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楚辞神话形象内涵及艺术特点

  摘要

楚辞作为先秦文学典籍,源远流长、深厚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与研究。屈原所作的楚辞中蕴含了丰富的神话与宗教文化材料,各路神灵齐聚一堂,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屈原运用了丰富的幻想和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抒发其心中的忧愤与热忱。而这些神灵正是其情感喷发的载体,承载着激昂的情感和丰厚的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文化气息和耐人寻味的艺术精神。

本文从楚辞的文本出发,对楚辞的神灵形象进行了梳理,将楚辞中的神灵形象分为天神形象、人鬼形象、人神形象、生物神灵形象四类。深入探讨楚辞中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联系屈原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情况,探求楚辞中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最后一章分析了形成这种艺术特征的原因。

本文通过对楚辞中神灵形象的深入分析,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屈原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和他那一腔爱国的热忱。

  关键词:楚辞;神灵形象;文化内涵、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神话源于希腊(mythos)与(logus)这两个词的复合,前者的意思是一个想象的故事,后者的意思是记述,实际上它指的就是神话的研究与解读。神话常常混淆于传说、寓言故事,在本世纪20年代初,神话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史上已经甚为普遍,出现了一些研究神话的著名学者。神话是把客观世界加以形象化,通过人的意识运用幻想方式制造处神话。学术史上学者把神话看成是原始人民“集体性”精神信仰的产物,具有神圣性与可信度,是一种不自觉的叙事艺术。神话的想象建立在当时氏族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它的产生并不是凭空的乱想与猜测。随着历史的进程,神话逐渐从朴野范畴进入文学化,几乎都经过后人不同程度的润色加工。

“传说”(Legend)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是近代才有的,传统上称为“传闻”,传闻分散在正史与稗史上之中,而野史的传闻大多出自文人笔记。传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的叙事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其内容多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风光、社会生活和习俗等[1]。从内容上看,传说和神话甚为相似,两者经常混同,界限模糊,且出现在上古上期,故两者有时合并来说,统称为上古神话传说。一般说来,神话如上文提到的,指的是关于“神”故事,流行于上古民间社会,内容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以及神们的一切行事,古人相互传述,信以为真。而传说指的又是关于人的事迹,所叙述的对象时一些民族英雄,即民族的祖先或最古的帝王的行事。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部落之间战争频繁,人民流离颠沛,导致了民族迁徙。在苦难之中出现的能征善战的民族英雄由此成为人民敬仰的对象,逐渐取代了神在人民信仰之中的受崇拜地位[2]。人们的思维意识里开始由祖先崇拜演变为英雄崇拜,初民为了纪念英雄,或者为了巩固首领的领导权,往往把英雄、首领的功绩神话化了。由此,功绩凛然的部落首领、英雄带着神圣的光芒,为人们广泛传颂。在历代历史之中,古代帝王将相无一不是有煊赫的家谱,其始祖不是源于某一天神就是源于某一古帝[3]。因此,所谓历史传说,实则上指的是历史上实有存在的人物之传说,例如夏果、封王、武王,只是这些传说在原有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附加上了若干不同程度的幻想。

  (二)研究意义

楚辞神话意象的研究不论是对于神话研究还是对于楚辞的研究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楚辞神话意象研究能促进神话学研究的发展。楚辞中包含的神话意象十分丰富,数量大,并且种类几乎遍及了神话意象的各个类别。如果能对每个神话意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但能促进神话学研究的发展,对于上古的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楚辞神话意象能促进楚辞学研究的发展。相对于整个楚辞学研究的历史,对于楚辞神话意象进行专门研究的历史还很短,研究对象还比较集中。这项研究将是楚辞学研究的又一个学术增长点。

第三,楚辞神话意象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楚辞文本的深入理解。对楚辞神话意象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剖析楚辞的诗意,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加深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第四,楚辞神话意象研究有助于推动楚文化的弘扬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这项研究能使我们深入揭示自己与祖先的精神纽带,进一步了解楚辞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为楚文化的弘扬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三)研究内容

通过楚辞中神话与宗教、神灵及神灵形象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对楚辞的研究从汉代王逸开始,多数是对文本的训话与解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其中的神话与宗教材料进行分析与研究,随着学科交叉与分化,对楚辞的研究呈现复合式局面,但是关于神灵作为文学形象的研究并不深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于楚辞中出现的神灵,大多是从神话学或者是宗教学意义上,并将楚辞中出现的神灵作为文学形象进行研究探析。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从楚辞中梳理出神灵形象并且进行分类,探讨其背后的含义。

