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与印度的产业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即充满机遇,又面临诸多挑战,在建设过程中,须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长效性、全局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建立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利益的重要体现,应该长期重视,不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八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伴随改革红利、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红利等多重因素共同支撑,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用双手和汗水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但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形成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光靠满足外部需求拉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银行坏账不断增加;地方债务屡创新高;房地产泡沫有随时破裂危险;各地“鬼城”人去楼空;产业转型面临刚性瓶颈;产能过剩节节攀高;资源环境日益恶化。太多问题,太多矛盾需要改变旧思路,运用新思路去思考、去探究[1]。在国内产能过剩、地区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在“马六甲困局”、能源运输安全的困顿中,中国政府多筹并举、形成合力,结合西部发展、产业现状、能源安全、国家战略等领域协调配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级战略方针,试图开创一片发展新局面。在此“一带一路”背景下,坐拥西部唯一直辖市优势明显。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重庆建设成为国家化大都市,论文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和研究。

  2、研究意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关学者从各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重庆国际化问题有所研究。新时期、新问题、新常态下,“一带一路”大战略中的重庆建设国家化都市问题值得深刻探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何关银在《重庆走向国际化的认知定位与实践探索》中从长期历史、交通枢纽、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等角度讨论了重庆国际化的问题;钟斌、隆准、冉文在《重庆,正向国际化城市迈进驻渝外国领事眼中的魅力重庆》文章中从旅游、招商引资讨论了重庆国际化的问题,但重庆国际化都市指标建构问题尚未有研究成果[2]。重庆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的联接点上,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在此背景下,重庆应当不断研究和完善合适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国际化指标体系,助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3、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动因方面:根据邓宁(1998)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都集中在战略资源寻求、效率寻求、市场寻求以及资源寻求,而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动因就在于战略资资源寻求、市场寻求以及资源寻求。丹尼尔(2006)则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对外投资主要是在于达到扩展新市场并吸收新的专业技术。筑波昌之(2006)通过对比中国与口本对外投资时,发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技术成本、获得新的技术以及资源。
  产业方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Ozawa通过在一带一路的方针的引导下对山东省的省外投入和工业发展的调查得出,可以将基本上没有区别的劳动力投入到国内的朝阳产业里,除此之外的部分能够借助对外投资的手段发展到国外,而且发现对外投资对于日本的产业提升有着显著影响[3]。另一位专家研究发现人口不断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供不应求是1960-1969年发达国家劳动力变得昂贵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把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工业开设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不发达国家,以此达到本国工业的提升,这既是Lewis的理论思想。到二十一世纪初Branstette(2014)针对韩国的对外投资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韩国向发达国家投资使得本国的工业、电子科技等产业得到飞速发展,致使本国的产业升级有了质的飞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Michael Porter(2015)提出钻石模型这一概念,也叫波特菱形理论,他针对口、美、德三国的支柱产业展开研究,发现一个产业竞争对手越多、市场氛围越紧张,更容易使该产业得到升级。Fosfuri(2016)等人实地调查发现,不具备精湛工艺的企业要想使其工艺得到提升可以将资本、设备、技术输出到国外,以此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Falzoni(2015)等诸位专家针对意大利内的诸多跨国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只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能推动其产业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却不能达到此效果。此外,领域内专家针对多家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2000-2008年的经营业绩开展分析,发现通过对外投资能够将工艺输出到国外,这就是DM.Shapiro等专家的思想理论。Lipsey(2014)等人的观点是,企业对外投资会增加周边产品销往国外的数量,从而各企业就会不断进行对外投资并且着重拓宽产品的外销渠道,这也就改变了产品进出口原有的规模,促进其产业发展。Tianwei和Jeremy Clegg(2015)认为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的手段,实现了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更新。而Hsin Mei Lin和Hinrich等专家(2016)认为中国的区位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具有独特性,尤其表现在东道国制度方面。
  (2)国内研究现状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大多偏重从微观层面的某一视角对境外产业园区进行研究,鲜见从战略层面进行分析,且较少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高度对境外产业园区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如洪联英、张云(2016)实证研究了泰国罗勇工业区和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提出了政府主导下合作区建设模式的调整策略;刘佳)(2016)对境外产业园区的投资类型和区域分布进行了研究;刘英奎、敦志刚(2015),结了现阶段境外产业园区的发展特点、问题与对策。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一带一路”倡议视角出发,论证新时期建设境外产业园区的必要性,摸清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的现实基础,尝试从顶层设计、战略对接、园区布局、发展空问等几个方面提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措施,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促进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可能达到的效应[4]。关于“一带一路”方针政策,领域内诸位专家展开全面探究,刘彩霞等人专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围绕当前中国产业结构指标以及直接投资的六十四个国家运用回归分析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周边国家作用并不明显,但“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投资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产业结构指标。对于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一带一路”周边的国家的情况,梁星韵等诸位专家进行相关调研,调查目前在“一带一路”的促进下产生的挑战和问题。针对中国公司这边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化建议和指导。对于国家方面的“一带一路”目前的实际情况,周五七等人调查有关挑战和机遇,对相关方面进行战略投资。郑蕾和刘志高采用一些归纳数据,异地调查以及详细访问等方法,对我国现在的“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直接投资的战略计划。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与印度的产业合作现状

