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肇祥研究.

  绪论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首先,周肇祥作为近代著名的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同时还身为北洋政府重要官员,值得我们关注并深入研究。他对于中国画坛影响极大,他与金城所创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无疑是书画家进入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平台。他所著述的《琉璃厂杂记》、《东游日记》、《辽金京城考》、《山游访碑目》、《故都怀古诗》,包括其作为主办者所发行的《艺林月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周肇祥作为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最大的美术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会长、古物研究所所长,同时又作为北洋政府的官员,在文化艺术活动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次,目前对于周肇祥系统性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同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始人,金城在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及大量的研究,相比之下对于周肇祥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对于周肇祥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生世的介绍以及对于其书目的简单整理,并未形成系统性的成果。

  再者,对于周肇祥个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周肇祥作为官员画家,活跃于北京文化界近三十年,他的多重社会身份造就了其十分广泛的交游范围。故对于周肇祥的研究可以丰富对民国画家的生存状态、交游脉络、艺术市场以及对近代美术发展史的认识。

  二、课题研究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画传统派画家的研究显然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点。1928年,俞剑华在《真善美》中发表《现代中国画坛的状况》一文,总结说:“足以代表中国画坛的地方,只有现在危在旦夕的北京与万国会同的上海。”北京作为当时中国画界的代表性地域之一,国内外学者对于其画坛的研究也愈加深入。2001年万青力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把对于北京画坛的可见史料进行初步梳理,分析了北京画坛的形成过程及画风逐渐本土化的原因。作者肯定了余绍宋组织的美术社团“宣南画社”以及画坛领袖姚华、陈师曾、金城对北京画坛形成的重要贡献;2002年薛永年发表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一文中,对于北京画坛传统派作出了深入的诠释,对于此画派的文化来源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作者认为北京画坛传统派画家并非之前被学界所视为的因循守旧之辈,而是以改良道路进行借古开今;2006年杭春晓在博士论文《温和的渐进之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中,以图像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民初北京地区传统派画家的改良道路与文化姿态。2007年赵权利在《美术研究》中所发表的《京津画派研究》一文中对于“京津画派”的地域、时限、画家群体、艺术主张进行了具体说明,并就“京津画派”的发生和发展中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及历史贡献与意义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
  另近十年有许多重要的硕博士论文都从各种不同的维度对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进行分析:张涛的《民国前期北京画家生活状况与市场形态研究》(2012)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对画家在参加艺术活动中的深层心理动因以及民国前期北京艺术市场的基本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探寻;王晓笛的硕士论文《民国前期(1912~1937)书画润例研究——以北京、上海地区为例》(2012)运用了经济学、分析学、社会学原理对民国时期书画市场的基本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康乐的硕士论文《浅论京津画派及市场前景》(2006)对京津画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且对代表性画家的市场价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徐群的博士论文《天津近代画家群体研究》(2013)一文中,对于天津近代画家群体的艺术探索与风格特点进行了细致解读;丛涛的硕士论文《民国北京画坛“石涛热”及其画学动向研究》(2014)一文中,通过民国北京画坛对于石涛的推崇这一现象,对民国北京画坛画学动向在不同层面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而著述方面,近现代京津画派在以下书目中都有精彩的论述: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新华书局,1935版)、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万青力《画家与画史·近代美术丛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朗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李伟铭《传统与变革——中国近代美术史事考论》(商务印书馆,2015)、苏立文《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曹意强、范景中编《20世纪中国画“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等。
  对于民国时期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周肇祥,有关其个案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1919年周肇祥与金城所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994年史树青在《收藏家》上发表的《周肇祥与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文中,对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办与发展以及周肇祥先生其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论述。此篇文章是当时史树青先生为《艺林旬刊》、《艺林月刊》在天津古籍书店重新影印出版而做的序文,为对周肇祥个案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可惜通篇以介绍为主并未进行深入论证探究;1999年云雪梅在《美术观察》上所发表的《金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文中,对金城的生平以及中国画学研究会所创办的思潮背景、组织结构和主要成员进行了分析。作者在文中肯定了金城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画家、收藏家们在北京画坛的贡献,却可惜通篇并未对周肇祥其人着过多墨笔。2005年孙瑜在《美术研究》中所发表的《从北大画法研究会到中国画学研究会——民初画坛致力画学进步到两种取向》一文中,通过文献解读,梳理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两种思路。2011年陈美珍在《艺术评论》上发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论中国画学研究会对北京画坛的影响》对中国画学研究会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而在硕博士论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果:2005年,乔志强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以社会学和社会史的角度,把近代绘画社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宏观的历史考察和历史分析;2008年,徐翎的博士论文《<艺林>杂志研究》一文,对于《艺林》杂志的出版状况及其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2016年,陈青青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画学研究的一个面向——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为例》通过剖析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画学意义与价值,来阐释民国初期画坛“画学”这一语汇的状态及问题。
  对于周肇祥个人的研究主要有:
  期刊:倪葭发表在《荣宝斋》的《从<琉璃厂杂记>看周肇祥的艺术品位》(2015)一文中,主要对周肇祥的著述《琉璃厂杂记》的成书时间进行了考证、对周肇祥刊登在《艺林》杂志上的绘画作品进行了风格上的分析、对《琉璃厂杂记》中所体现的周肇祥的收藏品味与鉴赏能力进行了梳理分析。然此论文大多数参考文献均来源于《琉璃厂杂记》,对于周肇祥的艺术观缺乏横纵向比较,故对于周肇祥的艺术观、收藏观还需在此基础上进行继续探究。
  叶芷发表在《收藏家》的《周肇祥旧藏拓片整理札记》(1996)一文中,作者对于周肇祥去世后收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拓片进行整理、并进行分析研究。仅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周氏旧藏拓片就多达二千余张,这批拓片数量之大、质量之精令人惊叹不已。诸多重要拓片的空白处,都有周肇祥先生以工整的小楷写的题签及题记,其对于古物的珍惜与热爱可见一斑。
  张涛的《几曾回首梦留痕——民初官员画家周肇祥的复古世界》(2015)、《从<东游日记>看“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始末》(2015)、《中国画学研究会与金城、周肇祥关系考》(2017),分别发表在《天津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中国美术》。张涛在《几曾回首梦留痕——民初官员画家周肇祥的复古世界》(2015)一文中,提及周肇祥在京官生活中与徐世昌交往密切,这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但是对于两人具体的交游还需更详细深入的考证。况由于周肇祥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周肇祥的交游范围十分广泛,故而对于其交游的成果还需更深入的挖掘。
  硕博士论文:在徐翎的博士论文《<艺林>杂志研究》一文的第五章中,对于主编周肇祥的生世经历以及文化事业进行了论述。此篇论文弥补了对于周肇祥生平论述的空缺,不乏可鉴之处,但此篇论文以个传为主,主要是对周肇祥的生平进行了介绍性的梳理,并未对周肇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对于周肇祥的画学思想、收藏观方面也未进行过多的研究。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民国时期京津画坛以及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研究论述颇为丰富,但是对于周肇祥其人缺乏全面、整体、深入的研究,多是对于其生世的介绍及零星的整理,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对于周肇祥的研究仍然有广阔的空间。

  三、课题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分为五章,拟以时间线为线索对周肇祥先生进行由浅至深的层次研究。
  第一章对周肇祥先生的家世师从以及交游情况进行考证,进一步了解周肇祥的生活状况、生平大略、童年影响、交游脉络。
  第二章对周肇祥先生初期仕宦生涯进行研究,主要以周肇祥先生在仕途不同时期得到的上司赵尔巽、袁世凯、段祺瑞的赏识作为切入点研究。
  第三章主要对周肇祥中期的文化事业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建雅集与赏识、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任教与活动、对古物南迁的抗争活动进行研究。

  第四章主要对周肇祥的著书访古以及艺学思想进行研究,特别是注意与同时期其他传统派画家思想的异同进行比较。

  四、课题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文献法、归纳法、分析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
  1、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周肇祥以及其交友对象在当时社会活动、人文交流等相关资料,从而客观的对当时周氏本人的社会交往情况进行论证分析。
  2、由于对周肇祥的记载资料稀缺,现有的材料有限,所以本文将运用归纳法,对所拥有的零散的文字、图片等材料进行归纳,对当时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3、运用分析法,对所掌握的周肇祥的基本文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隐藏在表象和问题之下的实质,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从整体上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4、运用比较法,将周肇祥的相关资料与其他画家进行对比,探讨他们的共同性以及特殊性,从而得出周肇祥其人在当时真实的社会面貌。
  第一章周肇祥家世师从与交游活动
  第一节家世生平与师从

  一、家世与生平

  周肇祥(1880~1954),浙江绍兴人,字嵩灵,号养庵,好研佛学,又号无畏居士,别号退翁,室名宝觚楼。工诗文、嗜古物、“山水花卉精研有年,画梅尤擅胜场”[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新华书局,1935版)],诸界名流,多与交游。曾任四川补用道、清馆史提调、高级军事裁判处副长、湖南省省长、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等。
  据其1914年10月及1916年9月《琉璃厂杂记》所录:
  “余最不愿过者,生日是也。父母生我之恩,分毫未报,能不摧心!龙樵作一画,树石全拟宋人,细润苍秀,意境灵奇。师曼刻印曰‘餐菊养年,造像镌记’,工丽独绝。以此为寿,余何敢辞!因取以供佛前,资我父母冥福。”[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p63]
  “九月二十八日,我生之日也,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吾何报哉!”[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p231]
  这与学界之前所认为周肇祥为1880年9月16日出生多有不符。可推出周肇祥应于九月初二出生,即1880年10月5日。而1914年九月初二正是10月20日,与其在《琉璃厂杂记》中所记载的相符。
  周肇祥其父原在广西钦州为官,早逝。后随其母迁于广东,髻龄前居住于此[见《艺林月刊》第2期P14《清梁于渭画早菱》题识:“余髻龄居粤,数从先生游,得画甚多。”]。“幼年读书菊坡精舍粤华书院。”[《艺术家介绍:国画家周养庵先生》,新民报半月刊,1941,第三卷第五期,27~28页]周肇祥有两个姐姐,其中一名为周肇荧,在西山下樱桃沟还留有周肇祥为其撰写的碑文。其母体弱,纺织以抚养周肇祥姐弟长大。后其母去世时,周以其母事迹向文化圈中好友约稿诗画作品《篝灯纺织图》,诸多名流纷纷被其母事迹所触动相继作画题诗,成为美谈。周肇祥居于广东之时更得其外曾王母戚夫人相助,并得书画家梁于渭指导。[林纾《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摘自《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p194]
  至弱冠之年,周肇祥“依二舅氏于京师,受业大学”[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p286]。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所载“(周肇祥)毕业于法政学校[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p827]”,但据《琉璃厂杂记》所载:“北京大学开成立二十五年纪念会。余以戊戌同学资格被邀参预开会。”[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p390]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于戊戌年(1898年)成立,时周肇祥正值弱冠之年,与其所记相符。1900年,京师大学堂停办,直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严复、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没有资料显示周肇祥此时是否回京师大学堂就学,或周与林纾的相识就起于此时期。至于1900年至1906年周肇祥是否前往法政学校就学,北洋三所著名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分别于1905、1906、1907年才成立,从时间来看均不符合。
  周肇祥作为京津画派代表画家以及北洋政府重要官员,他的经济及生活状况对于我们对他个人以及特定群体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他的社会身份的多重性,使得他的经济状况也颇为可观,
  周肇祥在北洋政府为官时期曾购下西山下樱桃沟别墅为居,此地原为明末清初收藏家孙承泽先生的隐居处。至于周肇祥是如何得到此地,有两种说法:其一,高拜石先生曾在《古春风楼琐记》中所提及:“民国八年,北京市政当局举办检查房屋地契”113,周肇祥在把庙中老和尚灌醉后,“从禅房的箱子中把地契偷了到手,翌晨,别了和尚下山,便将契纸改易姓名,作为转让周家,再持往税局登记,完了手续,这地方便成了周家的产业了。”[古春风楼琐记·第十七册,高拜石,台湾新生报社,1979,p242]其二,据周肇祥好友许宝蘅先生所记录:“养庵谓此山本厉监所有,三年前始归养庵,厉监生前供奉内廷,以纯谨称,卧佛寺旁有庙,即厉监退职后备养之所。”[许宝蘅日记,许宝蘅,中华书局,2010,p719]细加斟酌,第一种说法虽有趣却让人不禁怀疑,房产所有权转移岂有如此儿戏?据许宝蘅先生的记录,退谷乃是周氏在厉监手中所得,由“饭后养庵导观白鹿岩及泉源,又观涧南厉太监坟塔”114,可知许宝蘅先生确实亲眼见到了厉太监之坟。而现今北京植物园退谷附近确发现有一塔铭所刻着“厉大真人之塔”,可推测厉监应属实曾居于此地。再加推测第一种说法在时间上也漏洞百出,据《古春风楼琐记》,周肇祥是1919年才“购”下退谷,但笔者在退谷附近发现周肇祥先生的生圹,碑文上赫然写着“戊午八月六日申时讫工记”。在樱桃沟周肇祥所居的“鹿岩精舍”中,门楣上为周肇祥亲笔所题“鹿岩精舍”四字,时间上赫然写着“戊午三月”,即1918年。据此推测周氏购买下退谷的时间最迟应不迟于1918年3月,第二种说法1917年从厉监手中购下退谷与此符合应为事实。
  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周肇祥购买退谷花了多少资金,但是笔者找到了1930年社会局对于同为周肇祥名下退谷旁的五华寺寺庙财产登记,整理如下:
  
财产数 不动产 房屋间数 二十间
    房屋价值(元) 一千五百元
    土地亩数 二十亩(山场在内)
    土地价值(元) 五百元
    不动产价值总计(元) 两千元
  动产 其他 杉松两株
    动产总计(元) 八十元
  财产总计(元) 两千零八十元
管理及使用状况 供佛自用夏合余借用避暑
享有权利之种类 使用权、所有权
权利取得之原因及其年月 民国十六年代价取得

社会局的批示”,档案号:J002-008-00294,北京市档案馆]