二、关于楚辞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研究者很少介入,大多是关于神灵的考据,本文站在文学角度,分析楚辞神话中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研究楚辞神灵形象之所以具有这些艺术特征的成因。

三、关于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的研究,本文将通过对神灵形象的分析,把落脚点放在这些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蕴和所体现的艺术精神上。

本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背景资料、研究意义等;第二章对楚辞神灵形象进行分类,并阐述神话形象背后的含义:第三章分析楚辞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第四章阐述楚辞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第五章分析楚辞中神话形象艺术美的成因。依据这样的研究思路,希望对楚辞研究贡献一点微薄之力,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线索与思路。

  二、楚辞中神灵形象的分类及意义

楚辞中出现了众多神灵形象,为了能够更加深入明晰地探析楚辞中神灵形象的审美特征、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笔者对其进行了分类并简要分析其意义。

笔者在整理楚辞中出现“神灵”时,发现楚辞中出现的“神灵”,并不一定都能称之为形象,而有些仅仅是一种意象。关于这一点,在第一节中己经说明,此不赘述。

因此,我们在《周礼》以及詹郸鑫先生分类方法的基础之上,结合楚辞中的神灵形象的实际,除去“神灵意象”,将楚辞神灵形象分为四类,即天神形象、人鬼形象、人神形象与生物神灵形象。

  (一)楚辞中天神的形象及含义

在原始人类看来,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中,和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日月了,因此日月受到人类的最高的崇拜与敬仰[4]。几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曾经有过日月崇拜,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天上有十个日,日中有三足乌,有十二个月,月中有蟾蛛,他们轮流在天上值日,楚辞中日神化身为“东君”形象,日御或者太阳转而为“羲和”形象。至于月神,楚辞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但出现“月御”这一形象,屈子称“望舒”。

《九歌·东君》塑造了一个人格化的日神的光辉形象,“东君”即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神。在《九歌·东君》中“东君”的内心独白大致是这样的:我即将要升起啊,但是又心怀故乡。屈原写“东君”之内心,欲以日神之兢兢业业反讽其楚君之政治失德。屈原借“东君”的光辉形象,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希望楚君能像“东君”一样,成为人民所敬佩爱戴之君王。

“羲和”二字,楚辞中一共出现2次,分别在《离骚》与《天问》中。关于“羲和”的原型,乃是日之母,在《山海经》中有记载。楚辞中所出现“羲和”形象,已然从神话中脱离出来,加注了诗人自身的情感,诗人命令“羲和”慢慢前行,就是希望时间能够慢些过,好让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去“上下而求索”,俨然“羲和”成为诗人实现远大理想的承载体[5]。

司命出自《九歌·大司命》中,通过这几方面的描写,一位身着华丽服装,佩玉戴花的神灵形象映入眼帘。于是诗人向大司命陈述自己的志向,“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表明自己忠心耿耿,然而君王还是越来越疏远自己,自己非常苦闷忧伤。诗人可以说将诗中的“司命”形象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诉说心中的苦闷以及对楚君的捉摸不定。

楚辞中表示天帝意义的字眼包括“帝”、“后帝”、“皇天”、“上帝”等。语言中的“帝”本来是对天的别称,“作为至尊至上的上帝观念,其产生则是由人王的出现而发展来的。”在原始时代,起初只有具体的日月星辰等天体崇拜,没有统一的至上神[6]。大约到了父系公社时代,出现了原始天神崇拜,天神即是天体群神的集合体。如果天帝都不能够纯正无私,那么万物就会有所损伤,如果君王不能够勤于政事,那么百姓就会震怒。此乃讽刺楚君之政治失德,长此以往就会失去百姓对他的支持,楚国的国事堪忧,展现出诗人对自己国家的不满与忧愁,既而以天帝来比喻。

  (二)楚辞中人鬼的形象及含义

鬼魂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由它产生的祖宗崇拜影响源远流长。楚辞中,也涉及到很多“人鬼”。而这些“人鬼”的形象,分为两类,一类多是上古时期的贤臣,暗示屈原本身也是一位贤臣,希望楚君能够赏识。一类,则为战死的士兵形象,这在《国殇》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彭咸”在楚辞中共出现7次,诗人再三在诗中写到“彭咸”,表明自己要学习彭咸,要以彭咸为榜样,要到彭咸所住的地方等等这些,都表明“彭咸”定是一位十分贤明的人,而诗人正愿意做一位这样的人,可见“彭咸”形象是一个光辉高大的贤臣形象,其实也暗喻了诗人自己。

