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生》中的爱情叙事

  摘要

路遥,中国当代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其作品早期有散文、诗歌和剧本,后期主要集中在小说创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人生》、《平凡的世界》。这是一位孤独的作家,写下一本著名的《人生》,记录一个艰苦奋斗的有志青年,在此期间发生的两段曲折的爱情故事,折射人生百态。同时《人生》也是路遥代表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一个里程碑,城乡交叉地带的写作风格,真切朴实的爱情描写,整本小说带给读者温暖和鼓励。本篇论文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背景为基调,主要就《人生》中的爱情叙事方面做一个大致的论述,分别从爱情故事本身和文本叙事模式两个方向去做分析。孤独的作家与之迷惘的爱情,投射到文本中主人公身上经历的两段感情经历,轮回式的叙事模式,详细剖析了改革初期青年的爱情观。刘巧珍和黄亚萍两个截然不同的爱人,两种不同的人生方向,以此展现了《人生》中的“得与失”。且看这感情的发展与转折,处处都是作者用心谱写的伏笔与故事。
关键字:路遥;《人生》;爱情;叙事模式

  前言

他,是一个人的孤独,也是一个时代的孤独。读懂《人生》,就读懂路遥,心疼高加林的苦痛,就是在体味路遥的人生经历。路遥这一生,背负的太过沉重,活的太过艰辛,也许他曾站在文学的高峰,也许他被世人景仰,可他终究只是个平常人,他经历过的、遭遇过的幸与不幸,有哀伤有隐痛,这些,是世人碰触不到的,理解不了的,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点一支名叫回忆的烟,翻一页泛着汗泽的扉页,一个人慢慢品味,写下一本暗含“人生”的文字,揉碎在时光里,曲曲折折,让我们能去寻找那个住在陕北窑窖里的孤独的作家。
惨遭遗弃的童年,备受屈辱的少年,历经爱情打击的青年,孤独的晚年,路遥,他有不幸的人生,可他却为自己打下一片辉煌的江山。他的《人生》横空出世,引起文坛界的震惊。迷茫的知识分子,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权欲里的暗黑,城市的神秘诱惑,不管哪一种都足够折射当时的社会,那个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不安的社会,那些不安分的因素,路遥都能一一察觉,用他手中的笔,用那泛黄的纸,去记录一个时代成长与变迁。
路遥在《人生》里描述的爱情,其实是一个缩小版的现实社会,从农村过渡到城市,从城市回归到农村,每一步都走出一个艰辛的脚印。通过描述主人公高加林与两个女子的爱情纠葛,一个漂亮的如同小白杨的农村女孩刘巧珍,一个高贵的知识分子城市女孩儿黄亚萍,来烘托出高加林这一生的跌宕起伏。借此指喻在人奋斗的历程中,总会遇到一些你事,逼迫的人不得不去选择、去舍弃,或许,这些你曾经丢弃的东西有一天在你想起来的时候会感叹、会可惜,但千万不要感到遗憾,因为,即使后悔,也不能再去挽留到任何东西了。