  由表可知,周肇祥名下的五华寺土地竟有20亩,价值为500元,另有20间房价值1500元,仅仅五华寺就价值两千余元,而此时的物价如何?据金受申先生在30年代末所撰写的文章《老北京的生活》:“牡丹每朵花价在十银元上下,一盆十朵,便是寒家一月生活之费”[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10页,北京出版社,1989年]可知,仅仅十银元就够简朴人家一月生活费。而价值两千余元的五华寺对周肇祥来说却只做供佛、避暑之用,可以说是颇为惬意了。
  而樱桃沟的退谷与五华寺相比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位于香山下,水流蜿蜒,满坡种满樱桃,富有野趣。据许宝蘅先生所记录:
  “经卧佛寺绕西涧入谷口,直至鹿岩精舍,道旁石刻‘寿安山’,又刻‘退谷’二字,梁任公书,精舍门外有桥,名曰玩芳,入门小屋二间,仆夫所居,拾级登至水流云在之居,屋三间,甚精洁,外间为客座,内间为卧室,门外置金代经幢一,东有碑一座,为明慈仁太后所绘佛像,两面俱刻,后筑围墙之外,东有小亭曰‘退翁庭’,可以望远,杏花已残,樱桃花正开。”114
  而周肇祥在樱桃沟所拥有的产业绝不仅为现俗称周家花园的鹿岩精舍以及五华寺,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1950年西山工作组的工作调查报告显示,“自广慧庵起至风石洞山上属于周肇祥,果树共有六百七十二棵,经向各看管人调查本年生产状况除梨树因生病害未有收成外,其余杏树生产最好,据各看管人报告,统计共约生产一百九十余万元,内中郭世元所管果树生产收益归村政府与郭世元各得一半,本年生产共卖杏等约一百万元,郭世元预备交村政府小未五百斤...”[“本会西山工作组关于宝珠洞、香界寺、三山庵的树木、物品、家具调查报告及物品登记清册”,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号:098-001-00015]
  据此可知,由广慧庵起即属于周肇祥所有,而今风石洞已失存,我们可以保守估计至少直至鹿岩精舍(即孙承泽隐居处)、五华寺皆为周肇祥所有。在笔者标注出两地位置之后,惊奇的发现占地竟然如此之大,就此而论仅仅果树就有六百七十二棵也不为奇。
  而许宝蘅先生在游退谷后,记录到“五时出山,过玉泉山一游。六时入城至养庵寓,又至仲骞寓,七时归”,114可知周肇祥在城中还另有寓所。实际上,周肇祥在1913年初入京,便在天津“筑西式屋,起工月余。”[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20页]。而在《琉璃厂杂记》中,直至1927年都有多次回津的记录,如:“(1916年)二月二十四日回津”[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23页]、“(1922年)余自津方归,俗冗未及往。”[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97页]、“(1924年)去腊二十九日回津团年祭祖”[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51页]、“(1926年)京津通车已十余日仍挤壅,别久思家,勉强一行...沿途避兵车,夜深乃抵津。”[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30页]可知,周肇祥的家人应居于天津所筑的西式屋,故而周氏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除此之外,周肇祥在北京城中也另有住所,但居住时间都不长:1914年初入京时,居于“北京兵部窪部花园”[浙江工会编《浙江旅京同乡会》,见“总统府”下周肇祥词条,首都图书馆藏,1914年]、1919年改居于“棉花上七条六号”[“京师警察厅外右二区区署关于周肇祥宅衣物被窃控王洪令可疑请究”,档案号:J181-019-22752,北京市档案馆]、1932年,周肇祥本人包括《艺林月刊》发行所皆搬于“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绍兴会馆同乡登记名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19-001-00028]。而周肇祥所居的头发胡同二十四号的状况幸而被《新民报半月刊》的一名记者给记录了下来:
  “升着火炉,养着好些花的客厅中,墙上挂了画幅,桌儿上杂陈着各式各样金石类的古物之属,还有一些关于学术等的志书,书中零碎沾贴着注解或改正的小条儿...于是我们客人对客人坐在大石碑旁谈起了话来,大石碑实际上是客厅里一面大方桌子,可以说是石碑当了桌子,也可以说桌子是石碑做的,那学生指着石碑告诉我,‘这石碑是个不知年代的古碑,若干年前用代价五百金买的。周先生爱金石,直到现在永远用两个专人每天在琉璃厂一代去搜寻...’周先生的家庭状况,庭院房舍很多,但是多半都被书画和金石什么的占满了。夫人陈默娴,善绘山水,是陈润甫太史的女儿,现患心疾,不常作画了。两子三女毕业于专门以上学校的已有四人,中学中还有一人...”[《新民报半月刊》,1941年,第3卷,第5期,27~28页]
  而周肇祥的经济收入又从何而来呢?在经过笔者的研究之后,发现主要以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一、在1928年国都南迁之前的从政所得。特别是在1911年至1917年期间,周肇祥身任要职,甚至屡屡身兼数职,收入自不算低。虽自1921年后,战乱频繁,经济萧条,工资已无法按时发放:“历年度岁,官场皆呼穷,未有穷于今年者也。军警仅发一月之四成,政费则二成。市面于是益萧条,煤薪莫不倍屣。长安之居,真不易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53页]但在1949年出版的《四十年来之北平》一文中,曾载:“虽俸给无多,积欠累累,然历年积蓄,亦堪温饱,彼时房地价低廉,京城贵胄,贫不能自存者辙鬻其第宅,费一二千元,即可割得一区,稍加修葺,益以卫生设备,倘在东城交通便利之区,便可赁与西人,坐收数十元之月租。即不然,移家其中,斤可俯仰自得,较之南方都市之跼天蹐地者,已相区不可以道里计,作十年京官,总可有五亩之宅,养八口之家,北关乐不思蜀。部署中之风气较朴者,如国务院,如内务部,如教育部,不尚徵逐,不事逢迎,衣裳车马,皆可从俭,即月入百元以内,亦绰绰有余裕。”[黄萍荪,四十年来之北平,上海:子曰社发行,1949,第41页]
  二、租赁所得。在1932年《艺林月刊》中,曾载:“平西卧佛寺西寿安山..广慧观五华寺均有小院单间出租请往看接洽,山上有风景之地如双方合意亦可租人盖房,可到北平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商办。”[《艺林月刊》,第31期,第1页,1932]周肇祥也同上条中所描述般,将其所得宅邸赁与他人,虽价格必定比不上东城交通便利之区,但其宅邸风景优美,亦可坐收房租,缓解经济压力。
  三、1927年~1933年周肇祥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职,待遇颇为丰厚,据1925年艺术学院《教员规程》所规定,“设教授、讲师、助教三种,教授每周授课12时至19时,月薪220元。“[北京国立专门美术学校大事记(1917~1937年),李中华。筚路蓝缕兴国美——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第130页。]但据1927年教育行政委员会修正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教授的月俸在400至600元,副教授260至400元,讲师160至260元,助教100至160元。”[《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教育部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曰3版]虽较1925年教授待遇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正教授与副教授的薪资差距极大。周肇祥自1927年始任讲师,至1928年已任教授。据1927年《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副教授的资格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131”或“讲师满一年以上之职务,而有特别成绩者”131以及“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者”[《大学资格条例》,第八、九、十条,1927年6月15日,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教授的评定资格则为“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职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大学资格条例》,第十一条,1927年6月15日,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由此可知,周肇祥在1928年应不满足评定正教授的资格,所评定的应为副教授,月俸应在260至400元间。至于周肇祥后续是否评定上了正教授尚未可知,即使评上了也需在1930年之后才有资格评定。但在1933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已停办,至1934年被迫改组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在1934年的《国立北平艺专教职员目录》[《1918~1937国立北平艺专教职员目录》,彭飞,美术研究,2013.08]中,已没有了周肇祥的名字。
  四、润笔所得。在1932年的《艺林月刊》第34期中,有对于周肇祥润例的记载:“堂幅四尺八元,五尺十元,六尺十二元,六尺以上每尺加四元;楹联三尺五元,四尺六元、五尺八元、六尺十一元,六尺以上每尺加四元;屏幅四尺以内四元、五尺五元、六尺六元、六尺以上每尺加二元;册页、扇面每件四元,过大过小另议;凡索楷书皆加倍。”[《艺林月刊》,第34期,尾面内页,1932]而同为北平书画家萧谦中的1930年的润例为:“无论屏堂每方尺十元,横幅加半,折扇每件十一元大者酌加,册页每件一方尺内十一元。”[《艺林月刊》第8期,第1页,1930]相比之下,周肇祥的书画润例并不高,每尺也仅元余,但对于周肇祥的收入来说可以算是锦上添花。在30年代的北平,仅需1个银圆就可以“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陈明远,第163页,文汇出版社,2005]、买4~5斤猪肉或买一张当时最红的武生杨小楼的戏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陈明远,第159页,文汇出版社,2005]。
  五、经营杂志所得。《艺林》系列杂志1928年开始发行,发行十余年间历经诸多战乱仍坚持发刊,直至1940年才停刊。《艺林》系列杂志作为由当时北京地区最大的美术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所创办的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发行时间最长的杂志,其影响之大可谓是风靡海内外。1932年艺林月刊办公地点迁往宣内头发胡同二十四号[《艺林月刊》,第25期,第1页,1932],即在周肇祥家中。[《绍兴会馆同乡登记名册》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19-001-00027,周肇祥住宣内头发胡同24号.]1933年周肇祥因反对古物南迁被捕时艺林月刊停刊[《湖社月刊》,第68期,1932年],这些说明周肇祥作为该杂志主编以及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对该杂志拥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在其中的收入自然也不可小觑。

  二、师从

  而在1935年成书的《北平旅行指南》中,称周肇祥“山水花卉精研有年,画梅尤擅胜场,平市各界一致推许,寓宣内头发胡同。[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新华书局,1935版)]”据其《琉璃厂杂记》所载,周的艺术造诣首先可根源于其家学渊源:“先外曾祖理斋公山水,为清代皖画开山。官粤东知县,初学麓台,得其苍秀。晚年远溯宋元,近抚廉州、耕烟。殁年未六十,卒未能竟其所造。然其精到之作,王吴外无足抗行者。”
  至其幼年,曾学于书画家梁于渭(1842~1913)。梁于渭先生字鸿飞、杭叔、航雪,广东番禺人。高才博学,精研金石、书画,为岭南山水画领军人物。《艺林月刊》曾刊梁于渭先生的画作“早菱”,主编周肇祥无不感慨的说到:“余髻龄居粤,数从先生游,得画甚多。壮而游学,篋中物为人窃尽.追念遗迹,辄为怅然.今收此帧,聊慰我思,发浅表幽,后死责也。”[清梁于渭画早菱,艺林月刊,1930,第二期,15页]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于渭先生中顺天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终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却未获馆选而因此得心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辞官隐居广东南海县,不复出。晚年病且贫,靠变卖所藏金石碑刻、旧籍度日。困顿以终。[梁向群.梁于渭的艺术成就及其隶书七言联[J].书法,2013]周肇祥直至弱冠之年才前往京师受业大学,此前一直居于广州。其师梁于渭于一八九五年辞官返乡,约于周氏十五岁时与梁于渭先生相识。
  梁于渭先生也擅金石考据之学,藏六朝至唐、宋碑志千余种,另藏古钱造像诸多,并遗著考证金石之作《麟枕簿》。周氏数从先生游,受其影响颇多,想必其对金石的渊源就起源于梁于渭先生。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曾载:“独自入海王村,绝不似旧时热闹。回忆己亥初入都时,车龙马水,填塞厂门。所见贵人夭姬,胜流词客,姣童俊仆,朱轮雕鞍,绣衣珠屧,一切旖旎奇丽之景,恍如梦境。”[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赵珩、海波点校,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35页。]梁于渭先生居京为官之时广搜金石碑刻拓本,而周肇祥在一八九九年初入京都之时就前往琉璃厂游览,在之后更是嗜古如命,流连于琉璃厂并撰写《琉璃厂杂记》、《山游访碑目》、《辽金元官印考》、《补正宋四家墨刻簿》等著述,就连家中会客厅的桌子都是由古石碑所改制而成,据周肇祥学生所叙述:“这石碑是个不知年代的古碑,若干年前用代价五百金买的,周先生爱金石,直到现在永远用两个专人每天在琉璃厂一带在搜寻。”22
  据1941年新民报半月刊《艺术家介绍:国画家周养庵先生》中对于周的采访来看,周肇祥在幼年还曾“请益如广州夹山居石泉怀甫陈润甫两先生”[《艺术家介绍:国画家周养庵先生》,新民报半月刊,1941,第三卷第五期,27~28页],陈润甫是其夫人陈默娴女士的父亲。及至弱冠之后,周肇祥在师古中收到启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画则云林山樵仲本圭以下,像石涛野遗,雪个复堂,巢林等,都是所倾倒的。”22在书法上主要从乙瑛封、龙山两碑的隶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欧阳询、欧阳通父子、颜真卿的草书;李邕、米芾、王觉斯的行书中汲取灵感,自成一派。

  第二节交游活动

  一、与莫逆之交萧谦中

  萧谦中(1883~1944),原名萧愻,字谦中,号龙樵,又号大龙山樵,安徽怀宁人。京津画派重要画家,弱冠之年即离乡赴京拜同乡书画篆刻家姜筠为师学画。山水初学三王,后窥宋元之秘,并从龚贤的墨法、石涛苍秀空灵的用笔以及黄山画派的作品中得到启发而自成一派,有彩萧、黑萧、赭萧、白萧等诸多风格,“重墨者雄浑苍厚,淡墨者清秀超逸,泼墨者天真恬静,浅绛者疏朗明快,青绿者艳丽丰腴。”[刑捷,萧愻书画鉴定[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第3页]尤以彩萧出名,将青绿、金碧山水画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萧谦中与周肇祥的交游甚为频繁,二人年龄相仿、志同道合,二人现存最早的交往记录始于1914年萧谦中游历蜀地返京后,周肇祥在琉璃厂大观斋所收八印,“与龙樵、森玉同欣赏”[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7页]。在战事纷乱的1925年,周肇祥曾发自内心的感慨:“愿我世尊运无等慈力,开觉众生,胜残去杀,挽回浩劫,孤直如某,得以著书游山,以适其志,是亦足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02页]著书游山是周肇祥对于战乱的年代所寄托的心愿,实际上周与萧谦中同游经历着实丰富:仅在周《琉璃厂杂记》中所记录的就有二人同游了南河泡、北海、景山、陶然亭、火神庙、万柳堂、宝塔寺、广恩寺、长椿寺、静宜园、遵化温泉、石景、马鞍、潭柘等等。而二人在游玩时也甚为风雅,常携茶具,围坐煮茶,坐食关东椹子、花生、豌豆诸物,骑驴徐行,遍觅古迹。正如周所云:“夫吾辈之游,与俗世流连光景或骛高者异。则其所记,不能无详焉,无杂焉。”[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89页]而后周必将访古所得详略的记录下来。
  二人同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国画系任教超过六年,萧谦中教授山水,周肇祥教授山水、国画史、题跋,并承担了一部分校务工作。在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前,周肇祥还携同萧谦中一起远赴河南为在此隐居的徐世昌祝寿。中画会初成立之时仅有三十余名会员,萧谦中就已应邀作为创始人之一担任画会评议,积极参加定期聚会中的技艺交流并辅导研究员习画,并积极参与画会的展览活动。
  萧谦中对周肇祥可以说是毫无保留、赤诚相待。早在1914年周肇祥母亲去世时,周曾以其母事迹向师朋好友约稿书画作品《篝灯纺读图》,萧谦中作为周肇祥的挚友第一个应邀作画,并刊登在《艺林月刊》第68期中,萧谦中在题跋上写道“篝灯纺读图,甲寅五月写慰养安道兄孝思,弟萧愻[萧谦中绘篝灯纺读图[N],艺林月刊,第68期,1935,第17页]”在《艺林月刊》中此图也特别标注“养庵征图凡十有数本,此最初一本也。”103同年,周肇祥生辰之日因缅怀父母而不愿过,萧随即作画以赠之:“树石全拟宋人,细润苍秀,意境灵奇..以此为寿,余何敢辞!因取以供佛前,资我父母冥福。”[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3页]1929年,周肇祥萧谦中二人同赴京西寿安山避暑,同游之余所作甚多,“龙樵画各种异石,养庵画梅花古柏山茶凌霄剪秋罗梅林茅舍”[艺林旬刊,第60期,1929,第3页]二人所游甚为愉悦,平时不作诗的萧谦中在兴起之时还作了五绝十二首,周肇祥为其点定,诗作部分摘录如下:
  “石确步履窒,山深榛莽多。漫言终跋涉,前路有平坡。
  佛卧何时醒,鸠居亦已劳。不封下山水,终觉劳髯高。
  禾黍挥汗种,蝗虫蔽日飞。天心何太忍,有客独与悲。
  日高云澹宕,山静水潺湲。不料龙山客,寿安过小年。
  明月如佳人,伴我山中宿。石女岩下居,无情自幽独。
  野雉咻难作,先禽懶不翔。料因荆棘满,无处得徜徉...”74
  此外,二人诗画唱和的记录也颇为丰富。1926年,周肇祥受萧谦中所托为人作墨梅花一幅。[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16页]1936年,萧谦中为周肇祥作《云岗仿古图》。艺林月刊上也刊登了许多二人合作的书画作品,如1939年所刊登的萧谦中汪慎生周肇祥所合作的山石花鸟图;1941年刊登的萧谦中、王雪涛、汪慎生、周肇祥合作画;1942年刊登的萧谦中、汪慎生、周肇祥合作画两幅;以及同年刊登在《立言画刊》的萧谦中周肇祥徐石雪所合作的《松石竹三友图》[《立言画刊》,1942,第203期,第28页]。另在《艺林月刊》中曾刊登萧谦中的山水润格,“有求谦中山水画者请照此奉酬可也”[《艺林月刊》,第2期,1930,第1页,],在末尾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庚午春日退翁周肇祥代订”107
  周肇祥与萧谦中初来北京便已相识,交往直至1944年萧谦中去世,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之久。周肇祥对碑文有着强烈的热爱,定州出土的《魏武定元年高归彦造像记》,售价颇高,周氏求之数年却不得。挚友萧谦中见此不忍,一见饷便前往购下此碑文并寄与周氏。[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9页]可谓曲高和寡知音难觅,周肇祥能孤身在北京寻到萧谦中如此真心待他的挚友,同游同乐、同赏古物、共同泼墨挥毫,认可同样的绘画宗旨并为画学研究会事业献出力量,真可谓难得。

