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思维结构比较

人类进入20世纪,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后,中国文明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西结合的体系,即在科学体系、社会管理和科学知识体系上,全面接受了西方普适性的东西,而在国家独立、政治体制、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上,创建了历史与世界结合的新体系。由此,基于文

人类进入20世纪,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后,中国文明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中西结合的体系,即在科学体系、社会管理和科学知识体系上,全面接受了西方普适性的东西,而在国家独立、政治体制、哲学思想和文化意识上,创建了历史与世界结合的新体系。由此,基于文化、人口、制度环境的情境管理研究以及文化研究,本研究试图解构的中国文化,是社会经济行为和日常生活层面上的亚文化,而这种亚文化内生于管理环境和组织内部人员的意识结构中。

一、 中国文化的源续结构

中国文化的源头出自于象形文字和《周易》,在周易阴阳太极图中,存在着阴阳冲突、阴阳矛盾、阴阳对立与阴阳对称、阴阳对偶、阴阳和合的整体统一。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强盛的儒道互补文化,继承和延续了易文化内核。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源于周易,盛于儒道,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容度,并且早已根植于中国人的遗传密码中,内构成为中国人的基因,以至于中国文化源续至今,生生不息、绵绵不断,并反映在中国人的言行之中。从文字符号层面,先祖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更具有形象思维特性,其象喻结构和功能,决定了其文化的象喻性和象征性源头。从存在与思维的哲学层面,其世界观和思维观出自于《周易》的太极图,世界生生不息,是由像鱼一样对称运动、辩证翻转的阴阳构成的整体。

老子总结为道,大道(事物的内在规律,人和世间万物的灵魂)至简,像太极图阴阳和合互动,象征世间万物生生不息。孔子总结为德,明德(事物规律的知识体现,众人选择的取向)至善,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平天下。老子和孔子以及诸子百家思想,都源于《周易》,但是,老子偏于世界万物的自然之道,孔子偏于社会人生的教化之德。为此———中国文化从精神和知识层面,注重阴阳、有无、道德、善恶、虚实、家国、身心、男女的二元辩证、对称、合一,强调阴阳合一、物我合一、心我合一、事我合一、知行合一,注重本质论、本体论、终极论和整体论。中国文化从教化和传播层面,强调伦理关系,礼仪制度,形成了社会等级文化。礼仪是等级、传统、经验、学习尊崇的取向,中庸是和、是人际关系,仁爱是合、是社会和谐。儒家注重: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勤,温、良、恭、俭、让,忠、勇、敬、谦、宽,亲、诚、惠、和、容。中国文化从种族生存、族群繁衍和社会延续的伦理层面,注重“缘”,即血缘、族缘、亲缘、地缘,形成了差序格局的文化生态;注重人口繁衍、子嗣繁茂、姓氏延续;强调天、地、君、亲、师等级,强调家我、群我、大我关系,强调家人、熟人、族群、圈子的亲疏远近,形成了伦理关系和社会等级。

中国文化从修炼和理想层面,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注重苦思冥想顿悟,注重心学修悟;强调礼仪而治,无为而治;强调以静制动、敏于行讷于言。中国社会亚文化即经济行为和日常生活文化是典型的二元文化,具有二元悖论式结构的特征,呈现典型的“意言行”错位结构,亦即“心里想的不一定是嘴上说的,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实际做的”。在问题是非曲直的判断上,习惯于“非此即彼”、“过山车”式的思维,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极容易现象也没看清、本质也没看透[1]。

中国人日常生活遵从心则文化,所谓心则[2],指人的内心规则和原则。正面的心则及其文化特性更多体现为含蓄委婉的文化特征和长远的、方向的、合力的战略性特征。负面的心则即最经济心则,是指个人或者小团体在利益目的和伦理形式上,形成了明处求伦理正义和私下求利益最大化的二元智慧守则。其文化特性则体现为言行不一,把表面和私下的言行不一说成伦理的、宣传的一致性,唯有运用并习惯于潜规则和暧昧性一致[3]。

二、 现代中西文化结构比较

中外文化学者,其结构性研究极其稀少,多为特性特质的定性研究。基于结构视角的研究,最为杰出的是费孝通[4]的“关系”差序格局,最具结构意义;梁漱溟[5]的伦理关系本位对应官本位解释的结构递进;美籍华人孙隆基[6]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用“语言的文法结构去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他认为:中国人对“人”的定义是将自我铲除,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著名文化历史学者黄仁宇[7],针对明朝的研究,恰恰是对应欧洲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历史时期。按照文艺复兴在欧洲盛行的16世纪,切入明朝万历15年的历史文化研究,他明确解释:“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同样,‘仁’的学说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统一的力量。”他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李约瑟[8]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除了黄仁宇[7]论及的上述原因之外,他的大历史观即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没有数目字管理,从而限制了商业和资本的发展,也是其主要原因。

人类社会需要历史、现在和未来洞悉和穿透,中国以及东方人和其文明灿烂悠久,属于早熟智慧、关系智慧和心则智慧;西方人和其文明相对晚熟,属于晚熟智慧、结构智慧和规则智慧。关系智慧易于形成隐性文化,在熟人、圈子内意会,不容易形成显性知识、复制和传递;而结构智慧容易形成知识、复制和传递。这也就是,中华文化在先,西方文化在后,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复制、传递、传播、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原因,也是成为主流的原因。中国文化从思维心理、言行结构、出世入世观上观察,从与人有关的冲突与和谐、矛盾与中庸、战争与统一角度观察,无不出自《周易》的阴阳两仪太极结构图,是典型的二元悖论式生态。中国文化经历先秦诸子百家后,奠定了哲学思想的高度发达,成为中国人的智慧宝库。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希腊思维逻辑和古罗马法制之后,进入了宗教社会,奠定了宗教思想的高度发达。