  一、路遥与《人生》

  (一)孤独的作家

“路遥,一九四九年生,老家在陕北清涧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路遥幼年时,由于家里贫困,所以父母不得不将当时还小的路遥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这件事在幼年的路遥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1]无论有什么原因,被过继的这件事都让年幼的路遥意识到,这个或贫穷或不幸的家庭抛弃了他,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可有可无的的,因为这种不重要和家庭温暖的中断,路遥,他失去童年该有的天真以及更多孩童本该拥有的权利。在未来那些不确定的日子里,他只能靠自己去趟过荆棘,越过洪流。
因为这种原因,路遥在作品中无时不体现着他对家庭之爱的渴望,比如在作品《人生》中,张克南一家正是这种家庭之爱的代表,虽然张克楠的母亲刻薄,但对张克楠这个儿子的关怀却无微不至,处处散发着温馨的亲情气息。正是这种“温馨”,让张克楠即使经历失去爱情的打击也并没因此一蹶不振,这种亲情的表征间接地给予张克楠继续进取的动力。
没有真正去体会过生活的人是没有办法写出如此细腻动人的文字的,路遥在《人生》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他写八月迷人的黄土高原的田野:一人多高可爱的玉米、无边无涯的绿色中盛开的各种植物的花瓣、湿润润水淋淋的土地、潺潺的碧绿的水流以及水一般清澈的蓝天。即使在这个地方,他的童年不堪回首,有过贫穷有过饥饿,但是他仍然爱这个地方,并且以一种强烈的姿态融进他的文字里。他对故乡的这种爱,对陕北黄土地的这种超越性的热爱,是他在写作里的一股中坚力量。不管是批判还是赞美,都是基于这片土地的基础上,若删减了他《人生》中关于陕北土地、民俗、风景等一切的描写,那么路遥将不再是路遥,《人生》也不再是《人生》了。
正是这种对黄土地的强烈的热爱之情,让路遥在他的作品中,即使批判黄土地的一些传统陈旧的、腐朽的文化,也看到了隐藏在“民间”那种最原始的、自强与坚忍的生命力,那种在恶劣的环境里,在重压的生活下,为生存而生存下去的美好劳动文明以及各种或高尚或卑贱的手段。《人生》里对此描写最为详细,路遥笔下的庄稼人是这样的:他们大多肩挑手提,担柴挑菜、吆猪牵羊、提蛋抱鸡、拉驴推车。他把他们分为很多种类:“比如说鞋匠木匠、铁匠石匠、篾匠秤匠、泥瓦匠毡匠等,甚至还有游医牲口贩子、赌棍鼓手、巫婆小偷等。”[2]
这种顽强坚韧力量是巨大的、无法摧毁的,让人心灵在这之中感受到强烈震撼。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日常生活里的不幸,尽管没有悲壮惨烈的场景,但是人们还有着对于幸福的追求。对于高玉德来说,幸福就是娇生惯养的儿子能寻找到一份轻松赚得工分的工作,不用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对于高加林来说,幸福就是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自己不用自卑,别人能看得起;对于刘巧珍来说,幸福就是能与高加林那样英俊又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一起。这种新生活的向往的行为,能让他们在看不见天日的黄土地里有一份慰藉,排遣焦灼的心情、击退低沉的氛围,他们赶集、闹秧歌、相亲、娶亲、全村共度打枣节,怡然自得。孤独的作家,在静谧的夜里,写下这些热闹的悲凉的文字,祭奠这种顽强的、坚忍的民间野生的生命力。他挣扎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融合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启蒙立场和他的民间经验,构成了他小说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二)迷惘的爱情

人的一生必然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几个不同的阶段,而其中最美好的时光便是青年时期,在这个阶段,人的理想抱负、对面美好事物的渴求、对情感的欲望等等都会达到一个顶峰时期,路遥便是在这段青年时期,遇到他美好的初恋情感,虽然结局以失败告终。
那年,二十岁的路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一批来自北京的知青,在和这些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的沟通里,他慢慢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的广阔与精彩,一个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年轻人是根本抵御不了来自城市文明的诱惑。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感知,还决定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他觉得不管怎样,未来与自己一起生活的人,一定要具备文化水平,他需要从恋爱、婚姻、更进一步乃至生活上,脱离农村、农民的生活模式。作品《人生》中将他这种理念体现的很明显,就主人公高加林的感情选择来看,虽然刘巧珍有不输于黄亚萍的美貌与灵动,可终究,高加林选择喜欢的也只是黄亚萍,他说与刘巧珍在一起只能说些村里的闲谈,而与黄亚萍在一起时却真的能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理。这个共同话题就是基于知识的基础上来说的,通俗点讲,作者这是在作品主人公上赋予了自己影子,高加林自己是知识分子,所以为了摆脱农村的生活模式,他当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黄亚萍作为他的理想妻子人选,他才会毫不拖泥带水的离开对他非常好的刘巧珍。这就体现了,“路遥自卑为内核的心理机制以潜在的形式影响到他的小说爱情叙事,而他的恋土情结和恋史情结对小说创作也有非常大的影响。”[3]
这时的路遥也同样有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他结识了一个知青女子,两人情投意合,可正在这个光景里,他的第一段感情出现了危机直至最后的破灭。他曾一度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然而,他仍是坚强地挺了过去。甚至这次失恋让他更加下定决心,他要干出一份大事业,才能成全自己各方面的欲望与需求。
所以,在路遥奋斗的旅途中,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性,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林达,虽然这段婚姻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但不否认,这是作家曾有过的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那时候的路遥和妻子林达,对文学共同的爱好,她欣赏他的才气,同情路遥的遭遇,不仅如此,她还取笔名程远,喻为和路遥相相合。之后,路遥上大学,她独自一人支撑这个贫困的大家庭。原以为这段美好的恋情会持续到永远,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婚后,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就显露了出来,所以,这段婚姻也以失败而告终。两次情感的失败带给作家的打击是巨大而沉痛的,所以在他进行文学创作时,这种爱情婚姻的痛苦与矛盾成为他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作为分析对象,他的两次情感经历。刚开始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的将就和不情愿,到后来与有知识女性黄亚萍在一起之后,精神上产生的一种满足,到最后因为身份上的差异与黄亚萍的分手,回到农村后,曾经深爱过自己的美丽姑娘已经嫁作他妇,内心的隐痛,这些作者描述的时候极尽详细。由此可见,作者本身遭遇的情感的变故对他自己来说影响是多麽的重大。