  1、“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与意义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度调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全球投资格局发生变化。一方面,金融危机削弱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实力,发达国家的投资意愿和能力下降,其国内的再工业化要求也扩大了发达国家对资金的需求。从2009年到2013年的五年时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0.26%,而此前的五年年均增长率高达25.3%。
  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急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强烈的发展诉求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产业的整合、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能力和发展的经验,有能力并且愿意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成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将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一系列新的战略机遇,能够取得互利共盈、共同发展的结果。

  2、“一带一路”倡议的部署和背景

  中国的“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指的是如今的丝绸之路的周边经济带,而“一路”指的是当前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和“一路”作为中国倡议、积极推动的国家战略,不仅契合了沿线国家共同需求,同时也搭建了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3、重庆与印度产业合作发展现状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分析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颁布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增南太平洋一线,因此沿线国家总数也由65个上升到了70个。根据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 Stat)统计,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达到239717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31.64%;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13950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6.97%;外商直接投资5539.29亿美元,占世界的38.13%。
  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达到24701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31.72%,较2013年略有上升;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13878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6.56%,因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总额和占比均有所下降;外商直接投资4970亿美元,占世界的40.41%,FDI总额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在全球FDI锐减的情况下,其比重却有所上升,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是世界最具投资潜力得区域。
  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180亿美元(不含证券、银行、保险),同比增长14.7%,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比12.54%,达到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8.2%,高出平均增长率近50%。此外,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1263亿美元,新设立企业26575家,分别增长了6.4%和11.8%。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亿美元,新设立企业2164家,分别增长25.3%和18.3%。
  (2)产业合作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密切互动,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国家开放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等多个渠道,创造并推动了一大批产业合作项目的实施与发展。目前,在国家层面有涉及60余个国家区域的900个重点项目储备库,涉及投资金额达8900亿美元。预计首期启动项目约50个,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国际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商业服务、环保产业、人文及海洋产业合作等八大领域[5]。2001年中印双方签署了瓜达尔港项目一期工程融资协议,项目总额2.4亿美元,其中我国援建资金1.98亿美元,巴基斯坦配套资金0.5亿美元,按照3万吨散装货船和2.5万吨集装箱货船疏浚总长4.35公里的港池航道,项目还包括基建、导航、通信、给水、供电、装卸、消防、环保等辅助与配套工程项目;2010年第二期工程启动,总投资金额5.24亿美元,项目包括3个集装箱码头和10个船舰停泊处,并建设1处与油轮停泊点地下输油管道相连接的炼油厂;2013年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正式从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手中接过瓜达尔港项目,使我国享有该港40年的运营权,此次项目总投资额达16.2亿美元,包括瓜达尔港防波堤建设、锚地疏浚工程、连接港口和海岸线的高速公路、新瓜达尔国际机场、自贸区基建建设等9个早期项目,建设速度和规模空前。
  (3)产业投资规模
  重庆在我国各省市中2016经济增长仅仅为五百五十九亿美元左右,但在2015年,中国OFDI投资流量增加了近一倍,提高到一千一百八十亿美元左右,在两千零九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和2015年这两年的增长情况不高以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都较高,2010年达到22%峰值。中国对外投资从2003年开始进入快速提高的时间段,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OFDI一直在逐步提高,而在两千零八年时,中国的OFDI仅仅为五百五十九亿美元左右,但在2015年,中国OFDI投资流量增加了近一倍,提高到一千一百八十亿美元左右,在两千零九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和2016年这两年的增长情况不高以外,其他年份的增长都较高,2010年达到22%峰值。
  图12014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增速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与印度的产业合作研究
  印度一中国经贸合作区是国家批复的第二批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之一,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东部绿壤国际工业中心园区内,园区规划用地500公顷。园区依照高效化、集约化、配套化的建设理念和策略,以“产业集聚、结构升级、规模发展”为原则打造绿色生态产业园区[6]。园区规划为“两轴三组团”结构,在主干道发展轴上布局着农产品加工、机械制造、家用电器三个产业组团,园区产业定位主要包括:食品加工、电器及机械制造、汽车装配、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是中国和印度推进产业合作的典型项目。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增多,境外产业园向沿线地区加速聚集。当前“一带一路”沿线1/3左右的国家均建有我国境外产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一带”沿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以及“一路”沿线的印度、泰国、越南和非洲地区的国家。