“殇”形象出现在《九歌·国殇》中,这首诗是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此诗分为两节,第一节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第二节颂悼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歌颂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7]。全诗从两军激战的场面开始写起,刻画了楚国武士的英武神勇,同时也以敬佩之情对壮烈牺牲的战士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战精神进行礼赞,由此来激励人民万众一心,实现保家卫国的愿望。祭祀战死的灵魂,是楚民族特有的军事民俗,这和楚文化“以歌代哭”的丧俗有关系,是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灵魂观。这正是《国殇》中所体现的精神。屈原写“殇”,希望在战争中,楚国的士兵能够同仇敌忾,取得胜利。

  (三)楚辞中人神的形象及含义

楚辞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形象,多数是上古时期的帝王,这些帝王均是有德之人,屈原将他们写入诗中,旨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楚君能够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且能赏识自己的寓意[8]。楚辞中称黄帝为“轩辕”,“轩辕”出现在《远游》,诗人因不满于现实,而登高远游,认为“轩辕”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再去追溯已经很困难了,从而要追从王子乔,登仙远游。这里,就暗含有道家“出世”的思想了。

尧舜,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在楚辞中出现多次,另外,“重华”为舜的美称,在楚辞中出现三次。诗人写“尧舜”,旨在表明尧舜的贤明,借以讽喻楚君。“尧舜”既为上古圣德之帝,且在楚辞中出现的频率这么高,自然有其喻示意义,即表达自己的美政理想。

汤,夏朝的开国君主,楚辞《天问》中出现多次。汤原是夏朝方国商国的君主,在伊尹、仲虺等人的辅助下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以及夏朝的方国韦、顾、昆吾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强国,与桀大战于鸣条,最终灭夏,建立商朝[9]。综上,不论是黄帝、高阳、帝喾形象,还是尧舜禹汤形象,这些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屈原借助讽谏楚君的载体。诗人言其事,说起理,旨在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心意。

  (四)楚辞中生物神灵形象及含义

生物神灵崇拜,来源于“万物有灵”论,生物神灵可分为动物神灵和植物神灵。由于植物神灵的灵性不如动物神灵的那样显著,且在楚辞中出现众多“植物意象”,如“芙蓉”、“白薠”、“芳椒”等等,本文只论述动物神灵形象这一方面。楚辞中出现的动物神灵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龙”形象,一类为“凤”形象。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神话作品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灵物。龙在楚辞中共出现10次,并有各种不同种类的龙,例如,虬、蛟龙、应龙与烛龙。“龙”的形象,是诗人在自己想象中的超现实世界中的常见形象,它的功能是作为诗人的坐骑,带领诗人遨游天宫,也可以说是沟通人间和天界的媒介[10]。

凤,即是凤凰,又写作凤皇、鸾皇、凤鸟。在《离骚》、《远游》与《九章·怀沙》中均有出现,这里“凤”也成为诗人的驱使对象,和“龙”形象的作用是大致相通的,也是为诗人传递信息之媒介。

动物神灵形象在楚辞中主要扮演的角色即为媒介,是沟通现实世界和诗人创造的超现实世界的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他自己和楚君之间的媒介。楚辞中塑造了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神灵形象,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性和情感性。每一类形象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天神形象的塑造,实际是诗人对理想中的超现实世界的打造,寄托了诗人美好的政治理想;人鬼形象和人神形象的塑造,实则是一种美好君臣关系的象征,也表达了诗人自己渴望这种君臣关系的愿望。而生物神灵形象则是沟通现实与超现实世界的桥梁,是君臣之间交流的媒介。

  三、楚辞中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

神话与传说,本身就是内含许多史前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人类社会的神话故事,在神话传说时代,乃是与人类生活,与它传承的民众群体生存形成相关的共同体、生活方式的依据、行为的法则以及精神的支柱。神话的反映生活性,具有明显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交融的双重性。因此,神话与传说在楚辞里的意蕴有待更为深入的挖掘,这是探寻屈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亦可溯源把握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潮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通过神话与传说探究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倾向[11]。楚辞中的神话传说中蕴含着大量的上古时期社会生活状况及当时人民的精神信仰,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且反映出一定的人文心理,在简短的文字里透露出丰富的信息,一个故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表层的方面,在其生动深刻的字里行间,藏着意味深长的人间百态与世相。