  二、从《篝灯纺读图》看周肇祥交友脉络

  周肇祥其父原在广西钦州为官,不幸早逝。后随其母陈太夫人迁往广东,髻龄前居住于此[见《艺林月刊》第2期P14《清梁于渭画早菱》题识:“余髻龄居粤,数从先生游,得画甚多。”]。周肇祥有两个姐姐,其中一名为周肇荧。周肇祥曾为其撰写碑文。其母体弱,以纺织为生抚养周肇祥三姐弟长大。可以说周肇祥就是伴随着母亲吱吱作响的纺织声以及昏暗的篝灯长大的。1914年周肇祥的母亲陈太夫人去世,周氏在悲痛之下以其母事迹向文化圈中好友约稿诗画作品《篝灯纺织图》,诸多名流纷纷被其母事迹所触动相继作画题诗,传为美谈。
  最早应邀作画的是周肇祥的挚友萧谦中,他在1914年5月就为纪念陈太夫人而作了画《篝灯纺读图》。在作此画时,萧谦中年仅32岁,尚未实行“中年变法”。由于师承姜筠,画风深受清初“四王”中的王翚影响,细审其用笔仍未脱离王翚习气。题跋中写道“篝灯纺读图,甲寅五月写慰养安道兄孝思,弟萧愻[萧谦中绘篝灯纺读图,艺林月刊,第68期,1935,第17页]”在《艺林月刊》第68期中也刊登了这篇画作,还特别标注“养庵征图凡十有数本,此最初一本也。”79
  1915年,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中,也刊登了诗作《题周养安篝灯纺读图》现摘录如下:“七星挂城鼓搥折,轧轧机声屋瓦裂。停梭口授凿楹书,字字阿耶心上血。长鬛裁花美冠玉,豸角铜章照茅屋。精诚日夜珠江流。江山文藻佗城曲。北风哑哑啼鸟雀,百年几许儿时乐。”[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3期,第2页]梁启超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周肇祥的相识应始于梁氏从日本回国在袁世凯政府任职时。在1925年梁启超夫人李氏去世时,曾嘱周肇祥让其为李夫人寻觅风水宝地以安葬,在周氏与袁吉六的积极寻觅之下,“于卧佛寺之东山坡得地十亩。”[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08页]同年9月3日,梁启超“招饮于松坡图书馆”[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70页],周肇祥对此地做了详尽的记录,梁以一奇石名曰“宋石屏”,周却认为“宋”不如“艮”:“艮,止也。名确而儆,且有安止之义,宜栖神也。”108
  报刊名编陆丹林先生曾在《真光杂志》中刊登了所题的《篝灯纺读图》:“霜风砭竹竹不枯,夜寒僵柳栖慈鸟。乌啼哑哑夜将曙,机声书声迄无住。愿儿劬如母织机,掬母心血充儿饥。月痕斜过回塘曲,凉波潋滟光摇目。千艰万苦难语儿,虑儿酸哽增母悲。咫尺情绪千万转,繁冤不绝逾机丝。儿今幸立母长眠,旧时楼舍横苍烟。留此图画彰母节,滴尽孤儿眼中血。”[陆丹林,自题《篝灯纺读图》,1927,原刊于真光杂志第26卷第7、8、9期合刊,摘自裴景福《睫闇诗钞》,黄山书社,2009,第264页]陆丹林先生经历与周肇祥相似,也是自幼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故而对周肇祥其母事迹颇为感触,提笔撰写字字真切感人至深。在文末还特提及:“因倩黄君宾虹(质)为绘斯图,用彰母德,而志哀思。并承赵次珊(尔巽)题额,蔡孑民(元培)署签,严范孙(修)、喻志韶(长霖)、金息侯(梁)、张仲仁(一麟)、赵石禅(藩)、高郁离(向灜)、谢复园(凤孙)、樊樊山(增祥)、陈弢菴(宝琛)、宝瑞臣(熙)、三六桥(多)、郑苏戡(孝胥)、朱古微(祖谋)、陈石遗(衍)、陈散原(三立)等题诗。诸丈耆年硕德,薄海同钦。”60
  综合陆丹林先生以上所提及人物,以及目前能找到的关于《篝灯纺读图》的文献资料,为周肇祥其母事迹以诗画唱和的不乏诸界名流,特总结如下:
  政界:赵尔巽(东三省总督)、严复(教育家)、张謇(状元实业家)、梁启超(维新派代表人物)、熊希龄(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拟题篝灯纺读图》,载自《熊希林集》(第8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823页]、金梁(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吴闿生《题周养庵篝灯课读图即送之湖南任》,载自《四存月刊》,1922,第10期,第3页]张一麟(袁世凯幕府政事堂机要局局长)、爱新觉罗·宝熙(总统府顾问)、陈宝琛(末代帝师);
  教育界:蔡元培(首届教育总长)、吴闿生(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严修(南开大学创办者)、陆丹林(报刊名编);
  书画界:金城[金城《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第11期,第2页,1928](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陈师曾[陈师曾《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第1期,第1页](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始者之一)、萧谦中(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姜筠[姜筠《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第2期,第2页](萧谦中之师)、吴昌硕[吴昌硕《篝灯纺读图》,载自《吴昌硕谈艺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第46页](清末海派四大家)、樊增祥(同光派重要诗人)、吴芝瑛(以《鞠隐山庄诗集》传世)、三多(著有《可园诗抄》)、喻长霖(清末翰林院编修)、赵藩(《云南丛书》总撰)、陈三立(同光体领袖人物)[陈三立《题周养安篝灯纺读图》,载自《散原惊舍诗文集(增订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7页]、郑孝胥(闽派诗的首领人物)、陈衍(闽派诗首领人物)、朱祖谋(清末四大家之一)、陶镛(江苏籍书画家)、金家庆[金家庆《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1928,第35期,第2页](安徽籍书画家)、林纾(福建籍书画家)、[林纾《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1928,第6期,第2页]汪洛年[汪洛年《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1928第7期,第2页](书画家)、吴待秋[吴待秋《篝灯纺读图》,载自《艺林旬刊》。1928第16期,第2页](海上四大家)。

  第二章仕宦生涯与前清遗老的提携

  第一节四川总督赵尔巽的提携

  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无补,又名次山。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人。曾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等职。仕途之外,赵尔巽有两大事迹颇受称道:“一是当御史时期当敢于直言极谏...以儒生当‘言官’而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论而名闻朝野,和当时翰林院的前辈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一起被誉为清流;一是任封疆大吏时的推行新政。如兴办新式学堂、近代化工厂,设立警察机构,修建铁路,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政务。[周景良,赵珩.赵珩谈襄平赵家.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M].中华书局.2015年,75页]”
  周肇祥在仕途上的扶云直上,与他所尊称的“无补老人”赵尔巽的提携有着莫大关系。周肇祥在初入官场之时屡次受挫,而巽却一而再给予周肇祥以扶持。若历数周肇祥在仕途上的知遇恩人,赵尔巽应为无可取缔。
  1904年,日俄战事爆发,这对于已历经中日战争、庚子拳乱的奉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内政外交皆满目疮痍、民力凋残、祸患愈演愈烈。1905年5月,赵尔巽继增祺任盛天将军,兼管奉天政局,时周肇祥已在奉天任职[北洋官报[N].1909年(第2062期,2~3页),具体论述可见前章“周肇祥生平履历”]。东三省虽经赵尔巽锐意改革力求振作,但却收效有限、形势岌岌。1906年,清廷改制二百余年沿袭的军府旧制,“将盛天将军着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物”[《光绪朝东华录》],并命徐世昌着补授东三省总督。
  在1906年赵尔巽在奉天将军裁缺后,御史张世培即奏奉天捐税繁苛,赵炳麟奏前奉天将军赵尔巽任用史念祖办捐滋扰等各折片。此案牵连甚广,令岫岩垦局总办邓景临勒令回籍永不叙用、岫岩州知州王瑞高、候选府经历萧镇、补用守备马得荃等一并即行革职。文中还谓主稿周肇祥“苛刻性成,擅作威福”,特请与奉天财务局督办史念祖、会办叶景葵等二十余人一同革职查办。[徐世昌评传[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沈云龙著,p61,]赵尔巽任职期间,奉天经济属实混乱,然这不可仅仅归于赵氏及其下属之过。奉省历经战乱,百姓早已不堪其苦,日、俄势力入侵东北,事事以军政为由,以强权相迫。“日货无一有税,华货无一不税,且再税三税,是以日货畅销,而华货愈滞。”[《退耕堂政书》]赵尔巽任职于奉天之时,“持极端强硬态度,日人老羞成怒,要挟更甚。”[汤用彬《新谈往》]赵氏所力争合办东清铁路、省城警察官吏派出所等事,日方皆虚词搪拒,赵氏虽殚精竭虑设法挽回,最终不堪其忧,自请去职。
  周肇祥即因奉天财政局一案被牵连而调往湖北,次年因办事勤奋又准予调往四川任职。1908年,赵尔巽也被调往四川任职四川总督。1909年《北洋官报》曾载: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调用奉天被参各员周肇祥等已著成效恳,恩开复褶。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前奉天财政局案内被参各员当经奴才将此案情形面奏,蒙孝钦顯皇后、德宗景皇帝皇后恩准调往湖北差委毋庸赴奉。于次年二月因叶景葵等九员在鄂办事始终勤奋,奏请开复奉。硃批叶景葵等九员先行开复原衔,准其调往四川差遣。俟该员等办事卓有成效再行奏请请加恩钦此钦遵即饰各员分别赴川听候差委并分办省外要件。当将先后到川之前分省补用道周肇祥委充农工商交涉文案兼会办滇黔监务,该员思虑周密因应咸宜考核利弊了如指掌....朝廷用人之际凡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缘事降调革职及遣戍释回各员尚蒙圣恩饰部查明原案开单呈览。如周肇祥等各员原参之案已蒙,而奴才延揽以来历试诸艰深悉其品节才优堪备,国家任使况时局艰难储才为亟。若血诚任事之人而使其人终于挫抑则士气无由伸,而依阿取容及欺世盗名之徒反得收明哲包身之誉,谁复敢实行实力以任劳任怨....”[《北洋官报》1909年(第2062期,2~3页)](标点为笔者所注)
  赵尔巽特上奏恳请将奉天被参各员周肇祥等“开复原官原衔免交捐复银两留于川省补用”[政治官报[N],1909年,第454期,18~20页,],并言周肇祥其人“思虑周密因应咸宜考核利弊了如指掌”“深悉其品节才优堪备”9,并且无不入情的写到:“国家任使况时局艰难储才为亟。若血诚任事之人而使其人终于挫抑则士气无由伸,而依阿取容及欺世盗名之徒反得收明哲包身之誉,谁复敢实行实力以任劳任怨。”9从赵尔巽对周肇祥的评价来看,赵尔巽对于周氏颇为赏识,而对于周被牵连一事也属实不满以至于特地为其写表上奏。
  至1909年,就任四川巡警道的周肇祥又因烂使权力罚款不当被举报违法扰民,“自到任以来,寻隙苛罚,烂使权力,以修理街道为名偶有触犯则罚石板数十百块不等...受其蹂躏者不一而足...一次,他竞诬指城内多家中药铺夜间有人检药不开门而予以重罚,仅上全、同善两家即被勒罚石板各400块,人大超过《违警律》规定的15元罚款限额。”[《蜀报》,1910年(第一卷,第六期)p90~95]1910年10月17日,省咨议局第二届年会以‘违律扰民’为由对周进行纠举,迫使总督赵尔巽不得不将周撤换。
  1911年4月20日,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在川惨遭撤职的周肇祥随其上司赵尔巽赴奉后,便历任奉天警务局督办、奉天劝业道、署理盐运史等要职,甚至有些职务是同时兼任。周肇祥曾在《琉璃厂杂记》中写到:“去冬别奉天,鼎臣、洁珊邀我和补公摄影纪念。以辛亥之变,维持三省大局,定谋决计者,唯吾四人也。”[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21页]当时在东三省,周肇祥作为一个多次被纠举生涯中有所劣迹的文官,能成为整个东三省定谋决策的四人之一,可见此时其上司赵尔巽对周氏已是极为信任与赏识。
  辛亥革命后,周肇祥又遭临时省议会弹劾,谓其“劣迹多端”“冒支经费”,而赵尔巽却给出答复:“去年商人王玉璞贩运大宗铜元出境,被巡警拿获,照章充公,核计价五千元,后周奉派往日本调查警务,巽即在该款项下拨出一千元给周,以为治装及请翻译等费,后周为军警各界挽留,赴东不果,周即以该款送回公用,由尔巽将此款赏给拿获巨匪之用,实无冒滥支销之说。”[赵都督查复议会弹劾周肇祥案[N].盛京时报,1912-8-23.]赵尔巽此文意在为周肇祥开脱,并将周氏冒支经费一事以自身总督身份作保。但议会岂肯将此案就此作罢,竟“特开秘密会议,拟连带都督一并弹劾,以消其忿”。[吴统领诘责省议会[N].盛京时报,1912-8-23]此时舆论哗然,周肇祥为免受各界攻击、只好交卸其盐运使一职务。此时赵尔巽以“非有谙练政治之人员难资应付”为由挽留其充任秘书厅长。周氏随即便以“以秘书事宜非行政官属”[周仰安卸任后之位置[N].盛京时报,1912-10-3.]为由接下这一职位[塔丽婷.地方层级议会与政府的政治博弈——以民初奉天临时省议会弹劾周肇祥案为例[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8)],二人一唱一和便将被弹劾一事平息,周肇祥得以继续立足于官场。
  1912年11月3日,赵尔巽辞官隐居青岛。失去了老上司庇护的周肇祥之后也离开了东三省,在山东署理盐运史后,在1913年10月抵京为官。赵尔巽也自此以清朝遗老自居,只领虚职不掌实权,但二人却一直保持着接触。1921年,新年元日,周肇祥特去拜访赵氏。[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292页]同年,周肇祥游黑龙潭神庙,特“前告无补翁,翁以语王提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51页]”,在赵氏帮助下,周氏才得以设祭。1923年5月23日,时值赵尔巽八十岁生日特“置酒邀宾客[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28页]”,周氏特前往祝寿,并与其一同赏昙花。同年,二人还对于云南矿洞覆压进行了谈论[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46页]。1925年,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记录了赵尔巽的近期生活状况:“无补老人于京城西北大石桥得地五亩,凿井开畦,每冬施粥设暖厂以济穷人。夏天则于隙地种菜蔬,名曰“遂园”,意甚盛也。”[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43页]
  在段祺瑞临时执政期间,赵尔巽曾担任过临时参政院议长,时周肇祥也应邀在临时参政院任职参政[刘寿林.临时参政院参政姓名录.民国职官年表[G].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177页]。时赵尔巽已年八十二,仍身体强健、精神焕发。赵氏向来以遗老自居,曾言“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故而仅领空职,不掌实权。赵氏虽身居空位,但却不肯自逸,“不开会时,亦每日到院,坐议长室候画稿”15。1926年,政事纷乱,段祺瑞下台,赵尔巽也隐居还山,周肇祥面对此情此景颇为怅然的写到:“元日为人作点墨梅花一幅,龙樵所嘱也。赴段宅贺春未晤,补公怵祸深匿,普泉老人已还山,怅惘而归。午后到厂甸,百事不如往年。”[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16页]
  赵尔巽在民国期间还曾任清史馆馆长撰写清史。1914年8月,袁世凯以“延揽勝朝遗老山林隐逸之用意[清史稿与赵尔巽[N],徐一士,逸经,1936,第二期,14~17页,]”,设馆修清史。赵尔巽遂以“我辈均受先朝厚恩,今奉鼎革,所以图报先朝者,惟此一事。修史与福官不同,聘书非命令可比,似可偕往致力于此15”为由,应袁氏之邀,出任清史馆馆长。清史馆初成立,人员不齐,赵尔巽随即便邀周肇祥入清史馆从事撰写工作。9月20日,周肇祥参加了清史馆第一次会议,并担任清史馆提调。[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1页]。赵尔巽在清史馆颇为尽心竭力,广罗天下英才,博采图经,“公日一到馆,校视已成文史,间有勒削。尝一日阅至二万字,精力滂魄如此。”15而史稿之成,赵氏之功,不可没也。
  实际上,清史稿的撰写并不顺遂,先是清史馆的支持者袁世凯殁后,清史馆经费骤减数十万,实际上已无法正常维持清史馆的运行。不得已之下,馆长赵尔巽只好向龙江吴佩孚、山东张宗昌等诸军帅寻求资助,而诸位将军感念于赵氏的名德皆慷慨以助。但清史馆虽得以继续运行,赵尔巽却一病不起,据周肇祥的记载:“夏五月,病湿瘟,有孔伯华者..先为诊治,初见效,遂深信之。及病屡反复,寒热杂投,令病日剧。仲恕荐医,揆初荐医,皆诊而不饮药,众束手。入秋又患泻,泻久气馁,遂致弥留。”46馆中修史者原有百数十人,也皆作鸟兽散尽,仅余十四人,使馆提调四人中陈汉第、伯䌹皆已离职。但周肇祥却“恐触老人怒不敢继二君后”[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82页]坚守于清史馆,直至赵尔巽去世周氏才辞职离去。
  赵尔巽殁后,周肇祥颇为悲痛,于是乃从大藏中捡出明大佑法师《阿弥陀经略解》钞本付印,并在末写上:“勋一位、前东三省总督、府主赵公次珊逝世,敬为印造《佛说阿弥陀经略解》三百部,仰赖宏慈加被,往生净土者,中华民国十六年,岁在丁卯九月,门下旧掾周某谨记。”46
  二人从周肇祥初入仕途相识,交往直至1927年赵尔巽的去世。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可见二人交往之深。周氏对于其老上司赵尔巽极为尊敬,晚期尊称其为无补老人。正如周肇祥所言“余受老人恩甚深,患难时亦颇知我”46,赵尔巽更是对于才优兼备的后辈周肇祥颇为看重,尽其所能屡次提携周氏,在周氏屡次陷入仕途困境之时给予帮助。周肇祥一路跟随老上司赵尔巽的仕途步伐,从川至奉再而至京。在赵尔巽晚年任职于并无实权的清史馆之时,依然步入清史馆助其史论撰写工作。对于怀才的周肇祥来说,无补老人实在是其无可报答的知恩前辈。
  第二节项城总统袁世凯的认可
  离川之后,周肇祥先后在奉天任劝业道、署理盐运史、任警务局督办,还前往山东署理盐运史。1913年10日,周肇祥入京为官,在大总统府任政治咨议。在1915年“周肇祥关于其堂弟周掌珍顽堕不肖就学请交教养局代为管教的函”[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181-018-05193]中,周肇祥的政治身份已为清馆史提调、高等军事裁判处副长、大总统府执法官、政治咨议。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升中海怀仁堂,文武官、蒙古王公、各国公使皆来贺。周肇祥也在《琉璃厂杂记》中颇为得意的记录:“余以府中高级文官资格参加,并列第一班第三排。九钟三十分,礼成,出,与揖唐、銕舲同车到山本摄影纪念。”[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1页]
  周肇祥在大总统府任职时期似与袁世凯交情尚可,数次入京,即使只停留几日也要前往谒总统:“住京凡十日,谒总统,访师友”[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页],“此次入京,本不打算久住,携资甚少....而大总统忽以政治咨议见委,迟至二月初六使假归,尽卷所得物回津”[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3页],四月十一日,周还参加了袁世凯于怀仁堂所开以款待府中高级文武官的茶会,周“遍视室中新陈设”后,还记录了紫光阁所悬的历代帝王画像。[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2页]
  是时欧战爆发,日本向德宣战并出兵青岛,欲将德在山东权利据为己有。德方不敌,于11月7日宣布投降。1915年1月18日,日使日置益于怀仁堂觐见大总统袁世凯,并当面递送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迫于日方压力,历时三月有余的谈判结束,签订了除第五号外所有条款。6月30日袁派遣周肇祥作为政治顾问赴往东省,督办中日新约实施事议。[《日本西村辰雄工作室档案索引网页》1915-6-30,27卷,176页,530]
  同年,周在《琉璃厂杂记》中记录“陕之南郑,皖之歙,赣之萍乡,皆产术,然莫良于吾浙之于潜。术有天生,有人种,人种者常术,天生者难得...”在末尾处,特记录“而今大总统所获者大如瓢,重半觔,非山川菁英数百年所蕴结、雨露所长养,何以得此!然术亦可谓丰于遭遇哉!”[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99页]可见,二人此时已非仅仅为上下级政治交流,周肇祥以其广泛的博物知识已与袁氏有了共同兴趣并且有了政治外的沟通交流。
  12月袁世凯称帝,大封袁党,滥加封爵。而周肇祥也在名单之列,被授予了大夫加少卿衔。周肇祥还记录了袁世凯洪贤元年所题之书,并大加称赞:“项城总统书,奇特瑰伟,自云学颜、米,实出北齐诸碑。作隶书尤胜,曾为约法、政治、国民三会议写景题字云:‘英俊之域,绂冕所兴。惟天有命,曰予祗承。眷兹灵景,勿渝彩缯。洪贤元年御题。’章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亦短历史中一段故实也。”[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46页]
  除此之外,周肇祥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也有交往的记录。最早见于1913~1914年间,周肇祥在其《琉璃厂杂记》中对袁克定所藏古苍玉进行了记录:“豹岑得古苍玉一片,长约八九寸,宽约三寸,有三孔。篆书二行...闻系前门税局某局员于检查河南商货见之,介绍归豹岑者。豹岑极珍重,仿内府装潢,倩人绘《得玉图》,自为新诗以宠之。玉殊旧,惟篆书纤薄,刀法穉弱,似后刻也。”[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5页]1914年,周肇祥与袁克文同游琉璃厂,“今年厂甸更不如从前,字画百中无一真,但旧书颇多满洲所藏者...豹岑得宋本林尧叟《春秋左转句解》,季沧苇故物,百番,尚不贵。余不甚买旧书,仅得朱象贤《印典》一部,徐紫珊藏,价四番。”[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8页]1924年,袁克定自北来,云其有夏镜,周向其索视并记录如下:“制作殊简陋,纽长而狭,如带版之穿焉。花纹作一人一鸟形,似字非字者五,细审亦鸟形也。绿锈满体,云出华山下,疑西戎君长之物也。”[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55页]
  1916年3月,反袁派运动愈演愈烈,袁世凯在内外形势压迫下不得已取消帝制。然袁氏却欲在撤销帝制后继续担任大总统一职,时举国皆愤,威信全失,袁自知和议无望,众叛亲离,于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逝世。袁氏去世前立下遗嘱,国事任黎元洪、段祺瑞为之。黎元洪接任后,下令“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派四员,由各该长官率领,前往居仁堂灵筵前行礼[沈云龙《徐世昌评传》,沈云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版,第352页]”,周肇祥也在文武官员其间,前去居仁堂祭奠了袁氏:
  “项城总统一旦逝世,殓于居仁堂。余入视,不知啼之何从也。继思人生,到死一切障碍皆断了,是非功罪,后人自有公论。即使项城再做总统一二十年,亦不过如此。譬如负巨债者,责任遽得解除,何等自由!又如壮夫肩千斤担子行暍日中,忽遇数阴,卸担歇息,何等快乐!为项城计,亦良得。悲夫,富贵贱贫至悬绝也,贤智愚不肖至无等也。及其钟鸣漏尽,无有分别。人亦何必妄自取苦,梦梦众生可猛省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52页]
  袁世凯身死数年之后,周肇祥还记录了军阀混战之时,国民而三军对于袁世凯身后事的不齿行径,语气中颇有不满与叹息:“京津通车已十余日仍挤壅,别久思家,勉强一行。黄寸之南,旧多柳林,皆尽砍。战壕屈曲无际,民居残破,颓墙上弹痕若雨点。沿途避兵车,夜深乃抵津。津市冷落略如京师,外国人居留地乃大热闹,可叹息也。闻国民二三军在津时,曾以发项城总统墓恐吓其家,项城诸妾剧金以赂之。俄国共产,未闻盗坟,匪徒行径卑劣至此。越日赴中国实业银行监视焚毁旧纸币一百二十万。昔之阿堵物者,今乃付诸烈焰,物之贵贱岂不视其时哉!”[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30页]