  二、《人生》中的爱情

  (一)权力与欲望

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说不与其他人相处,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会融进不同的圈子,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你会有一个交友的朋友圈,而这个圈子的大小取决于你的事业、你的视野、你的气场等等,总结来说,你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你会与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共事。
这点在《人生》中的男主人公高加林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他在当初是一位民办教师的时候,与他一起共事的都是知识分子,接触的都是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学生或老师。所以,他即使被高考失利这件事所打击,也没有绝望,他依旧能做他喜欢的文科研究,还会发表诗歌与散文,还有从民办教师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的欲望。因为,即使只是一个民办教师,他在不用做繁重漫长的艰难苦劳动的情况下,挣得全劳力工分也够他一家日子过得不“紧巴”,这是他手中的权利,虽然小,可确实是存在的,所以他还有继续将这个权力扩大的欲望。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当一种东西彻底不存在的时候,并不会又想去拥有它的欲望,可一旦能握住一点的时候便不顾一切的想拥有全部,这是作为人的劣根性。所以才有“人心不足蛇吞象”、“何厌之有”、“上瘾”的存在。
高加林在此之前,是从来没有回去和父辈一样做农民的想法的,可是,变故发生了,村里“大能人”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高中毕业了,这个时候,权利发生了第一次碰撞。上面提过,高加林作为一名民办教师,他的圈子只是在学生更多一点就是教师之间,所以他手中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可是高明楼不一样,他做的是村长,他能接触更高一层权利的人物,比如说局长马占胜,这个圈子的存在无形之中扩大了他手中可利用的权力,所以,在权利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三星成功的取代了高加林的位置。高加林在成为农民之后,开始是不甘心的,可是他的父亲给他说:高明楼是通天的人,是他们所惹不起的人,请求他放弃报复。为什么说是惹不起,说白了就是权利不如人家的大,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能得罪。此后,高加林开始静下心来,他认为即使做一个农民他也要去做最好的那一个,他甚至决定和最俊俏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结合。这是,当他的权利缩小至只能是一个农民的时候,他的欲望也就缩小至做一个优秀的农民。这种欲望与野心,“路遥归因于当时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归结于官场上的不正之风。”[4]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因为他叔父的关系,他成为了一名通讯干事。这是第二次的权利碰撞,这次是高玉智的圈子里一次对决,在他这个圈子里,高明楼甚至是马占胜都是低于他的,所以高加林的工作来的毫无悬念。“这体现的是路遥年少时在家乡由于家庭贫穷,没有少受村干部的气,于是一路以来就积累了许多的“怨恨”。通过小说一次次将那些基层干部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正义”的脚,路遥不无畅快地呼出一口恶气。”[5]
高加林再一次进了县城,也就是说,他已经要开始准备切换他圈子里的人了。他以前面对的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漂亮却没有文化的恋人,可现在,他面对的是高贵又有文化知识的城市女孩,学识渊博的老师傅,接触的都是有出息的文化人。所以,随着自身权利的扩大,他的欲望也随之增长,他换掉了没文化的情人,甚至决定去更远的大城市南京去发展,因为有足够的权利和才华做底气,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最后,黄亚萍的前恋人张克南的母亲检举了空降的高加林,他又重新从这个权利顶端跌落,回到最开始的原始状态。他所作的第一反应,便是去和现任恋人黄亚萍分手,因为,他清楚的明白,他们生活的圈子已不同了。
在一定的程度上来看,权利与欲望是相辅相成的,手中所拥有的权利越大,欲望越不容易被满足。