从哲学本体论上来说,中西方哲学观和世界观都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但从科学哲学和管理哲学角度即强调过程论视角,西方更为强调二元论,源自于柏拉图的二元论哲学观,即存在感性世界和睿智世界,亦即后来的感性和理性二元存在。正如毛泽东[9]强调认识论的二分法,即对立统一的结构观。同样,从科学哲学和管理哲学角度即强调过程论视角,中国更为强调一元论,源自于老子的道德经一元论哲学观,即物我合一、天地合一、阴阳合一,亦即后来的心我合一、言行合一、知行合一。正如20世纪50年代,哲学家杨献珍与毛泽东的笔墨争论,他强调“合二为一”[10]。一般来说,过程论强调二元论、多元论,亦即过程结构是二元或多元的;而本体论强调一元论,亦即终极本质归于整体的一元。

全新

西方人和东方人有交集和共性,但是差别性显示,相对于东方人,西方人更显得直来直去、有一说一,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由此,西方人更为注重事物过程在结构功能上的二元或多元,与此同时,在逻辑和伦理取向上趋于一致性,由此形成在公开与私下底线上的一致性规则意识。

中国强调内在的人性善良,注重心治和哲学,人的和社会的逻辑是情理法;西方强调外在的人性私恶,注重法治和科学,人的和社会的逻辑是法理情。中国人讲究和合、圆满和整体,崇尚自然的道德、心悟的智慧和生存的道行,中国人的智慧是早熟的、聪明的智慧;西方人探究分解、结构与整合,崇尚自然的法则、思维的智慧和生存的道理。西方人的智慧是晚熟的、结构的智慧。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明显客观存在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过程论和本体论,显性的强调一元论,隐性的则是二元论,形成了早熟智慧及其早熟智慧后遗症。西方文化则强调过程多元,但分解过程注重逻辑取向一元,形成了规则的一致性意识和守则理念,更易建立起组织管理机制。

三、 中西文化思维的内生结构

中国文化思维是以典型的二元悖论式存在,并以非此即彼的、过山车方式的过快地划向一元本质论而存在,亦即过程对偶性思维和逻辑整体性思维。举要如阴阳、此彼、对错、好坏、美丑、善恶、真假,以对称的、对偶的、对立的方式,但却奇妙地整合在太极图之中,由此形成了非此即彼思维、过山车式思维、顿悟性思维与合一性思维。

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即缘我关系是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动力,中国文化之阴阳结构亦即感性-理性结构的相互作用,是以个体家我关系为核心形成的群己结构,以事物象喻阴阳为基础形成的对称整体,构成了感性文化(倾向)。

中国文化感性的个体实为家我而非自我,其感性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感性,故感性文化和关系智慧早熟,构成了感性文化表象和倾向。感性从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层面,先有象喻、阴阳对称思维、整体意识,延续至哲学精神;从人性善,到礼制、人品和道德;从因果轮回、到宿命和信义,构成中国文化感性的一面。由于这种文化天生早熟,属于早熟智慧、关系智慧,是前喻文明。然而,关系感性不是没有理性的,其理性为家我、缘我的小团体、小集团利益和优先关系,这种追求利益和优先关系的智慧亦可称为聪明,亦即实用的理性。人的欲望、小团体利益和实用理性构成了中国理性文化的集体性和利我关系的实用价值。

近代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中国文化是感性的,西方文化是理性的。其实不然,前者有其感性的一面,但是在逐利求实方面,同样具有高度的理性,这种理性呈现实用主义特征。关系感性在先、实用理性随后,构成了关系感性-实用理性的文化结构。为此,从结构的视角,中国文化属于“关系感性-实用理性”文化。西方文化思维则是典型的过程结构性思维和逻辑一致性思维,举要如从1到0或从0到1,可以按0.1、0.01等无限基数作为逻辑基点,趋向于微积分的概念和原理。由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的日常生活,其思维是结构性思维、过程性思维、规则性思维和逻辑一致性思维。亦即逻辑上始终保持趋向的一致性,即逻辑的一致性和正义性。

西方文化是以个体独立人格为基点形成的己群结构,以事物分解单元为基点形成的逻辑结构,构成了理性文化(倾向)。理性从社会行为和日常生活层面,先有逻辑、结构分析思维、规则意识,延续至科学精神;从人性恶,到法制、契约和诚信;从宗教原罪,到忏悔和信仰,构成西方文化理性的一面。

从西方历史可以看到,其文化蕴育漫长,属于晚熟智慧、结构智慧,是后发文明。人的欲望、情感和想象构成了西方感性文化的美感和精神价值。西方文化从逻辑分析开始,所形成的理性思维表现为理性的一面,但是在人性、情感和审美层面,又具有感性的特征。规则理性在先、个体感性随后,构成了规则理性-个体感性的文化结构。为此,从结构的视角,西方文化属于“规则理性-个体感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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