  三、一带一路重庆地区域境外产业园区建设而临的问题

  1、产业合作建设而临高风险

  当前,我国境外产业合作主要集中分布在周边国家以及与我国存在良好经贸往来的地域,这反映出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建设中的避险情绪。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一带一路”涵盖全球多个高风险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大国角力频繁,部分国家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存在担心和质疑,加大了境外产业合作推进的难度。比如,我国在印度尚未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其二,“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但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且联通性和通达力差,增加了境外产业合作建设成本和投资风险;其三,“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局不稳,碾压”。在此背景卜,主动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合作,创建“海外经济飞地”,跳出国外经济围堵,借助发达国家人才、技术优势及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丰富的资源要素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有机衔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再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2、产业合作布局不平衡衡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境外产业合作在沿线国家不断扩展,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和相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境外业产业合作分布并不均衡。一方面,借助资源比较优势以及密切的经贸联系,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及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地区成为境外产业合作的聚集地。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级境外产业合作中非洲有7个,亚洲15个,占到境外产业总数的84.6%,仅东南亚就有7个。另一方面,境外投资方式在产业水平较高,市场成熟的西欧、北欧地区仍是空白,在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密度极低。投资项目合作布局的不平衡状态反映出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重点和方向,事实上却形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隆起带”和“塌陷

  四、完善重庆与印度产业合作的实施路径

  1、运用多种进入方式

  重庆国企海外经验不足、对外投资人才医乏,除少数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外,大部分企业基本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市属国企对外投资自过程中可充分发挥重庆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和作为中国西南部政治、科技交流和商品交易中心的区位优势,利用“引进来”的丰硕成果和与央企及川内企业的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借力借道,多种投资模式并举,快速实现重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和水平的突破发展。

  2、国内合作进入

  加强同经验丰富的央企、民企等合作。借助央企如中建三局、水电七局、中水、中冶、中交和川企如省铁投集团、四川路桥公司、工行省分行等在项目、经验及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进行合作,承揽分包工程或针对项目进行联合投标,或在境外设立合资子公司,实现对外投资。如抓住与省铁投集团等单位共同组建中国四川国际投资公司的机遇,借力川企实施海外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增强与更多央企、民企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与商务部、另一方面,增强与更多央企、民企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与商务部、四川省xxxx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厅以及重庆商务委员会的项目交接,加强重庆属国企与中央企业、川企境外投资工作联系。利用市国资委和市政府其他机构平台,组织重庆国企与央企在项目对接、经验分享等方面的会议;充分利用西博会等合作平台吸引更多大型企业与市属国企交流洽谈,寻求更多投资机会。(2)海外合作进入
  成都在过往招商引资方面成果丰硕,可充分利用其带动对外投资。在引进外资企业方面,据《2015年重庆外商投资企业主体发展情况报告》,重庆内吸引境外投资企业数额高达7091之多,一共收缴完毕,金额总计约为600多亿美元,居中西部城市前列。在中外合作产业园方面,成都已落户中韩创新创业园、中法生态园等多个中外合作园区。引导市属国企加强与在蓉外企和园区外方的关系和交流,熟悉各国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产业发展、投资政策等信息。并由此深层次挖掘境外项目和产业需求合作。