  (一)英雄崇拜与图腾信仰

姬姓始祖后稷教人民种麦菽等作物,是仁义的英雄。三代以前的神话君王都是文化方面的英雄人物,至少记录祖先生活的人是这样讲述的,这些记载多形成于周代后期。因为英雄的诞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利益,他们不但是征服自然、政府恶势力的代表,而且创造文化,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便构成了人的神与抽象的神灵的冲突[12]。于是,英雄们的诞生对天帝及其权威就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英雄是“人”的伟大代表,本质上就是与“神”的最高领袖地位及其利益相对立。屈原在《天问》神话部分提到的始祖神话,即三代始祖神话,包括禹、启、契、稷等四位朝代始祖神话。屈原追溯着“先王之道”,时刻怀念始祖的功绩,表现出的是一种对祖先的崇拜。且氏族的祖先一定是文化上的英雄。水患灾难会可能导致家园毁灭人民死亡,具有铲除水患能力的就会成为治水英雄。农业社会比较容易产生治水英雄,由于水是农业收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水灾是危害社会基础的因素之一,鲧和禹就是出现在农业社会时期的治水英雄[13]。

《天问》里提到的旸谷、扶桑等,就是太阳以及太阳神休息的驿站。古人对时间的崇拜往往和太阳的崇拜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人用“天”作时间单位,以太阳升起和落山为分界点,这基于时间是由于太阳神控制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白天与黑夜之分。古人天真地把幻想当现实,把超自然的力量赋予万物,并作为神圣的对象加以崇拜。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会打破原始人自己编织的神话图景。屈原的大胆怀疑神话,体现出了一种思想的开放,由于新兴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人们打破了神圣世界观念的束缚,理性主义成为了诸子百家的总的思想倾向和时代潮流。屈原对神话的怀疑和批判在实质上就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和理性的审判,而是对信仰的改变[14]。

  (二)朝代变化与明君贤臣

屈原在对待历史朝代更迭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理性的先进的历史发展观。屈原始终认为历史的车轮始终是向前的,只有在明德的君主领导下以及贤臣能者的辅佐下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富庶,社会生产才会得到发展,这才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如果哪个朝代有暴君佞臣当道,损害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成为绊脚石,就算不是纣王当政,没有妲己出现,这样的朝代必然难逃被灭亡的现实。周始祖稷是天帝的儿子,按理说应该是“受命于天,可享长祚”的结局,可却也难逃被取代的结局。屈原在《天问》中对天命、天道的一系列质疑,是建立在对历史事件怀疑的基础上的。神话与传说里的君王都是天神授予的,君王们是“有德”之人,理所当然统治着一切。可屈原站在历史的河流中字字句句铿锵有力逼问苍天,问“天”要怎么看待这些历史,要如何解兑这些历史,更要问“天”要如何主宰历史。显然这在诗人看来确实是无稽之谈了,“天命”、“君权神授”其实就是历代统治者为自己寻求利益的行为所找的合理借口以及用来安民的把戏与手段[15]。

楚国的悲剧性历史就是在挑战与应战、贤臣与佞臣、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碰撞中产生,结果都是邪恶党人得志、非正义占上风,忠臣被害、割地辱国的事件越演越烈,楚国在历史的盛衰兴亡交替里苟延残喘,屈原感受到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与道德天命观毫无关系。屈原始终坚信着事在人为,贤臣明君的出现就可以挽救楚国危机,所以他在沉江之际仍然深切的呼唤楚国能出现犹如历史上辅佐明君的贤臣的出现以救楚国于危难[16]。他在《天问》里提到了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如比干、姜太公吕望、梅伯、箕子、伊尹、子文等,更是提到明君如尧、舜、禹。屈原在无形当中有感于自己的身世同历史上的正直贤人产生强烈共鸣感,且超越于同命相连的身世之感,已升华为整个人类使命之感,他的重点笔触就此转向关于“人”的思考,他不再期望天上的神以各种神秘的威力主宰人类,犹如女娲可以补天、后羿可以射日等等壮举帮助人类除害,而是真实转向明君贤臣,这些可以推动历史社会进步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真实的人。

对于历史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民众才是决定力量,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深深扎根于他的心里,国家兴亡、人民安危试试牵动他的心弦,他时刻准备着与危害国家、人民的言行做不屑的斗争,认为实现美政理想就能确保国家稳定人民幸福,这亦是他实现人生价值之所在。