  第三节皖系军阀段祺瑞的赏识

  1916年,袁世凯称帝告败,病况垂危之时,曾拟“遗令”,嘱国事任黎元洪、段祺瑞为之。在对德宣战问题上黎、段二人各持意见争执不下,段遂嘱“督军团”向黎施压,国会自此解散。府院之争最终以黎元洪去职,段祺瑞复任,冯国璋就任大总统为收场。然段祺瑞在重掌大权之后却以“中华民国法统已因张勋复辟而中断”[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摘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版,第394页]为由拒绝恢复国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临时参议院。这遭到了西南各省军政当局的反对,旧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南下护法号召也陆续赴粤,1917年9月,军政府以号召护法的名义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先生就职军政府大元帅,南北已成对峙之局。
  段祺瑞继而下令命其心腹傅良佐远赴湖南接任湖南督军,并命周肇祥代理湖南省长。段氏此举意在“用湖南以制两广,用四川以制滇黔”[沈云龙《徐世昌评传》,沈云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版,第388页],进而统一西南。湖南乃军事重地,为统一西南之关键。而段氏所派遣之人必是其相当看重的心腹,而傅良佐、周肇祥在当时是何许人也?傅良佐在当时所任陆军次长、高等军事裁判处处长,周肇祥任职为陆军军法裁判处处长、高等军事裁判处副长[《政府公报》,1917,623期,第2页],而陆军总长正是国务总理段祺瑞所兼,自民元以来其陆军总长之职屹然不动,凡军队编制调遣、将领历任升迁皆由段主持,可见二人正是段祺瑞之得力助手。
  然此次入湘的主力军直系军阀范国璋、王汝贤两师,素来与段祺瑞为代表皖系军阀不和,不愿听命于傅良佐,在与护法军的交战中更是消极怠战,一败涂地,进而擅请停战。11月14日,督军傅良佐见大势已去,偕省长周肇祥弃湘而逃。18日,冯国璋以擅离职守湖南重地为由将二人撤职,并命直系军阀王汝贤代行督军职务。[《政府公报》,1917,662期,第2~3页]未久,四川战事同样告败。统一西南之事告败使段祺瑞异常愤慨,于11月22日提出辞职。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在冯玉祥与张作霖为首的国奉双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妥协下,联名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在就职前,周肇祥等人曾力陈劝解段氏勿再出山:
  “东南战事将了,同事人人色喜。余独以为改革并不彻底,大乱未已,譬诸演剧,第二幕方始开台,其后尚不知有多少把戏也。余在津谒芝老,劝其勿轻出山。芝老首肯者再,讵不数日,突然入京。又执政府条例将颁,余挽,同汪伯唐力陈修改,芝老云:‘经议决,不能改。时至今日,安可有独裁之制哉!’利欲归于人而怨毒集于己,其何能儆?若辈误国家并误芝老,可为长太息也。”[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01页]
  当然,段祺瑞并未听从周肇祥的劝告,于11月24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而面对“革命即已,百废待兴”的局面,段提出了废除法统、取消国会,并召开善后会议与国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国家根本大法。设立了临时参议院以作为临时替代国会的立法机构,在人员任命上,周肇祥也作为临时参政院参政就职。1926年,周肇祥前往段宅贺春,但并未成功晤面,在其记录中透露出了深深的失望之情:“元日为人作点墨梅花一幅,龙樵所嘱也。赴段宅贺春未晤,补公怵祸深匿,普泉老人已还山,怅惘而归。午后到厂甸,百事不如往年。”[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16页]
  在各方势力的混战之下,临时政府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周肇祥在笔记中所记:“鹿钟麟之围逼段邸,芝老避入使馆界。上巳后一日,西北军败退,芝老当回邸。”[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627页]周继而在对形势的分析之下,劝段切莫复职,应毅然请辞舍去:“昨函请毅然舍去,勿复职,所以爱国家,并爱芝老也。今日往慰问,闻暂复职为退休之准备。退即退矣,何准备之有?无非恋栈者故为淆惑耳。群小之误芝老,不使之名声扫地不止也。”20在字里行间,周氏对段祺瑞的关切实为真诚由此可表。在社会舆论、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4月19日段祺瑞通电全国自此引退。
  第四节为故国总理张绍曾设计陵墓
  张绍曾(1879年—1928年),字敬舆。1923年1月,张绍曾在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正式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但此时的中国时局已每况愈下,1912~1922年内阁总理共有22名,且平均留任时间仅3~5个月。即使是身为北洋系元老的张绍曾也无法逆转历史的趋势。军阀混战、内阁阁员不愿就职、国家财政已负债累累无法维持,6月,为直系所不容的张绍曾被迫辞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1926年,张绍曾的亲家冯玉祥加入国民革命军。1928年,故国务总理张绍曾因暗地在北伐战争中支持亲家冯玉祥所在的国民革命军被张作霖发觉并刺于津门,至此,张绍曾成为了时局的牺牲品。正如冯玉祥所言:“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的垫钱,什么也不图,只有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辛亥革命》(六),第363页]
  但张绍曾先生的身后之事却并不顺遂。先是灵柩停在浙江义园七载未葬。1935年,亲家冯玉祥与张先生昔日好友僚属一齐筹资将张先生葬于西山下卧佛寺东原,并请周肇祥先生设计其祠堂与陵墓。论说西山下实为风水宝地,风景秀丽、幽静雅致,为众多名人所青睐,梁启超、孙传芳、甚至周肇祥本人的墓皆在于此。
  至于为何公推周肇祥先生设计,作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周肇祥曾任职于北洋政府。与张绍曾昔日僚属好友相识。周肇祥先生在《琉璃厂杂记》中记录:1922年初,“残年急景,首都之市暗淡寂寥,建国以来未尝有。除夕前日“盐余库券”成,各署始发薪,市上稍呈现活气,大抵饮食、香烛之肆为然,古董铺、书铺仍冷落也。余得薪五百余金,悠游度岁,手持索欠之钱挨家了账。”[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65页]1923年“俸钱不发放,节衣缩食,骨董贩绝迹。”[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34页]此时正逢军阀混战乱象,况在1924年段祺瑞上台时,周肇祥还担任过临时参政院参政。虽没有并没有找到周肇祥与张绍曾直接交往的证据,但是在1922年张绍曾先生就任陆军总长,1923年初还就任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时的周肇祥仍在北洋政府任职。
  其次,周肇祥时任北平最大的国画研究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以及《艺林月刊》主编使得其名声在外。周肇祥曾实地走访多地并著有多篇研究古建筑的文章,使得其对古建筑颇有研究。史树青先生在为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艺林旬刊》合订影印本中,特提到《艺林》系列杂志对“古代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遗迹及古器物、古书画、古文献”[史树清,《艺林旬刊》影印合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序]的贡献,虽然这应归功于众多文人艺者,但从此也可看出主编周肇祥对于古建筑的兴趣与钻研。
  在周肇祥主编的《艺林月刊》中专门报道了此陵墓,称其“费省而工艮、堪以垂良久、振薄俗焉”[艺林月刊,1935,第66期,第10页]。而如今张绍曾陵墓在文革中毁坏严重,基本失去原貌,幸而《艺林月刊》中刊得的两张老照片让后人仍能一睹原貌。
  墓园分为两部分,东部为祠堂建于半山,为三开间绿琉璃瓦顶。古朴端庄。祠堂前华表尚存,底座为须弥座式,呈八角形,柱身遍布流云纹,承露盘上有一石狮状瑞兽。西部为陵墓,墓前尚存牌坊式墓门,为周肇祥所撰。横额题:“故国务总理张上将军之墓”,左右柱联分别题为:“故垒怆辽东化鹤莫栖华表柱;玄堂开寺左归神长护大乘门。”末尾留下了作者的名号:“绍兴周肇祥谨撰书”。内有驮龙碑两个,根据“龙生九子,霸下驮碑”只说,下为形似龟状的霸下微微扬头驮着长碑,长碑四周刻有花卉纹,但并无碑文,碑上雕刻着双龙戏珠,动态明显栩栩如生。墓冢外的围栏已失,宝顶所覆青砖已尽失只剩残败的土堆,周围遍布被砸碎的石构件,曾叱诧风云的国务总理不幸为革命牺牲性命之后竟落得如此下场,遍地尺椽片瓦之状实在令人唏嘘。