  (二)倾轧在权力下的守恒爱情

主人公高加林不管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他的爱情抉择,都与他自身所处的权利中心这个圈子分不开,现在主要从他所经历的爱情抉择方面分析,体现其与权力的复杂关系。首先,从他的第一段感情经历来说,也就是他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
刘巧珍之所以能与高加林进一步接触,是因为高加林成了一个农民,在此之前,她只是默默地喜欢,她自己没有文化,她没法接近那些她认为“更有意思的”文化人,比如高加林,她觉得在他们面前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2]即使她在她们村里属于那么优秀的女子,她有花朵一样漂亮的外表,她有丰富多情的内心世界,她有着在村里属于高地位的家庭,她甚至能选择自己未来的伴侣是一个公社干部还是国家正式工人,可是,她没有文化。这个最本质的差距远远隔开了她和高加林在一起的可能,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高加林从民办教师变成了农民,他们之间的各种隔阂都没有了,比如说身份地位上,生活的圈子上,他们都属于一个水平线。
高加林虽说出生于农民家庭,可他读了书,是一个已经走到过上层阶级的人,他现在的这种回归,是被强迫的,是一种权势下不得不退让的屈辱。村支书高明楼为了让自己刚毕业的儿子三星有一份工作,动用“关系”将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撤下来,在这里面,这个关系就是高明楼的人脉,就是他所处位置的那个圈子里的一种利益互换。高加林被这个圈子所排斥,或者说,他在此之前从未进入这个圈子,所以,在一切的结局和权势牵扯上关系之后,输的人自然是无权无势的那一方。作为这一场权利争夺赛的失败者,他只能将就地接受了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示爱。
后来,在与巧珍的爱情基于平稳的时候,高加林甚至用车子载着巧珍去逛县城,那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多么轰动的事。可就在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之后,高加林陷入了另一场权势的争夺赛中,他的爱情又随之改变了。高加林因为叔父高玉智调重新拥有了一份新的在城市的工作——县委通讯组里的通讯干事。在这里工作之后,他邂逅了他的另一段感情,漂亮高贵又有文化水平的城市姑娘黄亚萍。黄亚萍能与他一起探讨国际问题,谈文学,谈诗词歌赋,对比起来,刘巧珍能与他谈论的只是那些他已经听腻的村里的琐碎小消息,或者是关注他这个人周围的一些事情。
高加林之所以能在当初选择与刘巧珍在一起,是因为他被撤职,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别无选择,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重新走进了城市文明,他在这场权势争夺赛中占据了胜利者的地位,他有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了,他为何还要将就自己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姑娘在一起呢。这个美丽高贵又有文化水平的城市姑娘正向他表示浓烈的爱意,并且,他对这个姑娘才是真正的欣赏,另外,他自身也已经达到了城市人的水平,所以放弃刘巧珍选择黄亚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就高加林和黄亚萍爱情本身为起点来看,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现代爱情,或者说,充其量只是在爱情中有了一些表象性的现代因素而已。“这就是爱情的本身,世事的沧桑易使人在混沌中寻找自己的爱人,此种情境下的爱,也许热泪盈眶,也许肝肠寸断。然而当生活有了转机,可选择的余地多了之时,才会发现这样的选择往往面临着许多连自身和对方都无法而且必将每面临的局面。”[6]
通过对《人生》文本的分析,不难发现黄亚萍其实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女青年,她的个人主义理想非常浓烈,她对高加林的爱情是与她这种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选择去塑造高加林因为她的自我的需要,她之所以能接纳高加林的存在只是在基于现实条件的充分,当这种现实平衡被破坏,她只会果断的放弃绝不会为之改变,他们的之间的爱情更无法坚持下去。就这种爱情论来看,高加林与黄亚萍是一模一样的想法与做法,所以他们才会成为一对非常平等和默契的情人,以至于后来他们即使暂时的在一起,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黯然收场。