  (三)个性意识的觉醒

从华夏文明的发端到秦帝国的统一,人的主体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混沌到独立的过程,个性意识逐渐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过程。而战国时代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春秋时代的文化思想积淀在这一时期爆发,人的理性精神和个体意识彻底觉醒[17]。战国时代,七雄崛起,旧的社会制度已经崩溃,更加放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开放,人们开始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乃至命运纷纷进行了思考,对天人关系、人的个体价值都有了清醒的认识,最终实现了个性的觉醒和精神的自觉,而这种觉醒与自觉具有普遍性和社会认同行,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意识觉醒时代,很明显地,他将自己的个性意识全部加注在他的作品楚辞中,尤其是他所塑造的神灵形象中。

这种个性意识首先表现在他对天和神灵的怀疑与否定。屈原在《天问》中的开篇对天地万物的形成发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然而屈原的这种个性意识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怀疑和否定天神,一方面又任性天神,相信天神是公正的。例如在《离骚》中,曾描述天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的,对天下的君主都能够平等视之。在《九章·惜诵》中他还让各个神灵为他证明自己是忠心的,可以手指苍天为证,他令五神为他明辨是非,让六宗之神为他证明清白,令山川等神来作陪审。除了信任神灵,屈原还渴望能够得道成仙,《远游》中诗人听闻赤松子无为自得高风超俗,也愿意效法他,崇尚得道之人的美好品德,羡慕他们能够得道升天。于是诗人就乘着南风到处游历,到了南巢国,碰见王子乔,询问他成仙之道。而且屈原还是敬奉神灵的,这从《九歌》中便可一见。

综上所述,屈原虽有个性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个性意识是不成熟的,它本身就存在矛盾性,这也能够看出来,屈原作为战国时代思想的先驱者,个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虽有不足之处,却能够反映出战国时代,个性意识已经开始慢慢觉醒了。

  (四)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是从汉代或者说宋代才出现的,追溯其源头,就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天神合一”的观念。在人类生产的早期,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还处于蒙昧状态,面对神秘莫测、变化万千的大自然,人类是既敬畏又害怕,既想要征服大自然又想要将大自然化为己用,于是他们就将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人格化,认为自然界的事物可以像人类一样,具有思想,这就产生了各类神灵,就有了原始的占卜与祭祀,而占卜和祭祀正是人和神沟通的桥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占卜和祭祀就不是所有人都有可以做的事情,而变为一小部分所谓的“上层”人士才能够进行的,由此便产生了专门的神职人员——巫祝。天人之间的沟通就成了他们的专属,而这些巫祝又和最高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高统治者希望能够巩固自己的XXX,就开始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在楚国尤为盛行。

楚国从建国到灭亡,其巫风都相当盛行。屈原是在浓烈的巫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艺术风格上,都浸染了巫风的气息。屈原所作《九歌》就是一组专门祭祀天神的乐歌,其中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地、人是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屈原笔下的神灵形象,涵盖了天神、人鬼、人神和生物神灵等各个方面,当然和这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密不可分的,是那个时代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结果。

《九歌》中所描写的神灵形象,主要是自然神灵,比如“东皇太一”形象、“云中君”形象、水神形象、山神形象等,原始的自然崇拜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九歌》可以说是在原有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抒发,借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描绘对神灵的祭祀,可以说是民间祭祀与屈原创作的产物。《九歌》中的神灵形象,不像《山海经》中所记述的神灵形象一样,具有遥不可及,神秘,引起人类恐惧与敬畏的特性,相反却给人一种平易近人,显示出可爱的面貌。

  四、楚辞中神话传说的艺术特点

文学形象与其它艺术形象如绘画、雕塑、舞蹈这些直观的艺术形象相比,更容易概括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人类为表情达意的需要而创造的“人为符号”,它同人类思想感情的联系比其它艺术媒介如声音、色彩、线条等更为密切。文学语言不仅有造型功能,比喻象征功能,还有表情功能。作家用语言塑造形象,不但便于概括较大的生活容量,而且易于把审美认识与评价投射、渗透于作品形象之中,使文学形象比其它艺术形象更具思想性和情感性”

