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环境的文化、人口与制度结构

中国管理环境的最差别化要素是文化、人口和制度,由于文化的复杂性、人口的体量性和制度的条块性,都会产生和涌现出大量冗余信息,增加信息的不对称性。虽然冗余信息也会抵制环境噪音,某些情境下增加有用的负熵信息,但是冗余信息意味着环境会增加组织的时

中国管理环境的最差别化要素是文化、人口和制度,由于文化的复杂性、人口的体量性和制度的条块性,都会产生和涌现出大量冗余信息,增加信息的不对称性。虽然冗余信息也会抵制环境噪音,某些情境下增加有用的负熵信息,但是冗余信息意味着环境会增加组织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社会成本,以及管理成本、关系成本、资源成本和经济成本。从文化、人口和制度信息的生成、传递、繁殖、增值、反馈和测量程序视角,管理理论信息转换、传递至管理实践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层级转换和路径传递的阻碍,导致生成复杂信息冗余,并形成信息复杂不对称。这也就是源自于西方文化精神和思维方法论的管理理论,在东渐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水土不服、理论失灵、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信息学现象[2]。

一、 文化悖论性与信息复杂不对称

象形文字与象喻文化、道悟合一文化、修克己文化、心学文化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伦理方式和关系方式,所演化形成的社会亚文化具有其复杂性。从社会经济行为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化结构和层次视角考察,可以发现:中国人思维方式呈现意言行错位结构,即心里想的不一定是嘴上说的、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实际做的[3],导致其社会文化习惯于含蓄、恭维、暧昧,习惯于面子、熟人、圈子,习惯于公开是公开、私下是私下,习惯于“环顾左右而言他”。中国人在意言行上表现出的拐弯思维、错位思维,且呈现二元、多元的悖论式结构,锻炼了小聪明和人际关系智慧。常说的中国人聪明,心眼多、脑袋活、见风使舵、跟得紧、转变快,内在与阴阳之间对称是一条线而无结构有关,导致思维非此即彼、过山车式,导致社会心理敏感脆弱。外在与历史上专制制度有关,也与人口密集导致竞争挤压强劲有关。

中国人在伦理言说、言表、表述、表演上,公开场合言伦理、正义,言做人真诚、朴实、大度、包容等;私下场合则家我缘我关系小团体利益至上,体现取利、逐利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典型不一致、悖论式的社会经济行为和生活习惯,在伦理言说、宣传和传播上,强调清白的做人观、清明的权利观、和合的义利观,强调他人利益、大家利益、公家利益,强调表里如一和一致性;但在私下场合则是实用的、功利的追逐个人和小团体利益。

中西方“关系”的实际含义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关系”体现“理性规则关系”,中国“关系”复杂属于“感性实用关系”[2]。社会亚文化即管理层面,中国的关系复杂性强、普适性弱,西方的关系普适性强、复杂性弱;亦即人的和社会的思维、表达和行动,西方的一致性强、不一致性弱,中国的不一致性强、一致性弱。中国世俗文化中“心”的含义极其复杂,既具有复杂的社会性,又具有典型的个人和小团体行为的特征。收敛在个人内心深处的复杂文化意识,又可随时转化为支配行为目的的最简单经济原则,即功利实用的利益套现动机和行为。这种源于内心和私下的利益规则、情感规则和理性规则,构成了情理法的社会文化,形成了早熟智慧(聪明),主要包括个人及小团体利益至上原则、人际关系与人脉资源至上原则,公开与私下言行悖论方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方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方式,表面和谐心知肚明、私下纷争心照不宣方式。

中国文化之于中国人,在其能力特质结构中,根生着性格习惯差异,体现为细节节点上的固执性和难改变性特征。也就是说,思维定型的中国人,其骨子里的思维观念和方式几乎不改变,所接受新知识信息和组织的理念模式,只是表象的改变,而其思维方式、惯习心理和行为模式的深层结构,很难改变。由此,中国文化环境决定了管理环境的复杂性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信息生态具有复杂的不对称性。在超冗余信息和复杂不对性的文化环境下,关系资源配置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超冗余信息意味着信息熵小、熵值低,导致信息识别、甄别严重的困难。