  第三章文化抗争活动

  周肇祥在北洋政府的仕途受挫后,逐渐把重心移至文化事业。至1920年,徐世昌上台就职民国总统,西画风头正劲,周肇祥作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决定:组织当时北京地区众多立志将国画发扬光大的艺术家一齐成立了当时北京最大的研究国画的民间美术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

  第一节中国画学研究会

  1920年5月,中国画学研究会假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为会所,成立了迄今中国人专门研究国画最早成立的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中画会)初成立时,“到会者约三十余人,毕有名画家”[晨报[N].1920年5月],至1939年中画会成立20年之际,现有会员已至四百余人。“会员之在艺术界具有地位及在各大学专科学校中小学充教授教职员者,指不胜屈。”[周怀民,中国画学研究会二十年之回忆[N],立言画刊,1939年,第36期,29页]至1947年,中画会现有会员已达一千余人,“学成出任教职者百余人,散处各地,在北京天津者常四五百人,成绩展览已二十五次,参加各国展览及博览会十余次。”[王扆昌《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页]而中国画学研究会能达到如此成绩,与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及努力密不可分。
  另,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2003年文汇出版社所出版的李铸晋、万青力先生所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民国之部》中,曾提及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会到了1920年,“这一协会变成‘中国画学研究会’[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美术史·民国之部》,文汇出版社,2003,81页]”及“湖社的创始实则承继了原在北大的‘中国画法研究会’,1926年,画法研究会创始人之一金城携作品赴日本展览。”68此处应有误。
  首先在时间上的不符合:“北大画法研究会”于1917年成立,在校长蔡元培的组织并支持下成立;在1920年改名为“中国画法研究所”,并出版杂志《绘学杂志》直至1921年才停刊;1922年2月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中还刊载了中国画法研究会迁移协会地址至“第三院操场东南门北房”[北京大学日刊,1922,第952期,4页]的公告,直至1923年初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才停办解散。而中国画学研究会早在1920年就已成立,所以从时间上看“中国画学研究会”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会”所“变成”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其次是人员上的不符合。在1917年画法研究会简章中,刊载了该会初创始的导师为“陈师曾、贺良朴、汤涤、徐悲鸿、李毅士、钱稻孙、贝寿同、冯汉孙诸先生”[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183~186页],在1920年,在北京大学附设画法研究所职员一览表中,可见该研究所所长为蔡元培校长亲自担任,主任干事为来焕文,导师较之前还多了“盖大士(比利时)、吴法鼎、郑锦、汤怡、盛伯宣、衡平、胡佩衡”[绘学杂志,1920,第1期,19~20页]诸先生,可见金城与周肇祥从未参加过中国画法研究会,更提不上创始人。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初创始时,在评议中有参加中国画法研究会的仅有贺良朴、陈衡恪二人。在会员上,中国画法研究会会员主要基于本校教职员及学生,而中国画学研究会会员则主要面向社会大众,二者成员构成不同。而湖社的创立基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分裂,就更谈不上对于中国画法研究会的承继了。
  最后是观念上的不符,在蔡元培所组织成立的中国画法研究会中,广聘留学归来的艺术家为导师,如重视写实绘画的徐悲鸿、赴法留学的吴法鼎、以及来自比利时的画家盖大士等。在中国画法研究会中中西画并重,在教学中也明确分为“本国画”、“外国画”两门,并且规定会员只可择一门而学之,不可兼学,并且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以“科学美术”为旨趣。而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是一个为“提倡风雅、保存国粹”而成立的纯粹维护和研究传统中国绘画的画会。二者并不基于共同的审美旨趣和利益诉求,更谈不上所谓的继承了,
  故,虽存在一些在中国画法研究会中学习过的人才后加入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及湖社画会,如胡佩衡,但绝不等同于“中国画法研究会”简单的变成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情况。二者旨趣相异诉求不同,湖社承继的更多也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果,金城也从未作为“中国画法研究会”创始人,相反他是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始人身份赴日组织中日联合画展,特此勘正。

  一、徐世昌的资助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1918年,徐世昌因冯国璋、段祺瑞之争,及安福系、交通系相助,当选中华民国总统。1920年5月,周肇祥前往拜见徐世昌,并与其谈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筹办事宜,得到了徐世昌的认可与赞许,并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资助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5月29日,中国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以金城、周肇祥为会长,并尊称徐世昌总统为名誉会长。
  徐世昌对中画会的赞许与肯定除了其文治政策对于国学的重视之外,与周肇祥的私交也不无关系。周肇祥与徐世昌的相识应始于北洋政府初期。1914年5月,袁世凯为集权于自身,废止《临时约法》而实行《中华民国约法》,并师法美国责任总统制,设立隶属于总统府的政事堂,并特设徐世昌为国务卿。徐于五月二日正式就任。在1915年5月“周肇祥关于其堂弟周掌珍顽惰不肖就学请交教养局代为管教的函”[见北京市档案馆档案:档号J181-018-05193]中,周肇祥的政治身份已赫然为:大总统府执法官、政治咨议、清史馆提调、高等军事裁判处副长。而各部对于国务卿实际上已为从属之关系,除了例行公事外一切事物皆需国务卿批准,周氏既在大总统府任职,对于上司徐世昌若不相识实在于理不合。故二人最迟于此时即已相识。
  1915年10月26日,由于对一系列帝制运动不满,与袁世凯产生嫌隙,徐世昌称病辞职。1916年3月,袁世凯迫于内外形势压力,宣布取消帝制,并再次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然袁氏此时合议无望,已是腹背受敌、众叛亲离,形势已无可挽回。万般无奈之下,徐氏再次请辞,并返辉县故居居住。1916年10月9日,周肇祥相约挚友萧谦中远赴河南辉县为在此隐居的徐世昌贺寿,并对徐氏以师礼相待。周氏特绘《水竹邨图》以相赠后,二人在此更是以诗歌相和,周氏在壁题诗:
  “四围水竹碧萧骚,三面云山揖高。
  记取姬传诗句好,江天小阁坐人豪。[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221页]”
  徐氏亦赠诗以表其不出山之意:
  “两画师来山水窟,水村山郭踏烟芜。
  晴峦平远溪桥曲,画我归耕荷锸图。11”
  同年,徐世昌赴河南卫辉扫墓,周肇祥以未曾到过卫辉为由,随往。[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238页]创办中画会的此时周肇祥仍在北洋政府任职,1921年9月20日周肇祥奉大总统命作为代表乘专车赴绥远参加通车及展览开工之礼并登坛,宣读大总统训词。[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337页]1922年徐世昌辞职后,周肇祥每年夏天都将大批名家画作赠与徐世昌。1924年,京西暴雨如注,各河皆涨,伏汛未过秋汛又将至,浑河北岸将决,众人皆为恐慌,徐世昌与周氏谈起所商议的解决办法“于卢沟桥北筑坝捍之”[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466页]。
  而在中画会的活动中,国学功底深厚的徐世昌也经常参与。在中国画学研究会所创办、周肇祥为主编的《艺林》系列杂志中,仅题刊就有19期为徐世昌所题,更是传为一段佳话。1931年开始,徐世昌以其号“水竹村人”开始在《艺林月刊》上刊载他所作的题画诗,从第21期至53期连续刊载了整整四年,共计四百余首。在中画会所组织的一年一次的成绩展览中,徐世昌也积极参加。在1930年第七次成绩展览中首次以作品《菊石》、《三友图》参展,此后分别以《霜林老屋》(第十次),《红树青山》(十一次)、《梧石图》《松石》(十二次)、《设色牡丹》(十三次)、《画石大幅》(十四次)、在第十六次展览会中,徐世昌也以画作《怪石》参展,其画作刊载在《立言画刊》中,并称其为“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办人徐前总统”[立言画刊[N],第36期,第29页]
  。

  二、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雅集方式

  中画会的雅集方式主要以定期观摩、教学辅导、展览交流等方式。精研古法最直接的有效途径就是对于古画的师法,而中画会的独特优势就在于对丰富古画资源的掌握:首先,颜世清、周肇祥皆作为北京界著名收藏家,拥有大量古画古物收藏。其次,会长周肇祥在1926年8月至1928年2月期间担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无疑拥有着大量资源,他不仅对古物有着充沛的知识储备,对文物的鉴定整理与收藏更是十分重视,周肇祥先生就任之前,古物陈列所状况颇为堪忧:“高丽纸霉烂臭恶逼人,久闭不通风日故也...御书刻石处,石刻纵横满地,房屋圮尽,蓬蒿没人...武英殿陈设多宝架,各物层积纷杂无统系”。周肇祥先生上任之后对古物陈列所诸多事物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呈准内务部广聘英才设立了鉴定委员会,拟定细则,对于古物陈列所的诸多文物进行逐一鉴别,刊记成册,即《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为古物陈列所内文物的保存收藏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除定期观摩与师法古画之外,中画会规定每月定期集会以进行技艺交流,二十余年从未间断。而在聚会中,会员皆随意挥毫泼墨,所作之画互相观摩交流,“评议在定期聚会中除进行技艺交流外,还要辅导研究员习画。”[李福顺,北京美术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14页]在中画会中聚集了当时北京画界的精英名流,初成立时评议就包括有著名画家收藏家贺良朴、陈衡恪、萧谦中、徐宗浩、陈汉弟、颜世清、杨葆益、王金陶、陶女士等。而他们的参与及其对后生的辅导对于国画的复兴事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他们集会所作之画,多用以充当会费以维持画会的日常开支维护:“所画者多属便画,定价每画二元,拨为会中经常费”[李福顺,北京美术史[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17页]。在第十三次成绩展览会中,曾展出刘凌沧所作《碧梧论画图》记录下了他们雅集的场景,在画中萧谦中扶册而笑,周肇祥抚膝对谈,徐石雪与陈半丁一左一右近案面座,[艺林月刊,1937,89期,4页]
  在展览交流方面,中画会于每年夏秋之际假中山公园为场地选取优秀画作进行成绩展览影响颇为浩大。据画家刘凌沧先生所言:“虽未过分宣传,而社会人士,每当吾人陈示作品,常万人空巷来观,以此论之吾人苦心孤诣之精神,早被多方之认识及同情。”[刘凌沧,中国画学研究会二十次展览感言,立言画刊,1943,250期,第19页]如在第十二次成绩展览中,“据目录出品一百四十一人,画四百三十幅...地狭画多,不能尽数陈列,只能分次更换”[一鸣,中国画学研究会第十二次成绩展览参观记,艺林月刊,1935,70期,第17页]。在诸多所展出的作品中,会选出部分优秀作品并加以摄影,部分刊登于该会所主办的《艺林月刊》中,部分授权摄影者进行制版发售。参观之人颇多有志青年,逐幅细加考量,甚至携碳笔纸板诸物细加临摹。而周肇祥先生及画会诸位评议非但没有禁止,反而对其加以指点,对于后生们的请教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见此展览实为造就人才、国画繁荣及美育事业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画学研究会第十三次成绩展览参观记,艺林月刊,1936,83期,第16页]
  在展览交流中,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日本画界的交流与合作,这也与中画会创办的初衷有关。民国初年各国博览会风起,中国画坛却乱象频生缺乏相应组织:“举办美术展览的日多,要来中国征求些绘画作品,这是无人出而担任的。有粗旷恶劣之画传到西方,被人看成中国画这样的不良,脑筋上有了恶劣的印象。”于是金城与周肇祥二先生本着救正与振兴的思想,就此创建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同年,日本画家坂西利八郎、渡边晨亩就来京与中画会商议中日联合画展一事,第一次中日联合展览即在中画会的成立场地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举行。此次展览后来在渡边晨亩先生悼念金城之文中有所提及:“在政变多端民心摇动之漩涡中,对于吾人嚷昔所提议中日艺术提携,极为赞成。因商及日本国同志,协同研究东洋美术,穷其蕴奥,藉以发扬神妙精华。虽值民八以来,排日思想澎湃之际,进步诸多困难,终以不挠不屈,竟能于十年十一月。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开第一次联合绘画展览会,斯时极为盛会,并蒙大总统徐公黎公莅会,购买日本画数纸。”[渡边晨亩,湖社半月刊出版感言兼以悼慰主唱中日艺术提携者亡友金拱北先生,湖社月刊,1927,第1期,第6页]此后中日联合展览会每隔年举办了三次,分别于1922年、1924年、1926年在东京、北京上海、东京举行,直至1926年金城先生的去世中日联合展览会正式宣告结束。特别在1926年周肇祥、金城等人携五百多幅画作赴日本参加第四次联合展览会,周肇祥先生在参观展览时记录到:
  “十钟赴展览会,详览日本画家出品,余所心赏者,有小室翠云栈道残雪、川合玉堂仿北宗山水、横山大观鼬、荒木十亩葡萄、竹内栖凤子雀、堂本印象牛、小村大云儿狮子、井上恒也飞鹫、西垣隆满老梅黄鹂、佐藤华岳瓜下群鹅、归山利子温室花。因购森山香浦牡丹双鸽一幅,同时有所谓革新第四回日本展览会者,亦于美术馆开会,以一月为期,作品多杂西法,其过于求新者。”[周肇祥,东游日记,朝华出版社,2018,第249页]
  1927年,中国画学研究会还与北大清华大学等诸团体共同创建了“以采集保存国境内所有‘学术材料’[其中所指“学术材料”即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学科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主旨”[教育部批第一五九号:中国学术团体章程,政府公报,1927,第3973期,6~7页]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由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国立历史图书馆、国立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员、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址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所组织成立]。中画会会长周肇祥也被推选为该协会代表。瑞典以科学家斯文赫定为首组建的“远征队”前来中国西北进行科学考察,周肇祥作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与斯文赫定签订《西北科学考察团合作办法》:“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办西北科学考察工作,组织西北科考团理事会,理事会委托中外团员及中外团长,监督并指挥科考团进行的一切事物。”[誉满京津的近代绍籍文物专家和书画家周肇祥,绍兴县报,第7版,2013.8.11,]此后中法中美诸团体学术之协定皆以此协定为本并进行了大量的学术考察工作。[诤友《读东方绘画协会中国本部宣告感言》,艺林月刊,1931,17期,p1]
  究竟成绩展览办了多少场?据王扆昌《中国美术年鉴·1947》史一六页中提及,“成绩展览已二十五次”[王扆昌,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出版,史·第16页,],但此记载应为有误。在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最后一次关于中画会成绩展览的记载是1946年的《天津民国画报日刊》中刊载了第二十三次成绩展览的讯息[天津民国画报日刊,1946,第34期,第1页],以及1943年刘凌沧在《立言画刊》中所发表的对于二十次成绩展览的感言[刘凌沧,中国画学研究会二十次展览感言,立言画刊,1943,第250期,第9页]。以中画会一年一度的展览频率来看,即使在1947年仍进行了成绩展览,也应为第24次。况且在1942年《艺林月刊》停办之际中画会已呈现衰弱之势,是否在第23次展览会后继续开办展览会也尚未可知。
  1928年周肇祥先生作为主编创办了《艺林旬刊》,1930年应各界之求便于检藏起见[《艺林月刊》,艺林月刊广告,第1页]改为《艺林月刊》。而既然为中国画学研究会所创办杂志,为何不叫“中国画学研究会旬刊”而叫《艺林旬刊》,在创刊词上给出了答案:“不曰画学研究会旬刊而曰艺林旬刊何也,示不敢私也。不以画名而以艺林名何也,广聚众才也。”[发刊辞,《艺林旬刊》,1928,第1期,第1页]而《艺林旬刊》的创刊初衷也记载如下:
  “中国为东方美术先进之国政俗日偷,而艺术遂奄奄无生气,无有倡导,孰从而振起之,同人等昔年共办画会,本为中国画学前途计,绝无个人偏私之见,关于最近作品展览,南宗北宗工笔写意兼而有之,即是明确之表征。今兹旬刊扩而充之,是以画学发其端,而以吾国各种美术家,提携共进发扬光大,此同人之征意也。愚以为士生今日当高着眼孔,大之为无量恒河沙世界,一切人天,作饶益是。小之为国家为社会谋公众利赖,而一人一家之观念,可以休矣。发刊之始略着数言用质世之同志者。”133
  1929年至1937年还特出版了周肇祥与诸先生同游所撰游记数篇,特另刊为《艺林月刊:游山专号》,共记9期,“其所历之胜及学问文章,足以引导激励后生,而求高尚娱乐,养成坚强之体格,俊伟之人才。”[《艺林旬刊:游山专号》,第1期,第1页]《艺林》系列杂志选择精美考订详明风靡海内外,并且在纷乱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大盛,直至1942年《艺林》系列杂志才停刊.