  三、《人生》中的爱情叙事模式

  (一)外倾性叙事模式

“叙事就是叙述故事,即讲述故事。”[7]叙事里又包含叙事模式以及叙事结构,首先,我将结合文本分析《人生》里爱情叙事的模式。
《人生》中的爱情叙事属于叙事模式里的外倾性叙事模式[5],所谓叙事模式,是指在叙事作品中用于创造出一个故事传达者(即叙述者)形象的一套技巧和文学手段。“叙事技巧是作家对语言的驾驭,经典叙事学家进行的技巧性分析其实都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虚拟幻象。”[8]所谓外倾性叙事模式,是指在叙事过程中对生活事件(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的;实际发生的或想象的)进行描述与说明。所以说叙事模式它属于一种文学手段,路遥借用这一种文学手段在想象中虚构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高加林的人生故事,并对这个故事作了完整的详细的描述。
我们看到,叙事是按照一定的次序讲述一连串的事件,组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事件系列,或者就是直接叙述一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人生》这部作品中爱情叙事便是根据主人公高加林这个虚构的人物,通过他的人生经历而发生的感情纠葛为事件本身进行逐一铺叙的。主人公高加林的身上或许带着作者自已部分性格的投影,比如一样出生在陕北黄土地的一个农村家庭里,一样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一样是渴望城市文明的一个底层劳作者,可终究,他只是一个虚构的影子,我们都知道《人生》里生长在陕北黄土地的高加林,可是我们一样知道在真正的陕北黄土地是没有高加林这个人的。
他的故事我们清晰的映在脑海里,三起两落便能概括他的一生,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教师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于他而言其实是种精神上的安慰,可这时,变故出现了。村里“大能人”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高中毕业了,权谋在这时表露无遗,即使高加林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奋斗了三年,即使高加林的文化水平要比三星高很多,可是他没有高明楼那样的权势,便决定了留在那个位置的是三星而不是他高加林。后来高加林因为叔父的原因进入城市工作,又因为与城市女孩黄亚萍的恋爱关系,遭到她前男友母亲的打击报复,被检举又回到他熟悉又陌生的农村。最后在农村女孩刘巧珍的帮助下有希望能重新做回教师。“路遥作为论者,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整个故事,这种小说分类的依据是叙事体态,即叙事者观察故事的方式。”[9]
不管是高加林的人生经历还是在他身上发展出的两段感情经历,都是作者路遥通过想象进行描述的。这个描述详细又具有真实感,令人不得不去信服,去身临其境对的感受,他在《人生》里做过这样的描述,关于高加林即将选择城市女孩黄亚萍而放弃农村女孩刘巧珍这种内心纠葛的描述:黄亚萍已经向他表示了爱情,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考虑他和巧珍的关系,他和巧珍已经热烈的相爱了一段时间,巧珍爱他不比张克南爱黄亚萍差,关键与黄亚萍不同的是,黄亚萍是不爱张克南的,而他在内心深处是爱着刘巧珍的。“巧珍身上那种多情与温柔,美丽与善良,无私与全身心的爱都在最初唤醒了他潜佰的青春期的萌动,也点燃了他身上的爱情火焰。”[2]他考虑了以后的生活,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农民,而是“公家人”了,若与巧珍在一起,以后的将没有共同的生活语言,生活情趣,他将永远被拴在这个小县城里,这与他的志向是相违背的。他又考虑了与黄亚萍在一起时的侃侃而谈,亚萍丰富的知识,充满色彩的生活。一方面他的良心撕扯着他,一方面他的志向又动摇着他,所以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在窑里走来走去,他用拳头捣办公桌,把他的头往墙上碰,作者将这种纠结描述的恰到好处,既能体现出高加林人生中的奋斗志向,又从侧面为以后他再次回忆这些事痛苦后悔埋下了伏笔,在这里作者只是一个虚构了一个生活的小场景,可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高加林丰富的内心活动。