  3、自身合作进入

  加强重庆属国企之间的专业合作,形成合力,对外投资。将资源探索同基建相结合,EPC与运营建设想结合形成“资源-融资一工程建设一运营”等“抱团”模式。例如,在基建领域的合作中,城投类国企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城建类国企负责工程总承包和项目建设、相关产业运营类国企负责项目的开发规划及运营。二是组织企业定期对资源、经验、项目等进行分享,通过统筹协调,解决重点问题,发挥对外投资重点企业、优势企业的“领头羊”作用,组织企业共同出海投资。另外,建立主导项目。在全面布局阶段,重庆属国企在继续开展“借船出海”、招商引资带动对外投资等模式的基础上,推动项目获取、项目融资、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等关键经验和能力,以企业国际化战略为导向,进行吸收和整合。逐步确立企业海外经营的核心竞争力,从借力对外投资向主导项目积极过渡。

  4、搭建平台

  积极打造海外投融资平台。利用香港等海外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金融市场完善、专业人才充沛、获取海外信息便利等特点,推动工投、兴蓉等条件较为成熟的企业打造海外投融资平台,拓宽海外投融资渠道。适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形成重庆“走出去”国企在海外业务的发展支点,提升海外就地服务的效率和水平;通过海外平台,与当地政府、企业、商会等建立联系,及时获取境外市场、企业、机构等对“走出去”企业发展的意见建议,深入地了解国际市场情况。探索成立海外投资基金。通过引导重庆国企积极参与、引入社会资本等形式,成立海外投资基金,探索基金管理模式。积极对接亚投行、丝路基金,帮助企业寻找新的融资方式。

  5、信息调查参考

  与具备丰富国际化经验,并且在海外拥有分支网络的财务、法律、税务、风险管理等中介机构的合作,是大型跨国公司在谋求海外投资与经营过程中的惯行。对于重庆市属国企,无论是在“走出去”初期,还是成熟期,都需绑定具备国际化经验的中介机构,在制定国际化发展.浅略、筛选投资机会、推动项目落地、规避投资风险等方面寻求助力,合力实施对外投资,拓展投资的深度广度。

  6、培育龙头企业

  逐步培育一批对外投资重点企业。确定重点培育企业名单,在下放境外投资合作审批条件、申请专项资金和奖励、国际化人才招募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鼓励龙头企业加速拓展国外市场,积极进行并购重组提升企业实力,逐渐实现立足全球目标,逐步成长为重庆“走出去”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外投资的“领头羊”作用。探索“龙头企业+’’的投资模式,推动形成以龙头企业为首的企业投资联盟,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共谋发展,有效降低成本和风险,带动更多企业站稳脚跟、扎根海外。

  五、总结

  自重庆直辖以来xxxx就赋予了重庆一系列的战略与定位。“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有宏观的发展目标,其沿线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是世界经济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地带。“一带一路”以全新的发展理念引导着我国各经济带快速健康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重庆作为西部唯一一座直辖市,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西南地区综合交通要地。重庆为西部大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更好地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一带一路”,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对重庆来说无疑机遇重大。联通我国西部各省区,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扩展发展空间和市场,调研优化产业结构。做到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联动,既能对外开放,又能对内开放,充分利用中外资源。重庆应当明确自身的优势,认识到自己作用黄金水路,拥有三峡水库的地理优势条件,在发展中应当在大力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努力发展文化精神传播,努力对外传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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