毕业

二、 人口密度性与信息复杂不对称

中国自古以来的种族生育结构和人口观,导致历史上和当代都是一个人口大国。源于农业文明对劳动力依赖的历史,汉民族的人口观和人口繁衍文化成为中国历史存续和文明繁衍的基本推动力。若不考虑人口变量因素、人口文化约束和人口环境的复杂性影响,就不可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适合于中国人口环境的管理理论,也解决不了实践中的管理问题[11]。中国人口环境和人口文化,一方面是数量庞大和密度高,另一方面是所形成的人口文化,其非正式组织文化强韧持续、繁茂根生,血缘、亲缘、地缘文化构成的小集团利益和伦理情感文化氛围,对组织有着强劲的挤压力和渗透力。人口环境与人口文化因素,根植于组织内部,构成组织外生与内生的机理性因素。中国13亿多人口,从人口就业和工作竞争的信息生态视角,从小微商业组织数量和竞争挤压的信息生态视角,从城市空间人口密度和竞争挤压、从组织职位安排、人际关系渗透岗位竞争挤压的信息生态视角,从社会工作职位信息、市场职位竞争信息、信息秩序视角,其人口环境信息极其复杂,人口竞争信息极不对称。

人口环境下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信息生态,包括需求信息、商业信息、个体行为信息和关系信息,处于复杂的生态。经济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并存,管理学中观意义上的人口竞争与人才需求的治理机制粗糙,微观组织意义上的人口环境挤压、人员关系渗透与成员绩效考核的管理机制粗放。管理的层层委托代理环节,存在着复杂的内外部人际关系、小团体非正式组织,存在着复杂的“你不干他干”、“骑马找驴”的职位需求[11],存在着无数个体商业、小微企业、中小公司的透支求生求利运营,为此,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处于信息超级不对称状态。

三、 制度意志性与信息复杂不对称

中华文明是在地理广袤和人口众多基础上发生和繁衍的,因而属于陆地文明和山文化,漫长的农业文明所形成的疆土观、人口观、整体观、一统观,泱泱大国和中央帝国意识已植入国家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架构[2]。中华文明与哲学核心是周易的阴阳、老子的道和无为、孔子的德和帝王之术、大秦的一统思想,历经朝代更迭,延绵至今。古代社会国家君主制和社会结构基础的家长制,其社会的治理与教化演进,是以皇权和家权为主体、以官权和男权为纽带的制度文化与伦理文化。这种文化的潜意识,依然影响着现代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政治制度的潜意识是与天神玉皇大帝统治一切的观念一起,植入进人间君王的社会意识之中,天地君亲师,承接了天地、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一把手”唯一意识和意志。按照现当代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明朝即16世纪中叶,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已经积重难返,中华民族欲以不分裂的独立国家与世界强国并存于民族之林,必须跨越资本主义初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发扬其国家文化的核心力,即整体至上、举国体制、独立至上、优先发展的战略意识。

为此,晚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孙中山晚年和蒋介石都谋求党国体制,新中国建立后,也一直延续了一党为主、多党合作和中央政府集中领导的政治制度,在此政治制度下,中华民族及其人民真正具有了凝聚力、团结力,国家真正意义上独立了,具有了国格、人格,毛泽东和他的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建设,奠定了国家战略之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次一层级的制度。在政治制度稳定的前提下,这些体制是改革、变革的基本要求。但是,无论怎么变革,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具有意志性,这种意志性体现在制度摸索、转型、过渡的过程中,毋庸置疑,具有复杂性。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初期和转型期,很多政府、公共组织和企业组织的治理与管理过程,如决策水平与效率、政策制定与执行、资源配置程度和尺度、市场监管方式和程度、企业主体与市场竞争、顾客主体与需求,都存在着宏观层面的结构缺陷、中观层面的机制缺陷和微观层面的巨复杂、不规范、秩序乱的状态。

为此,微观组织运行的社会和市场存在大量的信息冗余,治理结构混乱,市场上违规违章违法现象、假冒伪劣产品和投机求利的忽悠组织和个人都层出不穷。市场管理层面的制度信息超级不对称,制度环境和制度信息生态差,官商关系、微观组织的委托代理关系,都在利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进行寻租寻利的资源配置,委托代理处于高风险状态。故而,在中国特殊社会环境即管理环境下,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如何依据特定情境进行管理和管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原创文章,作者:写文章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bvv.cn/chachong/200.html,文章版权申述

(0)
上一篇 2016年4月12日 下午3:06
下一篇 2016年4月12日 下午3:30

相关推荐

My title page 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