人表示事件完成后再来还愿以及感谢。而得到了“城隍祝福”的乡民对所期待的事情充满希望和动力,并在获得好的反馈之后又向所在的祭拜群体诉说自己是如何将城隍说服的,团体之中形成了一种神明对本地信众的某种庇护心理。在和福善庵祭拜所形成的对比中,当地城隍神相比福善庵内“位高权重”的其他神明来说更像是当地的“父母官”,故而可以“讨价还价”,而这种想法因为不断的反馈和传播之后使得M乡城隍神形象逐渐更加的立体。对于福善庵或者天后宫所供奉的神明,民众的敬畏心理较为严重,而在受到城隍神不吝啬支持而产生的感激之下,M乡的乡民对外来祭拜的信众也充满了善意,将这门讨价还价的经验总结为一种和神明沟通的办法进行传授。在M乡当地妇女进行祭拜之时,若看到有操着外乡口音的信徒前来城隍庙祭拜又因城隍神的一次不允而放弃,便会悄悄将其拉到庙宇之外教其如何和城隍神沟通,而这种借由祭拜活动引申出来的交流会给外来信徒以友好的上香体验,这也促进了M乡城隍庙香火的旺盛。
  在民众看来,M乡城隍庙中除了可以通过响杯占卜寻求祝福,若还想对某事或者某人今后的运势进行判断,也可以在上香之后进行摇签,每根签注都有着相应的打油诗,找到写着诗的纸张前往庙祝处求解,打油诗俱为四言七律,里面有着诸多历史和神话人物故事,上上签意向很好,但是数量不多,都是中上签或者平签,但就算是中下签诗中也会有埋头努力苦尽甘来的伏笔。这种伏笔往往可以给前来求签信众一种度过难关之后苦尽甘来的念想。庙祝所在的房间位在庙宇后方,房间外墙是取诗处,而M乡城隍庙的功德箱设立在城隍神供堂内,也就是说庙祝并不知道前来解签的信徒是否有添香油钱,所以也不存在因为信众是否添了香油钱而差别对待。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这种不带利益眼光的一视同仁,许多信徒不管是否添香油钱或者解签,都会拿出一部分供品和庙祝分享。2010年M乡城隍庙经由当地政府重新规划,被纳入到城隍公园的建设当中,将城隍庙作为花园的一部分,除了祭拜活动之外也成为了一处乡民们休闲活动的去所,后来2011年M乡城隍庙虽然有进行翻新,只有进行城隍塑像的修缮工作。