  (二)钟摆式叙事结构

“肖庆国曾在《路遥小说叙事结构分析》中提到:“路遥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大体可分为钟摆式结构和多线并置式结构。””[10]本篇文章主要从这个钟摆式叙事结构来分析,在这里这个钟摆式的结构指的是事件发展到高潮之后,又迅速的折回到初始状态,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路遥对于现实人生境遇的哲学层面的诗性表达,并且带有宿命论的迹象。结合著名学者JeromeBruner叙事的特征的概括:叙事历时性、解释的创作性、经典性与违规、所指性、体裁性、常规性、情景敏感性与可协商性、叙述增加性具体性、意向状态内涵性。
这里就叙事的历时性、意向状态内涵性以及叙事增长三个方面,来论述《人生》中爱情叙事体现出来的钟摆式叙事结构。“叙事历时性”是指“叙事中的事件不是同时发生的,或者可以表达为叙事中的事件是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不同事件”[11]。高加林的爱情就是分几个时间段来说的,他的第一段感情发生在在他第一次被撤职的时候,他因为回归农村,所以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相恋了。第二段感情是发生在他升职期间,他从落后的农村步入城市文明,所以他放弃了农村的所有,包括恋情,转而与城市知识女性黄亚萍相恋,随着最后的事业的失败又一次回归农村,这都是在不同的时间段经历的,作者用巧妙的笔法将一个直线里发生的事构成一个轮回的圆。
“意向状态内涵性”意思是说,“某一场合下人们的行为总是有意向性的,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应该与其当时的意向状态有关,如信念、愿望、价值、观点等。”[11]这个就刘巧珍来说会更容易理解一点,她站在山坳上唱歌,其实是为了吸引高加林的注意,连歌词里的情意都是唱给他听得;她在集市上帮高加林卖馒头,同样是为了可以更加接近高加林而做的;她在高加林忙碌了一天之后,体贴的送去吃的喝的,并细心地处理他的伤口,这些都表现了刘巧珍的意向,讲明白一点就是她的愿望,她想要无限制的接近高加林直至与他相恋,结合。
“叙事增长”是指不同的故事可以拼凑起来组成一个整体,甚至组成一种文化或历史。整个文本里的爱情,高加林与刘巧珍的、高加林与黄亚萍的、黄亚萍与张克南的、刘巧珍与马栓的,发生的这一个个不同的故事,循环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叫《人生》。《人生》问世之后,便在文坛掀起了巨浪,不仅是它内容的质朴,它的思想也是极具进步意义的,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人们提起路遥,便会想到《人生》,提起农村知识青年的奋斗史便会想到高加林,如此,已是成功。

  四、《人生》中的得与失

  (一)奋斗的人生

高加林的性格中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一种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勇气,这是这个社会给予他的,是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相一致下的产物。他可以为了更远大的前途与目标不顾一切,在他的生命中,是没有什么东西能羁绊住他的脚步的,他可以为了他的梦想放弃一切在他看来没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爱情、亲人,甚至是生他养他的黄土地。
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他有一定的相似性,路遥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被过继到他的大伯家,为了上学接受教育,可谓吃尽了苦头,但他没有放弃,直至成为文坛一代传奇。高加林也一样,出生在贫瘠的陕北黄土地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但是,与老一辈农民不同的是,他己不满足于仅仅靠双手做土地的主人。“他从来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12]他迫切的想要摆脱农村农民的生活模式,所以即使高中没考上大学,他回来之后也是努力的去做一个民办教师,而不是直接回家做农民,在之后就连这个职位都保不住的时候,他是多麽的绝望。他这一生都在为远大的梦想奋斗,可仍旧比不过命运给他开的玩笑,他因为权力接近城市文明,最后又因为权力远离城市文明,人们都只看到了因果轮回,却没有人去看看高加林为了这些付出的努力。
他一直都处在一种追求的状态,一方面他在追求爱情,一方面他也在追求事业。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不屈追求,充分展现了他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他第一次被迫撤职后,不得不回到了农村,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带着一种不甘和韧劲的,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勇气与信心,他说:“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13]正是这种信念让他憋着一口气,从打击中振作起来,正在这种煎熬的时刻,巧珍的爱情来得恰到好处。刘巧珍,是这个村子里最标志的姑娘了,出身也是相当可以,是村里“二能人”刘立本的二女儿。所以,在他以为自己只能做一个农民的时候,既然要选择结婚对象,刘巧珍绝对是最好的人选。可惜的是,他后来又进城市里工作了,相比只是美丽善良的刘巧珍,同样漂亮高贵还有文化的黄亚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了,所以,他决绝的放弃了巧珍而选择与黄亚萍在一起。
在事业方面,高加林的追求是更加明显的,当他被撤职之后,他的愤怒与悲哀,不甘与无能为力,都让人感到真真切切,因为他不愿再做回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再出现了一个转机之后,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继续向前,高加林自己具备那么多知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工作出现的这么恰到好处的原因,只是选择了忽略,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需要这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需要这个能让他走出农村的平台。
纵观整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高加林的追求是没有错的,只是追求的方式有些不恰当罢了。高加林他是改革开放时代时期,农村先进青年的一个代表,在他身上,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农村知识青年迫切的想要走出去的心理。[14]高加林身上既有农村传统的落后的因素,又掺杂着进步青年的特点,“所以他才会显现出矛盾的一面,既有自私虚荣这种被人唾弃的不堪,更重要的却是他那种努力拼搏向上的精神”[14]。