  (一)绚丽多彩的浪漫之美

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旧的奴隶主阶级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则又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样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就促成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变化。而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从宗教的束缚中觉醒,人的理性精神和自我价值也日益凸显。屈原生活在战国中晚期,这样一个个性解放、思想觉醒的时代,创造主体更加注重情感的抒发,使得这时候的作品就从《诗经》那个时代的注重温柔敦厚的中和古朴之美中摆脱出来,呈现出一种更加开放活泼、绚丽多姿之美,给人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晚期的艺术由于深受春秋以来民本思潮、思想解放和艺术风格、形式的开放新风的影响而加以深化发展,使得战国中晚期的艺术更加绚丽多彩,光辉夺目”。因而,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活泼多姿而又浪漫美好的特征。文学作为艺术形式之一,自然而然地也浸染了这样的一种艺术特征。楚辞作为这一时期璀璨的文学作品,其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正是整个战国中晚期的艺术特征的浓缩与精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个神灵形象华丽装饰之美,二是在神灵祭祀活动中音乐舞蹈之炫美,三是超现实世界的浪漫之美。

  (二)丰富的音乐舞蹈之美

楚辞中神灵形象的活泼浪漫之美还表现在舞蹈和音乐上。舞蹈主要是巫舞,音乐主要是鼓乐,还有其他乐器配之。先秦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时代,《九歌》是典型的先秦诗歌,自然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并且《九歌》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因此其中的音乐与舞蹈也是整个祭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巫舞的表演形式很特殊,在传世的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考古的证据和民俗材料中可知傩舞号称是巫舞的活化石。傩舞的首先一个特点就是要带面具,因此《九歌》中有类似的这种扮相出现,即是由表演者戴上面具扮演《九歌》中主巫所祭之神。其次,巫舞的一个特点是以鼓配舞。《九歌》当中以鼓乐贯穿始终。鼓乐在整个祭祀活另外,从上述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来,整个祭礼过程中,除了鼓乐之外,还有其他管弦乐器,如竽瑟等等,这和这个时代整个乐舞艺术特点有关。战国中后期,人们更加放纵于乐舞艺术的审美享受中,这一时期的乐器种类相较于之前大为增加,过去的乐器主要是钟、鼓、磬等,此时出现新的丝弦和吹管乐器。由于这些乐器所演奏出来声音清凉婉转,深受人们喜欢,在加上这些音乐与舞蹈以优美的神话为背景,充满着浪漫神奇的情调。

  (三)孤独彷徨的悲哀情绪

屈原的人生可以说也是一场悲剧,他刚开始是得到楚王的重用的,并且身兼三闾大夫之职,后来楚王昏庸,听信郑袖和靳尚等人的迷惑与谗言,将屈原流放。屈原自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而“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最终屈原以投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屈原个人的悲剧人生造成了屈原作品中也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屈原的人生遭遇决定了屈原的内心是失意彷徨、冰冷孤独的,他在《离骚》有所表现。诗人频频感叹自己的忧伤,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拿起蕙草掩面痛哭,眼泪沾湿了衣襟。他被曾欣赏他的君主所抛弃,被同列的士大夫所抛弃,被孜孜以求的理想所抛弃,被精心掌握的理性文化所抛弃。他被弃置在平原的尽头,等待他的是深渊,深渊中的命运只有两种:或同流合污,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在《九章·橘颂》中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表面上是在赞扬橘树,实际上暗写自己具有橘树这样的品格,孤独中沉淀着骄傲和自我欣赏。

《湘君》和《湘夫人》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男神和女神在相恋,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是很悲苦的,约好要见面,却始终没能见,“望夫君兮未来”“期不信兮告余不闲”(《湘君》)、同样的湘夫人同湘君一样,思念对方,“思公子兮未敢言”,而终不能相见。因而,他们实际上孤独的,这和屈原之孤独是相通的,这是诗人在改写过程中渗透了他的主观情感。湘君和湘夫人不得见,彼此相爱还要彼此怀疑等等。显而易见,这是诗人故意安排的,为了表达自己的孤独忧伤之感,这也正是悲剧之美的表现。

  五、楚辞神话形象艺术美的成因分析

楚辞神灵形象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特征,不论是活泼、绚丽之美还是凄凉婉转的悲剧之美,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主观的情感流露与艺术创作,一个是客观的整个社会时代、社会风气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共同造就了楚辞浪漫奇诡的艺术风格,使其经久不衰,成为中国诗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任何美的艺术特征都有其形成原因的,就像在原始时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混沌的,迷茫的,认为自然界出现的各种现象、各种不认识不熟悉的动物都是神秘的,恐怖的,由此就产生了恐怖、狰狞的艺术特征;在周代礼乐文化影响下的温柔敦厚,注重中和之美的艺术风格;而楚辞神灵形象能够形成活泼、绚丽多姿的浪漫之美以及凄凉婉转的悲剧之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楚巫文化的影响