  (二)城隍神塑像与未进行历史人物化的原由

  又与其他城隍庙有所不同的是,M乡城隍庙中的城隍神和城隍夫人并没有依照相应的历史人物或者神话人物进行塑像,神像和当地所祭拜的土地公婆塑像相同,皆是由当地手艺人铸造,经由请神开光仪式落成,高度不到半米,带有首饰头冠,面容圆润,眉眼静肃,身着古装,带有红色披风。神像因为常年接受香火熏绕,所以塑身包括衣着整体发黑。M乡城隍神的落成和其他地区一样,是经由御批之后再面向城隍信仰系统的上级城隍庙进行占卜,举行仪式请入,请入仪式完成后由上级的城隍庙的香炉取出一捧灰底,再用红布包住放入M乡新落成的香炉之中,这一系列仪式落成之后,城隍庙在它的信仰系统之中才开始发挥作用。
  在学者金泽看来:较大的角度探讨民间信仰“聚”和“散”的现象,重点主要是在“散”的方面,“散”主要体现在不断出现的民间造神运动之中沿着自然——人格,已人格化——再人格化,并进行一次或者多次的英雄人物化或者历史人物化。沿着他的思路,许多地方的城隍神是作为当地知名人物出现的这一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也就是说民众直接参与了“造神运动”。纵观历史的角度上看,某一种信仰现象都会受到其他信仰的影响,例如城隍之于道教。从这个观点出发,深探M乡的民间信仰体系,可以得到M乡城隍神在M乡当地没有得到完整人格化的原因。
  因为前面所言出巡之事被龙神所代劳,所以其他地区城隍神所拥有的出巡木身、金身便也没有设置的必要,但凡有想出资用于修缮神明金身的村民更加趋于选择离自己住所更进的庙宇进行捐助。在城隍信仰之中,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都要摆上供桌祭拜城隍,这种固定的祭拜仪式不断强化着城隍信仰在民众之间的影响。而在M乡由于城隍神传入之时已建有诸多土地庙,因为没有城隍信仰的传播,该地民众便学着有城隍神地区的祭拜习俗将初一十五当作祭拜所供奉土地公的日子。加上当地的成人礼“牵出花园”所要求族中子弟16虚岁之时要举行仪式将神魂寄托于某一位神明之处接受保护,许多民众便将此事求诸于相近的土地庙之中。而且历史上M乡在1999年之前只是村的建制,所以其中住户被分到亭、里以至后来的大队之中,各个细小的分制都会包含着一两所土地庙,长久的祭拜过程之中诞生了一种信仰层面的惯性。所以相比其他地区,M乡这种固定的祭拜事仪在城隍庙建成之后仍归土地公享用。可以说,M乡城隍神居于一个不断被上下分权的尴尬地位。但是从M乡民众对于龙神信仰和土地公信仰的依赖程度上来看,城隍信仰没有在当地得到很好发展并不是因为城隍信仰本身的竞争力不足,龙神信仰和土地公信仰在M乡的出现本身就表示了民众对于城隍信仰的需要,是以塑造了别的神明来代替一部分城隍所行的职能。在城隍神出现之后没有得到大力的发展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此前所塑造的神明形象太过牢固,官方的力量无法直接改变民间信仰具有的惯性。这在前文洪武两次改制毁去城隍塑像之后其他地区重塑神像也可佐证。
  其他地区的城隍庙有进行人格化的多以当地出名人物进行塑像,例如以正直忠勇品格作为城隍的,或者是保卫一方百姓的人物,抑或是直接将某任官员作为城隍的。而M乡城隍神没有木身、金身除了因为出巡职能被分割,没有具体人物化的原因则与当地的氏族构成和根深蒂固的宗族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M乡境内祠堂和古墓等保存完好,族谱的修订工作也没有受到破坏。当地宗族观念浓厚,族内幼童启蒙便有长辈讲述族史,在家中又有着各位先祖的神牌,所以当地吴姓著名的历史人物皆可以在祠堂或者家中进行祭拜。除去M乡中许多传播早于城隍信仰的神明信仰,如三霄、关帝、妈祖、保生大帝等在城隍庙建成之前已经拥有相对应的庙宇,所以也不可能再将其形象作为城隍神的人格化形象。外姓著名的历史人物例如林太史公(一位深得民心的官员)因为卒年在城隍庙落成之后近百年,在民众心理上,已经祭拜已久的城隍神要塑外姓贤人的神像不能被老一辈人所接受,所以专门建造了供奉该位先贤的庙宇,名为“太史公庙”(又称“震灵宫”)。在M乡也有为保卫民众不受倭寇侵犯而大显神通的英济夫人,但因其为女性且生前并非本地之人,所以后来另外建造了英济宫,在M乡城隍庙落成之后,虽然有种种神明显身展示神迹的事迹流传,但是却无一例与当地城隍神有关。似乎没有塑造可以辨明身份神像的城隍神已然被种种显圣事迹所遗忘。

  总结与思考:

  城隍信仰虽然是道教信仰的一部分,但其根植于民间,不断受到社会其他要素的互动影响。M乡中城隍信仰不可将其定义为失败,只是城隍神在其中所存在的意义让位于其背后受到分割的职能。城隍信仰本是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而在M乡民众生活信仰需求之中,受到当时xxx对于城隍信仰的种种框制之下,迎接了城隍信仰的一部分,并借用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当时的社会机制相结合,引入了一部分替代城隍神行驶职能的神祗,而后进的城隍被作为一个信仰层面的父母官,逐渐演变成一个和世俗基层官员相同的角色,没有种种神迹和富丽堂皇的庙宇,像一个亲近民众的官员一般倾听着M乡民众的家长里短,和他们“讨价还价”。地理、政令或许可以改变一部分民众对于神明的了解,但是民众对于信仰的诉求却可以通过种种办法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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