  三、分裂与维持

  1926年同为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之一的金城不幸去世,金城子弟门生为继承金先生之遗志,创办湖社画会,名虽创始实则守成,中国画学研究会自此分裂。[澄湖《湖社元旦祝词》[N],湖社月刊,第1~10期,第146~147页]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之后,1927年,湖社画会创办刊物《湖社半月刊》,1928年周肇祥先生作为主编创办了《艺林》系列杂志。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画学研究会自1926年分裂,但分裂后的中画会与湖社画会只是追求不同志趣相异而并非我们所猜想的敌对关系。实际上,在《艺林月刊》发刊之时,湖社月刊还特发刊祝词:
  “溯自我湖社重组以来,应时势之要求,谋美术之提倡。发行本报,倏阅两月。猥蒙海内外大雅诸君子交相品誉。盖始艺林增价,遐迩欢迎,实为始愿所不及。今幸同道不孤,又有艺林旬刊乘时继起。所谓莫为之前,虽美而弗彰,莫为之后,虽盛而弗得传。从此志同道合,相辅相助,前途发达,正未可量。岂惟画届之幸,抑亦国际之光。兹当元辰敬举,奉酒一觞,祝中华民国万岁,艺林旬刊万岁。”[金开藩,元旦祝词,湖社月刊(上册),2005,天津古籍出版社,第116~118页,]
  在《湖社月刊》中,中国画学研究会老评议萧谦中仅在1927年《湖社月刊》初发刊的1~10期中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就在其中就发表书画16幅。中国画学研究会成员发表文章、诗文、画作于此的更是数不胜数。
  而实际上,自从日寇入侵战乱频发,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维持已经异常艰难。而从《艺林月刊》的刊物特白中,我们可以看出《艺林月刊》此时的经营现状已是难以为继:“百物昂贵纸价遽增数倍,不得已只好量为加价,今日起新旧月刊每期三角京外邮费照旧...[《艺林月刊》,本刊特白[N],1938,第108期]”,1938年两次涨价,先后涨至2角、3角,1939年涨为4角,1941年涨为5角,1942年“工料之价迭增赔累甚重只以倡导艺术勉为其支持万不得已再量加价..”[《艺林月刊》,本刊特白[N],1942,第117期]涨为6角。自1939年起所主办的杂志《艺林月刊》已无法按时发刊:1939年仅发行3期、1940年、1942年都仅发行2期、1943年发行了最后3期后彻底停刊。而在《艺林月刊》的最后一期(118期)并未刊登出停刊消息,甚至仍有半数文章尚未完结,可见《艺林月刊》的戛然而止实为无奈之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国画研究会”、“北京中国画会”的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逐渐被新的画学组织所取代,加上周肇祥与中国画学研究会成员也相继离世,中国画学研究会这个在历史上为保存国粹而作出了卓越历史贡献的画学组织也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节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与“复大学潮”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教育政策在学习了法国制度的基础上,采用了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全国依各地之教育经济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区,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大学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大学区组织条例[N].交通公报.1928.第1卷,第17期,42~43页]1928年,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并设北平大学区,所辖区域包括河北热河两省以及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在学院设立上改北平艺术专门学校为艺术学院,并位于原址。时周肇祥受聘开始在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职讲师。[彭飞.1918年-1937年国立北平艺专教职员名录[J].美术研究.2013(08)]
  然而北平大学区大学区制的试行中,流弊逐渐滋生,出现了“忽视基础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李中华。筚路蓝缕兴国美——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第75页。]等问题,也因此大学区制遭到了师生的强烈反对,并且学生们强烈要求独立。7月1日,北平大学区正式撤销,并改大学院为教育部。8月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颁布《大学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然而《组织法》中却忽视了艺术教育,根据《组织法》中所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法规:大学组织法[N],立法院公报,1929,第8期,135~139页]《组织法》中全文丝毫不见对于艺术学院之规定,可见在当时政府对于美育教育重视的缺失。艺术学院虽获准独立,但据《组织法》艺术学院只得改组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对于这个结果师生极为愤慨,随即进行了一系列要求“复大”的学潮。院学生会、院务会议、院毕业生同学会发布通电宣言;组织“复大委员会”发电质问立法院;各派代表“南下请愿”。然而教育部态度坚决,随即多次施压,重申必须改专,强行颁发“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新校印,蒋梦麟面对学生请愿更是表示:“如艺术院坚持反对改专,暑假前未将改专办妥,则暑假后,停办该院。[李中华。筚路蓝缕兴国美——1917-1937年北京国立专门美术教育研究。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第146页。]”面对该压力,院务会议不得不承认改专。2月22日,周肇祥作为院务会议代表,与寿石工、彭沛民、徐瑾、焦增铭、杨仲子、熊佛西、陈治策一同愤而提出辞职,学生会成员辞职。
  3月24日,考虑到改专后学生的安置及一系列教学问题,教育部同意艺术学院改专事项推迟,仍隶属于北平大学,但要求停止招生,也不再委任新院长。艺术学院群龙无首,教授周肇祥、寿石工、彭沛民、高乐宜、丁乃刚、徐瑾、汪申伯、焦增铭、杨仲子、郑颖孙、熊佛西、陈治策等组成院务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其中,周肇祥与熊佛西、高乐宜分管教务。
  周肇祥从1927年始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职讲师,至1928年已被聘为教授,并在院务委员会中分管教务,可见其在艺术学院的任职道路颇为顺利。周肇祥作为一个对书法、国史、绘画皆有所涉猎研究的学者,在教学上更是体现出了其多样性:周在艺术学院所任教的科目包括国画山水、题跋学、国画史。2在1933年北平大学所统计的艺术学院出版物中,除各画社刊物外,共有:《雪花图案集》、《海灯》、《艺术月刊》、《戏剧系》、《中国美术史》(周肇祥编)、《题跋学》(周肇祥编)、《中国建筑学》、《篆学述文》等。可见周肇祥在其任教中始终采用严谨认真态度,包括其教材都是由其自己编写完成并出版。此外,在艺术学院国画系学生组织的周末国画学校中,周肇祥还特聘为学生教授课程,

  第三节故宫古物南迁之争

  “热河战役”爆发后,东北岌岌可危,原藏于沈阳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悉数落入日寇之手。而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物更是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瑰宝,关于它的何去何从引起了文化界的诸多争论。以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长蔡元培、秘书长李宗侗为主等“主迁派”人士主张为避免诸多古物在战乱中受损或落入敌寇之手,应将所藏古物南迁至洛阳、上海及南京等地。历史证明这个决策确实是正确的,古物南迁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辉煌的一笔,它挽救了圆明园的遗憾在古物上再次重演。
  但与此同时,此消息一传出,舆论沸腾,“大遭一般民众的反对,尤其平津的人士,议论纷纷,并叠经设法阻止启运。终于,舆论的沸腾,卧轨的苦情,不能挽回政府当局的意志。”[新民.读了宋子文主张古物南迁的谈话以后.新路.1933.第24期.第3~4页]1933年1月31日,古物强行南迁受阻,在次日褚民宜致电宋子文院长称:“物品南迁,此间团体反对,叠经培基会同周市长再四解劝,舌敝唇焦,似已和缓。及昨起运,乃事前所雇之运货汽车二十余辆,临时避匿,棑子车六十余辆,全体罢工,重赏无效,劝导俱穷,此中深累可想而知。相持至今,卒难起运。”[刘楠楠,蔡全周,庞璐.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各方来往函电一组.民国档案.2014(08)]此外,周肇祥同文化界诸多名流也发表文章为此抗争,现将这些文章就古物南迁的反对意见总结为如下几点:
  首先,批评国民政府重物不重人。如鲁迅先生所发表的《学生与玉佛》一文:“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惊扰讵言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鲁迅.南腔北调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06).第一版.第55页]”鲁迅认为,国民政府在战争胶着之际不顾人民生命,只管运走古物中饱私囊。杂志《新路》上的一篇文章也批判国民政府重物不重人:“未见政府当局有积极应付此大难的通盘大计,独忙于启运故宫的古物,这种重物轻人的举动,毋怪乎不能见谅于国人。”97虽历史证实南迁乃明智之举,但此种思想的来源应归根于国民政府处理学生等诸多问题时的不妥当导致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
  其次,为北平未来担忧。周肇祥在《力争古物南迁被逮记》中坦言“古物有关文化学术,为北平繁荣所系”[周肇祥.力争古物南迁被逮记.中和月刊.1943.第4卷.第2期.第66~68页],鲁迅也在《崇实》上写道:“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到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鲁迅.崇实.刊于申报·自由谈.1933.2]古物一散不可复合,刚成为废都的北平在失去政治优势之后再次迁走代表着文化优势的古物,这对于当时市面萧条的北平更是雪上加霜,更何况这不禁让民众担忧是否这是国民政府准备在北平放弃抵抗的先兆。
  再者,古物在运输中可能会遭到损坏。同年一月十六日,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严智怡就已致函故宫博物院并指出:“仓促迁徙,宁能保其安全,且有关学术文物,惟公开于世,易于保存,倘经迁移,必致滋人疑窦...”[严智怡.致故宫博物院函电.摘自冯贺军.故宫古物南迁与反南迁之争.紫禁城.2013.01]故宫古物数量硕大,要迁至于黄河以南自然不是一个小工程,若是运输及保存不当国宝在运输中遭到损坏是完全有可能性的。
  除此之外,北平各团体也在积极运作阻止南迁。如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直接致电中央政府和负责当局,请撤回南迁使命,电报中曰:“勃碣旧封,源于禹域,编民万族,系出轩辕,若与古物相衡,其价值当在夏鼎商族之上,今皆未闻保存之法,独于古物,汲汲南迁,无乃重物而轻人,贵货而贱地。[关于古物南迁:天津名流一篇警策的文章,天津商报画刊,1933,第7卷,第24期,第2页]”国立北京大学史学会也发表宣言反对古物南迁。进而周肇祥被各团体推为代表,屡与市长周大文及故宫博物院陈商,只允得将南迁古物册籍一份存于市政府并允以抽查数箱。但南迁之物既已装箱仅得抽查数箱未必得以核实,故各团体未肯接受此结果并继续为之抗争。
  同年2月4日,内二区警察署遣许巡官等二人来,以“煽动群众、扰乱治安”为由拘走周肇祥。6日,北平市长周大文致宋子文的函电中,就周肇祥的扣押询问意见:“查周肇祥业于支日缉拿到案,暂寄押公安局内,究应如何办理,伏乞迅赐核示。”98次日,宋子文致行政院电稿称:“周肇祥可暂予看管,侯另令饬遵办理”98将南迁代表周肇祥扣押后,第一批文物终于成功启运离开北平开始南迁之路,起运赴站时原定为两千一百二十一箱,但有三箱体积过大以至车身不能容纳,最终定为两千一百一十八箱,其中包括重要文献档案、四库全书等图书以及重要的古物瓷器。至此,文物南迁正式开始,共分为五批,统共运走了一万九千六百二十箱七十二包八件,
  论说周肇祥此次被逮捕实有些冤枉,此次古物南迁,各团体起而力争,周肇祥不过代表之向政府当局陈述民意,“鉴于时局严重,凡有主张稍涉激烈者莫不力为劝阻。民众并无越轨行为,肇祥个人亦未发表言论。身任地方协会常委,辅助政府筹裨治安事诚有之,与扰乱治安适成相反。”[周肇祥,力争古物南迁被逮记.中和月刊.1943.第4卷,第2期,第66~68页]期间,秦仲文、宋抱一、徐森玉、许翔皆、徐轼游、严季开、市商会冷展其训练科谢科长等皆来慰问,9日,周市长也遣穆秘书来慰问。被捕期间,各团体纷纷为周肇祥请释,如自治各区、商会、天津方面士绅、各团体如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画学研究会等皆具呈或公电请释。16日,宋代行政院长来北平,据各方陈请,已论令释放。周肇祥坚持要等自治同人来正正当当的接回:“我代表自治各区力争古物南迁,致被诬陷,非自治同人来,不能归也。”106午间,自治筹备处朱委员长绍云与市商会冷展其来接,“局中诸君欢送,拱手致谢而归”。106
  而在诸多反对声中为何“南迁派”能赢得一筹,不容置疑的原因就是他们得到了蒋介石政府的支持,经历过古物南迁的刘承琮老人在回忆录中说“1933年,古物南迁。现在讲是因为日本侵略,怕日本夺取文物,但实际上,即使日本不侵略,文物也是要南迁的。”[刘源隆.刘承琮:我经历的古物南迁.小康[J].2017(10),]确实,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北平已失去了政治中心独有的优势,故而将国宝文物迁移至新政治中心的南迁计划当然会赢得国民政府的支持。

  第四章著书访古与艺学思想

  周肇祥在1925年曾在《琉璃厂杂记》中,曾云:“孤直如某,得以著书游山,以适其志,是亦足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02页]但那时的周肇祥仍陷于仕途的牵绊,到了抗战时期的周肇祥除了艰难的维持《艺林月刊》的继续发行,却有了大把时间足以适志游山,也正是这个时期周肇祥留下了大量对于后世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章,“其所历之胜及学问文章,足以引导激励后生,而求高尚娱乐,养成坚强之体格,俊伟之人才。”[《艺林旬刊:游山专号》,第1期,第1页]

  第一节亲历纪文与访古考据

  史树青先生在为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艺林旬刊》合订影印本中,特提到《艺林》系列杂志对“古代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石窟寺、石刻、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遗迹及古器物、古书画、古文献”[史树清,《艺林旬刊》影印合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序]的贡献,虽然这应归功于众多文人艺者,但从此也可看出主编周肇祥对于访古的浓厚兴趣,而周肇祥本人也走访并撰写了诸多历史价值颇高的访古考据文章,在走访各地途中还留下了诸多的亲历纪文,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独特的人文景象。

  一、《辽京京城考》

  周肇祥先生曾撰有金元明清五朝京城考略(今已失),至1941年因北京官民对南郊辽金故城勘查保存有议,为保护南郊故城这一在北京城池沿革中历史沿革遗留仅有之古迹,故复成此篇,并刊于《中和月刊》[周肇祥,辽金京城考,载于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1期,第4~11页]。辽太祖建皇都,太宗会同元年,石晋以十六州来献,于是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升镇州为中京,此为五京所备。周肇祥先生先是按辽史地理志,详细论述了此时的南京(幽州)地理建筑分布情况,先后从唐会昌六年采师伦重藏舍利记、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等石刻之文证明城之东北并未尽于燕角,从燕角推度其东北,此为燕角是研究辽城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又由辽慈大德幢记所记称葬于京东先师茔侧、辽太子左卫率李内贞墓志称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等文字记录,当时京师二月所挖掘出的与驸马大街东所遗旧大明濠南北相直的疑似同为东面之濠的唐幽州城故濠、白云观后山疑为城之基角的败垣等实地走访勘探、更有力的证明了唐幽州城的旧址所在:北面在白云观后山,南面不出右安门外关厢,西北在羊坊店之西南,其城并非南北端正,就山川形势阴阳相背而定。而金中都有大城内城宫城子城之异,周肇祥先生随即对金之大城方位四至加以详考。据元赵孟頫松雪齐集程式先茔碑上所记录:兵部员外郎程天赐茔于故燕都阳春门外三里庄,而戊辰新作大都,所茔之处为御道,程氏三代皆徙茔至看丹造吉村之原。再由庆云寺海云可庵二塔而证程氏先茔当在丽正门至南郊壇之御道,即今日永定门内大街,再以三里计之,即得出结论:金之大城东壁当在今虎坊桥附近,南面正门曰豊宜,南至右安门外草桥之北,西面正门曰丽泽,今在水头庄北。前人皆震惊于金城七十五里之广,却疏于考证。之前北平市政府辑刊旧都文物略,皆本于清代震钧,但错漏颇多,如“误认鱼藻池为钓鱼台,不知鱼藻池为今之南河泡或莲花池”[周肇祥,辽金京城考,载于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1期,第10页]。金史地理志记载甚为明确,但文人对辽金元三史缺少精研,故而对此疏于研究考阅。“考古之学与其他理论之学不同,固不能尽信前人之书,亦不能仅凭目验。”[周肇祥,辽金京城考,载于中和月刊,1941年,第2卷第11期,第11页]周肇祥先生此篇对于辽金京城考据研究考据颇丰、慎于取舍、运精以思、缕晰条分、厘然不紊,以精细的论证填补了对于辽金地理史的空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二、《唐浙西观察史端午进奉银铤考》