楚国有浓厚的巫文化传统,楚国从建国到灭亡巫风都很盛行,它是楚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楚国各种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的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层次的动力。楚巫风不仅具有巫术的一般特征,与其他地方的巫术相比,还有其特殊性。首先,楚巫风与楚民族以及楚国漫长的历史相伴相随,王国维说:“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其次,楚国巫风更具有原始性,它不像中原巫风一样,注重繁琐的礼节,而且楚巫风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喜爱,而且在民间甚为盛行。再次,楚巫风继承先秦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楚人在行巫之时,一边奏乐,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最后,楚巫风更具有肆意放纵性,他们所使用的巫具,比较随性,有时就是山林间所采的花草树木,不像中原巫术那样有专门用来施行巫术的巫具。而且楚巫舞及配乐听起来都特别豪放,没有北方巫术那样沉闷,在风格上更呈现出一种豪迈毫不拘束之气。

屈原是在浓烈的巫风传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作品无论在内容、风格还是艺术境界上都打上了巫风的鲜明烙印。它与楚神话、楚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楚国数世称雄的辉煌一起,再加上屈原天才般的诗人气质,共同成就了楚辞奇诡浪漫的艺术风格,而巫风无疑是其中最有价值的元素。楚巫风影响了屈原狂妄的性格和他的思维广度,他《离骚》和《远游》中,他离开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远游天界,指挥各种神灵,企图超越现实,在广阔的雨中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个人价值。由于屈原想象力丰富,促成了楚辞中神灵形象活泼、绚丽多姿的艺术特征,这也正是楚国巫风和神话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结果。

气象神等级较四方神、山川神为低,都是小神,而且云神在正统宗教和祭典中是没有地位的,而屈原却将其专列一章,进行祭祀,可见楚人可能专祭云神,这显然与北方不同,定然是受到楚国巫文化的影响,因为楚国巫文化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性。综上,楚辞中神灵形象所以能够形成活泼、绚丽多姿之美,和楚国巫风盛行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屈原的天资禀议

屈原能够创造出这样一批有个性、有寓意、有美的艺术特征的神灵形象,和他个人的才能与个性是分不开的。屈原出身贵族,他认为自己就有高度的神圣性,他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具有高贵的血统—“高阳之苗裔”,出生时刻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摄提贞于孟陬”“庚寅”出生,甚至于他的名字都具有神圣性—名字是伯庸取的,这三个方面的结合,使屈原具有了高度的自信心。屈原用‘高阳’和‘伯庸’开篇是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行为。楚国的文化弥漫着宗教气氛,而屈原本人又担任着宗教性的职务,他的思维必定会受到宗教的影响。所以说,屈原创造的作品中,自然少不了各类神话故事,这在《天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屈原有着忠信清廉、刚正不阿的性格。简单地说,屈原是一个忠而有才,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

再次,屈原学富五车,学识渊博,才造就了他的作品中神灵形象丰满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屈原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很高,认为屈原是很见闻广博,富有知识。屈原与楚王是同族,早年屈原以贵族的身份,担任楚国的三闾大夫之职,主要负责公族子弟的管理和教育。古往今来,能够担任贵族子弟老师身份之人定然是学问很高,品学兼优之人,既然屈原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可知屈原的才华。

楚辞中的各种神灵,屈原是如何得知,除了他自己本身处在一个巫风盛行的环境中,更重要的是其自身的博览群书,换句话说,若不是这些置于腹中的知识作强大的支撑,屈原岂会开启创作之思维,上天入地,与神共游宇宙,岂会创造出一个如此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超现实的神灵世界。此外,屈原放逐之后苦闷彷徨的忧伤情绪,也影响着他的创作。楚辞中那些由于爱恋的悲苦而愁思满目的神灵形象,例如湘君、湘夫人形象,山鬼形象等等,这些几乎没有了宗教意义上的神灵的意味,活生生地被屈原异化于文学作品当中,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媒介。

  (三)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楚人的历史活动与夏商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原国家始终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互相促进,互相融合。楚文化是一种与中原文化隔绝的异质文化,但楚人钦仰华夏民族、积极引进华夏文明、努力学习中原文化,立足本土、兼容并包。因此,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亦是必然趋势。