  (二)被“舍弃”的爱情

在人的一生中,会走过很多的路,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需要去选择的事,而选择意味着会失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或许是物质层面的,或许是精神层面的,但是无法避免。
路遥的一生是奋斗的,早期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对生活的向往,因为生命中还有值得他去为之努力的事,那便是写作。他这一生,将所有的光和热都投入到写作中了,以至于分给家庭的关注少得可怜,所以才在生命的倒计时中,才会又一次受到情爱的创伤,他便将这种情感的伤痛完美地融进了他的作品中。《人生》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2]内心里仍然是深深热爱着的!这同样也是作者的心声,他想走出陕北黄土地,想摆脱农村的生活模式,可他依旧爱这片土地,爱他的故乡。他做了选择,但他没有放弃根本,所以在传统伦理道德上来看,他是一个有根的人,他的每部作品里都对他的故乡作了详尽而美好的描述。
尤其是在《人生》这部中篇小说里,陕北黄土地显得那么祥和又可亲,可是,主人公高加林抛弃了他的根本,所以他最后的跌落才是那么理所当然和“大快人心”,这是作者对于他的一种惩罚,抛根弃祖的人终究是没有好结果的。“高加林选择追求前途与事业,他无情地抛弃了巧珍这个天真纯洁的姑娘赤诚如火的爱情,卑劣地伤害了一颗纯正坦直的心灵,也暴露出他那灵魂深处潜伏着的很不美妙的污垢,以及心灵深处的利已主义倾向。”[15]村里睿智的老人德顺老汉曾教训他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何况他丢弃的是金子一般珍贵的人,虽然在现在他还感觉不到,因为这个时候的高加林,心里还有梦,面前还有路可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正在大步向前走的人,是看不到周边事物的美。
最后高加林被检举被又一次撤职后,他才深深的体悟到当初被他舍弃的爱情是多么的难得。“他对黄亚萍说:亚萍,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的。为了这,我很感激你。我自己一直也是非常喜欢你的。但我现在才深切感到,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更爱巧珍,尽管她连一个字也不识。”[2]这想必是高加林的肺腑之言了,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可是总是时过境迁,回头太晚,善良温顺的深爱他的巧珍已嫁作他妇。一部《人生》,说尽人生。

  结语

本篇论文主要论述了路遥《人生》中的爱情叙事。首先,从作者自身出发,将作者的身世和情感经历与他这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做了对比,分析了作者在书写这段爱情时的情感基调;其次,分析了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爱情,以主人公高加林为主要视角,总结了他与农村女孩刘巧珍和城市女孩黄亚萍之间的爱情纠葛,并简要阐述了原因;再次,浅层次的分析了作者在描述这段爱情时所采用的写作技巧,也就是从叙事模式和叙事结构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分析了《人生》整个文本中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生道路上的成与败,得与失,体悟生命的无常,人世的沧桑。本篇论文的写作,为以后人们阅读《人生》这部作品,理解其中的爱情叙事提供了帮助;也给予人们深刻的感悟,“人生亦如是,冷暖几人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也会遇到抉择,那么,就应该勇敢的去选择,不必担心会有所失去,相信自己眼光,不后悔不后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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