  洛阳出土五十两银铤,上镌“进奉银铤重五十两,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太中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润州诸军事兼润州刺使御使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崔慎由进”[周肇祥,唐润州刺使端午进奉银铤,],周肇祥先生特为此次出土的银铤撰文详考。先是对崔慎由其人进行了考证,崔慎由为崔从之子,宣宗时官历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太中大夫兼礼部尚书,一度官至丞相,十二年二月以检校礼部尚书出为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使,咸通初改华州刺史入为吏部尚书,后为河中尹,移疾请老,拜太子太保。但就旧唐书考言,并未提及其银铤上所镌“浙江西道都团练处置使、润州刺史”等官职,经初步考证应在华州刺使之后、河中尹之前,此番考证补缺了史书之漏余,而又证明了唐时端午节各州需进奉银之例。而后在周肇祥先生与孙伯恒、柯燕龄先生的交流中,得到线索崔慎由先生任职浙西观察使应为大中八九年间。而后在复检新旧唐书全唐文,发现慎由应当不仅一次任职浙西,而此次银铤进奉应为再领浙西之时。按新唐书方镇表,大中十三年废镇海军节度使,复置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三年又置海军节度使、浙西复有都团练观察使,唯有咸通元年至三年。至于镇海又废再八年,而崔慎由却已入为吏部尚书,后不复出镇。至于进奉之名,属意聚敛而已,虽经李绛所谏却不能改,经过这番考证,可证唐德宗之时除日进月进外,更有节进,可补史缺。

  三、《蜀游杂记》

  此文从1937年起连载于《艺林月刊》,直至1939年共载18篇。此文主要记载了周肇祥在川蜀一带游历所见所闻。其中有诸多对于古建筑的记录:如武侯祠的现状:“有唐柳公绰碑尚可拓,祠南一土阜,高数丈,绕以短垣,大书曰,汉昭烈陵,小树从杂,石碣新琢,有乾隆时间碑,极患灭,一字不可辨,甚奇,周视登览,无雄博气象’”[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95期,第14页]、城西南二仙庵殿东铜羊镌藏梅阁珍玩、城内西北隅文殊院、还另录下了保存甚完好,“一字无脱损,尚有汉魏人意”[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96期,第14页]的上柱国邓国公故夫人元氏墓志、姜行本纪功碑、唐西川节度校书薛洪度之墓及墓志、绵州北门五里堆出土的“字体秀俊、[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100期,第11页]用笔矜贵“的唐越国公残碑、“笔意大类司马景和妻志”的唐尹夫人志石[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101期,第10页];以及川蜀之地的人文景象:青羊宫花会、古董聚集处:“会府有东西街,长里许,所谓古董市也。西街尤盛,小资本者,或趁夜市于东大街,赝器错杂,灯光下易受欺,间有佳品,索价不甚奇。”[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93期,第14页,]、“佳节逼近,债主雁行,中落之家,多遣人持祖藏器,入市呌卖,使我悲喜”[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94期,第13页]、详考了宋时设院织造蜀锦盛况[周肇祥,蜀游杂记,载于艺林月刊,1937,第99期,第11页],而今良工却已绝迹,市面所售丝列不均染色不精,盛况不再;还记录了诸多川蜀之地独有的自然景观:“银河在天,万籁皆寂,窗外桂花盛开,静坐披书,微闻落花著地簌簌声,心境澄澈,颇有悟人。”111“云阳县对岸张桓侯庙,水木滃蔚,瀑布如曳练,野鸟声与水声相答和,若鸣筝瑟然,壁间多诗刻,独张船山雨律佳”110。其中所访诸而得者,因知者甚少,如宜州学馆记,或为柱礎或为飞廑,今已皆不可知。

  四、《游山专号》系列

  《游山专号》为1929年至1937年间,周肇祥相邀傅沅叔、徐森玉、江冀云、周立之、凌直之、周学渊、邢冕之、傅越凡、邢霆如、傅毅如、涂子厚、张逸云诸位先生先后结伴同游百花山、盘山、劳山、房山、涞易、灵岩、黄山、重游易水、五台山诸地所撰游记数篇,特另刊为《艺林月刊:游山专号》,共记9期。诸位先生生性好游览,足迹遍天下,其所撰游记题名诗篇所插图画碑刻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以《游百花山记》为例:“京朝士夫之游西山者,近则香山翠微,远则妙峰潭柘止矣,何足以尽西山之奇哉”[周肇祥《游百花山记》,载自《艺林月刊:游山专号》,1929年,第1期,第6~12页],百花山位在北京宛平西二百里的西山深处,险峻幽奥,此文正为周肇祥在与徐森玉、傅沅叔三人同游此山后所撰写之游记。周肇祥先生在此篇文章中不仅记录下了百花山的自然风光:“丹崖翠障颇有峡江之胜”、“山石如截木层累叠绩数里不断”、“村依百花左支之林,地势高朗林壑清美考盘之选无逾此者”、“遥见百花山真面大障横空巍峨际天”163;还记录下了沿途所经古建筑,如本自隋唐明代复建的瑞云寺“背山面涧四松高直,落落不与人合,山门大殿俱颓废。”还对其历史沿革进行了考察:“本自隋唐与废屡经..不知何时失毁,前乎信忠者懿公得宣差矾山李君、岭北刘聶二元帅及檀那人等戮力与造,后乎信忠者,主持僧性常广募重侍中张安辈复作法施,慈圣太后发力帑之羡缗,以佐经营,历年四百。”163
  除此之外,周肇祥还著述有《辽金元古德录》、《石刻汇目》、《补正宋四家墨刻簿》、《明隆庆五年考试官牙牌》、《玉记》、《新见西夏官印考释》《东游日记》、《鹿岩小记》、《琉璃厂杂记》、《寿安山志》、《游济南附郭诸山记》、《南游日记》等,在周肇祥先生主编的《艺林月刊》中,也有大量周肇祥先生对所收录的古迹、古物的考释,如在第39期所载的北凉沮渠安周造像碑,此碑被偷运至德国柏林博物馆,后在二战中被毁,如今此篇成为了极为珍贵的图像与文字资料。

  第二节艺学思想

  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冲击,面对日渐衰微的传统绘画与乱象频生的中国画坛,诸界名流纷纷提出改革,就中国画而提出不同改革论断:陈独秀提出“断不能不采用西洋的写实精神”、康有为提出“以(唐宋)院体为正法”学习西方写实方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蔡元培主张“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美术革命似乎刻不容缓、风头正兴。而此时有一批温和的渐进者,他们反对以写实主义的西画来改良中国画的主张,而是主张从中国画学的内部寻找革新的方法。
  1920年5月,周肇祥与金城、陈师曾等志同道合者共同成立了我国专门研究国画最早成立的团体,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主旨,反对“以西洋写实精神来革命中国画”。郎绍兴先生指出“除了陈师曾不赞成摹古、强调独造之外,其他画家都偏于强调承传古代传统。...以金城、周肇祥为主要核心的北京画家群,实际上是一个艺术主张大体相同的画派。比起南方传统型画家,相对看重以功力而非以韵味胜的北派传统。”[郎绍君《类型与流派》,载自《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实际上,周肇祥先生的艺学思想大体方向上与金城、陈师曾二人基本相符,想必这也是三人能志同道合共同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前提。除了共同反对以西方写实精神来改造中国画外,陈师曾先生强调文人画的精神,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提到:“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必于艺术上功力欠缺,节外生枝,而以画外之物为弥补掩饰之计,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若夫初学,舍形似而骛高远,空言上达,而不下学,则何山川鸟兽草木之别哉?仅拘拘于形似,而形似之外,别无可取,则照相之类也...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172周肇祥先生也有类似言论,他认为不应当拘泥于貌体,“要当寻其文外独绝处耳。北齐颜之推,谓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句,自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二语得来,就字句表面而论,何尝有合,此在神契,未可为皮相者道也。”也就是说,“不可学者古人之貌,学者古人之志也,诗亦各言其志而已”。要言出内心之志,即所谓的“入情”,若无动人之情,诗歌何以撼人:“古人为诗,皆由于情之不能自己,不求工而自工,若无真情,安有真语,浮词滥调,讵可言诗”165、而周肇祥先生同样强调,情与创作应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仅凭动物之情,而缺乏将其表达出来的能力,一样不足以感人:“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然有动物之情,尤须有感人之诗,若直率之词,不韵之语,何足以动物而感人哉,至于陈采眩目,裁虚荡心,抑又末矣。”176
  陈师曾先生同样强调:“夫文人画,又岂仅以丑怪荒率为事邪?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微”,学样何等深醇,岂心浮七轻妄之辈所能望见其肩背哉!但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为文人画。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率者,所谓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纯任天真,以发挥个性,振兴独立之精神,力矫软美取姿、涂脂抹粉之态,以保其可远观、不可近亵之品格。”[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载自大观(书画家)2017,第4期]周肇祥先生也同样对此番丑怪荒率的文人画嗤之以鼻,认为学艺还是应当扎实基础专精一途:“岂知画之中坚,仍以图形为重,如写意之画,荒率之笔,只能谓之派别。或中途而改辙,或贪多而荒营,皆不足以有成。必也先将认定门类,如人物山水花卉禽兽以及风俗景物,专精一途,从流溯源,举毕生心力以赴之。而又读书敦行,游历名山大川为之旁助。有师求师无师师古,合形神为一致,于色彩中求气韵,于规则中生新奇。沟通古人之隔阂,阐发唯心之本能。但使每类有一二杰出之才,播传日广,风气可正,造就必多。”[周肇祥,国画之源流:北京青年会之演说,青年进步,1928,第114期,85页]
  金城先生把师古的范围扩大至晋至元,并认为这是画学全盛之时,强调以宋元院体绘画为画学正宗:“不习宋人之繁难,又岂谙简易之妙哉?”“夫诗文之中,有以高古简括胜者,有以芊丽精巧,摹写大意高出于细笔求工。亦偏移不公之论也。平心思之,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而实足奉为常轨。写意虽亦画之别派,而不足视为正宗。能工笔者,学写意不难,专写意者,求工笔则匪易。后人不察,劝动以为写意矜人。谓能尊崇高古地,而画之一道,遂失其堂堂正正之师。明代诸家,不得辞其咎。”[金城,北楼论画,湖社月刊,第1~10册,第18页]
  周肇祥先生也同样奉唐宋院体为画学大宗,认为绘画“仍以图形为重,如写意之画,荒率之笔,只能谓之派别。或中途而改辙,或贪多而荒营,皆不足以有成。”177在他对于国画源流的整理中,视唐为画学之大成,至后世是一个逐渐衰微的过程,至雍乾之后更是古意尽失:“两汉三国为人物画最盛时代;有唐一代可谓集画学之大成矣;五代山水花鸟日工,人物图像渐不如前。宋水墨画日盛设色之画日衰,虽刻意求工而高古之风渐微,赵宋一代其为之衰微一大关键哉;元人物画工者已无几人,至明而衰清而竭。山水花鸟尚多名手,然皆出自文人而画遂为文人之附业。专攻其艺术者,曰画史世不甚重而其画亦日拙明清皆然。明之末叶画学人才实胜于清,清处诸名家,皆明代之遗。雍乾而后,山水只有南宗,二李荆关之画,殆无人能为之。花鸟益日趋薄弱,咸同以来江湖浪漫派遂趁时而出,无论人物山水花鸟,古法古意皆尽失,狂怪粗恶,流毒后生,至今未已。不图源远流长,至精极博之画,其末流之弊,乃至于此,可胜慨之。”173“诗有辞理意兴,汉魏之时,气象浑沦,辞理意兴,无迹可求。南朝人尚辞,而病于理,宋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惟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辞亦较胜,此唐诗所以独步千古矣。”
  师古是学艺精进最有效的途径,凡学艺初期,必有所本,而就学诗而论,体貌诸多,周肇祥先生认为“今之为诗,所应学者,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一切杂体,都不须学,亦不必学...古诗易学而难工,律诗难学而易工,绝句难于律诗、七律难于五律、五绝难于七绝。今为学子计,第一步读古,第二步读律,第三步读绝句。先学作五言古诗,次五七言律诗,最后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周肇祥,学诗举要,载自艺林月刊,1935,第62期,第9页]而在诸多流派中,学子应“各就其性之所近,不能强也”[周肇祥,学诗举要,载自艺林月刊,1934,第55期,第16页],即顺性而学。若强学某代某家,则不易有所成,易于迷失本性,“虽刻意摹仿,只得形似,盖可学者古人之貌,而不可学者古人之志也。”165就学诗而言,应先就其源流、体制、格调、字句进行层面上的认知,“初学若无根底,徒滋茫味,事费功半”165,然后应当“按其次第实地练习,进益自易,契而不舍逐业为期,诸体必能为之。”165诗词歌赋诸门派各有专家,各人性情各异所长皆有不同,“有长于古体而拙于近体者,有长于歌行而拙于律绝者,有长于律而拙于绝句者”165,即是同一律也“有工于五律而不七律,或工于七律而不工五律”165,同一绝句亦有“工五绝而不工七绝,或工七绝而不工五绝”165者,不可强工强求,及其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拟古似古,又岂能限其所至。掌握了基础之后,进而应当“复各人就其性之所近而致力焉”165,依照各人性情之所趋不断致力,“未有不工者也”165。
  周肇祥先生进而提到,“学诗有三时期,始初不识好,连篇累牍,摇笔便成,既知好恶,便识羞愧,成篇甚难,及功夫纯属,则七纵八横,头头是道,易涉矜夸,一涉矜夸,即无进步,第二时期,因畏生沮,若不努力向前,必至中途废业,此关本甚难过,必须战胜始得,第三时期,尤戒轻率,加以沈潜之功,检点一番,增加一番力量,古人所谓百尺竿头,更进步也。”167学诗本非易事,从懵懂无知不知好恶的第一时期,经过经年累月的学习,到达第二时期,已识好恶以后,便俯仰天地之大,因畏生沮,无从落笔,通过了第二时期后,应当“多读多作,即此是学,先读而作,如匠人木,契而不舍,其用自足,吾是以为诸学人勖也。”契而不舍逐业为期,终有所成。

  第五章结论

  周肇祥先生一生跌宕起伏,在仕宦生涯中不断浮沉,幸而得到诸多前辈如赵尔巽、袁世凯、段祺瑞的赏识与提携,在前情及北洋政府任职的几年中,不仅给周肇祥积累了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养家糊口、收集古玩、适志游山,更为周肇祥积累的不可或缺的人脉,这也正是后来当他有意与金城、陈师曾等名流共同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时,能够得到临时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与资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周肇祥在北洋政府的仕途受挫后,逐渐把重心移至文化事业。至1920年,徐世昌上台就职民国总统,西画风头正劲,周肇祥作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决定:组织当时北京地区众多志同道合的国画家一齐成立了当时北京最大的研究国画的民间美术团体——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对于当时的画坛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是重振了当时的画坛乱象,使国内的画坛事物如与各国举办联合画展也有了相应的组织;其次是在当时西画兴头正起,中画会所举办的展览以及对成员的辅导,无疑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复兴有着重要的影响;再者,所主办的《艺林月刊》志趣高雅,足以引导激励后生,而求高尚娱乐,养成坚强之体格,俊伟之人才。
  周肇祥在1925年曾在《琉璃厂杂记》中,曾云:“孤直如某,得以著书游山,以适其志,是亦足矣。”[周肇祥.琉璃厂杂记[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502页]但那时的周肇祥仍陷于仕途的牵绊,到了抗战时期的周肇祥除了艰难的维持《艺林月刊》的继续发行,却有了大把时间足以适志游山,也正是这个时期周肇祥留下了大量对于后世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章。他的文章涉及文史范围极广,包括政经、文化、人物、历史、教育、宗教、旅游、交通、人文等方方面面,记录了颇多古代建筑、石窟寺、石刻、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遗迹及古器物、古书画、古文献的信息,其中诸多古建筑等现已失,周肇祥先生的文章为后世留下了翔实的调研资料。

  附录1周肇祥年表

  -1880年1岁
  10月5日,周肇祥出生。20岁前居住在广东。其父原在广西钦州为官,在周肇祥尚未断乳之时便已去世。其先外曾祖陈理斋山水为清代皖画开山。
  幼年从学梁于渭。
  -1899年20岁
  初次游览琉璃厂
  -1900年21岁
  就学于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
  8月3日,京师大学堂停办。
  -1902年23岁
  京师大学堂恢复办学,严复、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
  陈师曾赴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
  金城入欧学习法律
  5月16日,赵尔巽补授山西布政使,护理山西巡抚
  -1903年24岁
  1月22日赵尔巽耀湖南巡抚
  徐世昌任练兵处提调
  -1905年24岁
  1905.5~1907.4赵尔巽任盛京将军
  -1906年27岁
  陈半丁由上海赴往北京,以卖画为生
  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第一次招生,中国画教育成为现代美术教育的一部分
  7月前应已任分省补用道,被参,调往湖南,又往四川,农工商交涉文案兼会办滇黔(云贵)监务
  -1907年28岁
  1907.4~1909.2徐世昌拟请特设总督,任职总督兼奉天长官
  -1908年29岁
  3月6日,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后兼署成都将军
  -1909年30岁
  周肇祥就任于四川成都巡警道
  金城改官京师,任大理院刑事第三厅推事
  2月,徐世昌因醇亲王罢免袁世凯,即称"老病",奏请清政府予以开缺,但得到了清政府的挽留,并调徐世昌回北京任邮传部尚书。
  -1910年31岁
  被以“违纪扰名”为由被撤换巡警职务
  陈师曾回国,于南通师范学院教博物
  2月徐世昌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8月授军机大臣。9月又被授为体仁阁大学士。
  -1911年32岁
  任奉天警务局督办(沈阳)
  (此时,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定都南京)
  1911.4~1912.7赵尔巽授钦差大臣,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
  金城被补荐为民国内务部警政司第一科佥事兼秘书处弁事,并当选为众议员
  8月武昌起义,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往剿抚,总揽兵权
  -1912年33岁
  (中华民国迁都北京,此时北京的地方体制仍依清制,仍称顺天府)
  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徐世昌避居青岛
  11月3日,赵尔巽辞官隐居青岛
  -1913年34岁
  7月18日~7月22日,任京师警察厅总监
  7月22日,署理山东盐运使
  10月,抵京为官
  家人居于天津,筑西式屋
  开始撰写《琉璃厂杂记》
  多次记录前往北京时谒总统(1913年~1915年袁世凯)
  与徐森玉、萧谦中、王揖唐相识
  汪荣宝(其妹夫为陈师曾)为其刻五印
  陈师曾赴北京,于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
  赵尔巽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清史馆馆长,直至去世。
  -1914年35岁
  时居北京兵部窪北花园,被聘用为清史馆提调
  母亲去世。周肇祥以其母事迹为题邀师朋画友约稿诗画作品《篝灯纺读图》,5月萧谦中最早作画作并登于《艺林月刊》68期,林纾、陈思曾、汪洛年相继作图题诗。
  1月1日以总统府高级文官资格列第一班第三排参加民国成立纪念典礼。
  4月11日受邀出席总统府茶会
  古物陈列所在北京成立
  5月1日~1915年10月27日徐世昌任政事堂国务卿
  林纾写《周养庵篝灯纺织图记》(林纾时62岁)
  生辰之日,萧谦中作画赠之
  有与袁克文(袁世凯)次子交往的记载
  8月,日本宣布对德宣战,然后竟不顾中国的中立立场,于11月悍然派兵强占青岛,进一歩占领胶济铁路,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15年36岁
  任职为大总统府执法官、政治咨议、高等军事裁判处副长
  1月18日,日本公使于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并当面递送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答应了除第五条款外所有要求
  6月30日赴东省,督办中日新约实施事议
  12月袁世凯称帝,授予其大夫加少卿衔
  5月将其堂弟送至教养局代为管教
  梁启超、严复、张謇题写周肇祥所绘《篝灯纺织图》,并在《大中华》上发表题画诗
  余绍宋、胡祥鳞、林志均、梁敬爆等共同组织宣南画社
  陈半丁入宣南画社
  俞明经金城推荐赴北京为袁世凯作画,名噪一时
  10月底,徐世昌称病辞职,陆征详暂代
  -1916年37岁
  与萧谦中远涉河南为在此隐居的徐世昌祝寿,徐世昌赋诗记之
  姚茫父绘《篝灯纺读图为周养庵》
  3月在《琉璃厂杂记》首次提到傅增湘,傅增湘约其前往宅院看花
  李毅士回国,蔡元培聘其为北京大学物理学教师
  3月,取消帝制,再次任命徐世昌为政事堂国务卿。4月,和议不成,徐世昌只好请辞,并推段祺瑞为国务卿。6月,袁世凯去世,黎元洪接位至1917年7月
  -1917年38岁
  7月至1918年10月,冯国璋代理总统
  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0月9日冯国璋任命其兼湖南省长,11月11日湖南督军傅良佐大势已去偕周肇祥仓皇出逃,11月19日,被冯国璋撤职
  1917年~1920年6月,停写《琉璃厂杂记》
  1917年12月4日至1918年5月15日傅增湘任教育部总长
  (康有为撰成《万木草堂藏画目》,共列所收藏中国画388目,激烈批判中国文人画传统)
  (蔡元培发动学生组织画法研究会、任北京大学校长)
  (陈半丁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1918年39岁
  徐世昌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提出把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国民教育和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文治”政策
  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成立,成为民国第一所国立的新式美术学校
  (吕澄在《新青年》发表了影响巨大的《美术革命》一文)
  陈师曾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国画教授
  陈半丁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教授
  李毅士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黑白画导师
  -1919年40岁
  胡佩衡被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任教
  吴法鼎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西画导师
  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已设中国画、西洋画、图案三系,并升级为高等学校
  李毅士任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专修科西画教授
  冯国璋去世。
  12月冯去世前,周肇祥在北京西山隐居
  -1920年41岁
  任奉天葫芦岛商埠督办,但很快就因为直皖战争,段祺瑞下台而卸任
  5月,与大总统徐世昌商筹建中国画学研究会事宜,得其赞许及赞助
  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接替金城成为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
  首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俞明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
  (8月,张作霖、曹锟控制北京政府)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发表在《绘学杂志》上,在文中他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主张,提倡写实,反对守旧抄袭)
  陈师曾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同时发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
  -1921年42岁
  于奉天一带及大凌河滨访得辽刻石《显密圆通建舍利塔铭》,以及北朝《韩贞造像残刻》、《元景造像残石》等,分别拓赠梁启超。
  9月20日奉总统(徐世昌)命,代表赴绥远参加京绥铁路通车之礼并致辞。
  第二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11月23日,日本画师渡边晨亩、荒木十亩发起中日展览会,中日各处所作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展览
  -1922年43岁
  徐世昌辞职,周肇祥从此每年夏天都将大批名家扇面送至天津供徐世昌观瞻。
  黎元洪6月12日—1923年6月14日复任总统。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与王梦白、汤定之、齐白石、萧压泉、萧谦中、陈半丁、溥心畲、姚茫父(姚华也参与组织了中画会)、罗雁峰、凌直支、杨令笼、金拱北、孙诵昭、江南蕉等同参加陈师曾为纪念苏东坡诞辰八百五十周年召集的“罗园雅集”,并合作绘画。
  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
  -1923年44岁
  6月,黎元洪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
  曹锟(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留下了其人生最大的污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推翻,后无担当此职者。
  王悦之与李毅士、吴法鼎等20余人组织了阿博洛美术研究会(1921年成立的是阿博洛美术协会),成为北京第一个研究西画的团体
  吴法鼎因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发生风潮而辞职,南下任上海美术专业学校教授兼教务长
  -1924年45岁
  第三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
  4月28日,与姚茫父、萧谦中、王梦白等雅集于宣南陶然亭等
  林纾去世
  吴法鼎去世
  -1925年46岁
  孙中山病逝
  任职临时参议院参政
  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开放
  -1926年47岁
  6月与金城同赴日本参加第四届中日联合画展,撰《东游日记》
  8月25日任古物陈列所所长
  9月6日,金城去世(金城时48岁),陈宝琛为其撰写墓志铭《清故通议大夫大理院推事金君墓志铭》
  11月,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湖社画会成立
  9月,由于蔡元培力荐,林风眠抵京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
  -1927年48岁
  5月任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参与主持西北考查团的组成及监督工作
  11月《湖社半月刊》创刊,由胡佩衡主编,到1937年10月,共出刊100期
  陈半丁任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
  7月,林风眠辞职
  9月3日,赵尔巽去世(1844~1927)
  -1928年49岁
  1月1日创办并主编画学刊物《艺林旬刊》
  开始在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职讲师
  9月1日,与傅增湘、徐森玉、江冀云、周立之、凌直之同游,并出版《游百花山记》(《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徐悲鸿赴北平继林风眠之后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不久因政局动荡而辞职)
  (民国政府正式接管颐和园,各大王府和西郊私园也陆续售出,前清的特权禁地从此从北京城近郊消失)
  -1929年50岁
  在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任职教授
  -1930年51岁
  王悦之返回北京任私立北平美术学院院长
  2月22日,艺术学院院务会议代表周肇祥辞职(146)
  4月14日,艺术学院召开紧急会议,周肇祥出席,议决成立整理教务委员会:熊佛西、周肇祥、高乐宜
  -1931年52岁
  12月,与傅增湘、周学渊、江冀云、邢冕之同游,并出版《盘山》(《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12月,与傅增湘同游,并出版《劳山》(《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8月24日,杨仲子就任艺术学院院长,对原来教授一律聘任,周肇祥任职教授,教授山水国画史题跋/149;
  (九一八事变)
  -1932年53岁
  11月20日,杨仲子辞去艺术学院院长职务
  11月23日,严智开就职艺术学院院长
  -1933年54岁
  为反对故宫古物南迁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保护古物协会并被推为主席,因此被捕十日
  2月8日,艺术学院学生自己创设国画学校,聘请周肇祥、萧谦中、陈半丁等讲授山水、人物、花卉、美术史等科目,本校学生一律免费/152
  4月,与傅增湘、江冀云、傅越凡同游,合照纪念并出版《幽燕奥室》(《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6月5日,北平大学统计各学院出版物,艺术学院有...《中国美术史》(周肇祥编)、《题跋学》(周肇祥编)/153
  6月8日,艺术学院院长严智开召开院务会议,周肇祥出席/153
  7月7日,院秘书李斌煜召开院务会议,周肇祥出席/154
  7月22日,艺术学院召开师生联席会,中国画系主任周肇祥参加会议/154
  8月2日,艺术学院实行“结束”,部分学生离开北平
  -1934年55岁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支部成立,周肇祥任美术委员会审查委员,并负责起草协会的办事细则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平津木刻研究会成立)
  1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停办,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筹备处成立/155
  2月,与傅增湘、江冀云同游并出版《涞易记游》(《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北平大学艺术学校名单里已没有周肇祥和萧谦中
  9月4日,学校招考新生,初试录取143名,9月6日,复试录取111人
  9月21日,聘请教授30余名
  -1935年56岁
  与溥心畲游房山县云居寺发现元代铜火炮(为至今我国发现最早的铜火炮)并将其带回,此炮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平旅行指南》成书,内称周肇祥“山水花卉精研有年,画梅尤擅胜场,平市各界一致推许,寓宣内头发胡同。”
  5月,与傅增湘、邢冕之同游,并出版《名山大胜》(《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遵义会议召开)
  -1936年57岁
  与傅增湘、邢冕之、江冀云、邢霆如同游,并出版《黄山》(《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12月,与傅增湘、周立之、傅毅如、涂子厚、张逸云同游,并出版《易水重游》(《艺林》游山专号特刊)
  湖社画会画志停刊,而后集会不能如期举行
  -1937年58岁
  任“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审查委员,与林风眠、滕固、刘海粟、赵太体、顾树森、褚民谊、张道藩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全国美术研究会,任临时理事。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9日日寇侵占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6月,黄宾虹应北平古物陈设所之邀,赴京审查故宫书画以备文物南迁保存,兼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讲师和国画研究会导师
  王悦之去世
  -1939年60岁
  《艺林》杂志已未能按月连续出刊
  徐世昌去世
  -1940年61岁
  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1941年62岁
  12月1日,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委任周肇祥为国学书院第一院副院长,院长由王揖唐担任
  -1942年63岁
  10月,《艺林》杂志停刊
  -1945年66岁
  日军投降
  -1946年67岁
  9月6日,有人举报周肇祥汉奸罪,北平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回复“查无此人”
  北平美术作家协会成立,由徐悲鸿任名誉会长,该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与张道藩控制的北平美术会相抗衡
  8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复员,徐悲鸿由四川赴京任校长
  -1948年69岁
  12月17日,参加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
  (一二·七艺术学会成立于北平,徐悲鸿任会长)
  -1949年70岁
  8月10日,为“新国画研究会”的成立发表演讲
  傅增湘去世
  余绍宋去世
  -1950年71岁
  以“采补”罪被捕入狱,所藏珍品予以充公
  -1954年75岁
  因患疾而获保外就医,此后再无消息
  附录2

  参考文献

  一、专著类

  [1]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2]马芷庠《北平旅行指南》(新华书局,1935版)
  [3]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4]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
  [5]徐世昌《徐世昌日记》(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8)
  [6]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6)
  [7]许宝蘅《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
  [8]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民国之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9]周景良、赵珩等《百年斯文——文化世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5)
  [10]李福顺《北京美术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梁江《中国美术鉴藏史纲》(中国艺术研究院,2000)
  [12]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
  [13]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14]李伟铭《传统与变革——中国近代美术史事考论》(商务印书馆,2015)
  [15]曹意强、范景中编《20世纪中国画“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16]刘寿林《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
  [17]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中华书局,2005)
  [18]万青力《画家与画史·近代美术丛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19]朗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
  [20]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21]林纾《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2]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3]李伯元《南亭随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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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伍怡和家族的兴衰看清朝广州行商群体败落之因由

发布于 11-26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予广州设立粤海关。而随着粤海关的设立,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清政府创立了一种新的制度——行商制度,广州行商群体也因此登上历史舞台。而在行商群体中,伍怡和家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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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肇祥研究.

发布于 11-23

“五四运动”之后,美术革命风头正兴。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冲击,传统绘画日渐衰微。中国画坛乱象频生。此时有一批温和的渐进者,他们反对以写实主义的西画来改良中国画的主张,而是主张从中国画学的内部寻找革新的方法。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周肇祥先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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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沿线国家海洋合作开发机制对中国南海的启示

发布于 11-16

海洋是国家经济高品质高水平发展的关键领域,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支撑点。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亟须我们创造新的合作体制,迅速适应国际大环境的新变化和形势。本文以北海沿线国家海洋合作开发机制为参考,系统分析了北海沿线国家在合作开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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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尺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发布于 10-26

在现代工业生产设备不断朝着结构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电机仍是主要的动力输出设备。若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会导致其运行效率降低,系统能耗上升等问题,严重时甚至造成电机损坏,使整体系统设备长时间停机维修,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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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方言后缀“-子”“-巴”“-楞”“-价”研究

发布于 10-01

自从1919年薛祥绥引进“语根、语系”这一术语后,国内的语言学家们先后对“词缀”这一语法存在形式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并得出了不同的观点,总体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异中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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