所谓楚文化,在《楚辞与原始宗教》一文中指出,“楚文化是以楚族的传统文化为主,以中原周文化为次,兼有其他土著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它形成于春秋末期,并一直保留到战国结束。”文中亦指出楚贵族没有历经周公的文化改革,还延续着商代文化传统,南移后与土著文化频繁交融。且巫鬼祭祀之风,是楚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夏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楚国国力强盛,兵力强大,“兼收并蓄”、“奔放自由”的精神特质,为楚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文化资源,使得楚文化逐渐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若非是秦国迅速崛起于西方,楚文化势必作为当时先进文化一直统治着当时古代中国文明。楚文化在政治汲取中原文化的“明君”、“尚贤”、“爱民”要求与原则。中原文化的优秀成分,例如,儒家的思想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天问》的“求贤”传说大量出现,而这些从始至终都是屈原所执着追求的。屈原在《天问》神话传说里体现出来的对“先王之道”的尊崇,即对“明君”渴望即含有中原文化因子。

中原文化的展开区域是夏、商、周三代,“三皇五帝”大多活动在中原核心地区。三代时期中原文化区域的社会控制方式是服贡制度和宗法制度。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达出的精神就是中原文化的特质,通过该神话可知,由于禹治水的功劳巨大,天下诸侯皆朝贡禹,禹于是成为共举的领袖,以夏部落为核心的服贡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各种文明要素向中原汇集。屈原是认同了禹治水为民造福的这一壮举,且承认禹的首领地位贤能。这表明屈原是公开的接受中原文化,如若大家都能接受中原文化的优秀成分,这股力量对于完成“大一统”势必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山海经》的有关于尧、共工、禹等神话与传说同样在《天问》中得到重现,而这些上古神话人物的主源反映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

  (四)多元文化的影响

秦大败楚师。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屈原是集文人与政客于一身的楚国使者,曾出使齐国,定当接触过稷下学宫,因为战国时代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凡当时著名的学派都有其代表人物来到稷下学宫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屈原也是楚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参与稷下学者的交流是必不可免的。且屈原在被流放之时仍然被楚怀王授命出使齐国,可见屈原说辞之功底之深厚,而这定当与屈原在稷下学宫之时与各家各派交流的结果,司马迁说屈原“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其外交能力是极强的。因此,屈原置身于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有差异的坏境之下,再加上他兼收并蓄、尚进好学的品质,从而形成了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格局。

其次,屈原具有楚文化特质体现出的革新创造精神。宋人黄伯思说屈原的作品“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他谈到的只是屈原作品所体现的浅层文化方面,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应该是其精神文化特质,这才是屈原的灵魂所在。屈原的浪漫思维源于楚巫之风,巫风的神秘诡异特色在外族看来是极为森然,然这正是屈原的浪漫思维之源。巫具有自由、放纵的特性,且伴随着舞蹈与丝竹之乐,体现出种种神怪思想。然屈原将之加工改编,形成了优美独特的浪漫色彩。他在传统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融入了理性精神,从而形成了积极上进的革新精神。

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例如在《天问》的神话与传说中,关于日月的神话,提到的殷商之始祖由玄鸟降生,而在神话学中,印证太阳神实为一只鸟,或曰太阳鸟,且太阳中的“乌”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而楚文化中最为丰富的太阳崇拜和鸟图腾是东方夷人集群的文化因子。《天问》通过深化与传说在原有祭祀歌词中渗透进屈原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就是楚文化中的巫风神游之术在《天问》神话传说中表现出来的求索精神。

  结论

通过对楚辞神灵形象的梳理,本文首先将楚辞中的神灵形象分为四大类:天神形象、人鬼形象、人神形象和生物神灵形象。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每一类形象中的具体形象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探究,在天神形象中,“东君”形象寄托了诗人对楚君的希望,“羲和”形象是诗人远大理想的载体,“司命”形象成为诗人倾诉的对象,“东皇太一”形象表现楚国君民对祭祀的虔诚,一系列“帝”形象则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纠结与彷徨,而那些掌管人间风云变幻的气象诸神形象,则成为诗人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想世界之“助理”。在人鬼形象中,多是上古时期的贤臣。暗喻诗人自己,愿作贤臣,受君王赏识。在人神形象中,则是上古时期的帝王,旨在表明诗人的政治理想,希望楚君能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在动物神灵形象中,主要是“龙”“凤”形象,这两种动物本为吉祥之兆,在楚辞中是沟通现实世界和诗人创造的超现实世界的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他自己和楚君的媒介。

基于以上对神灵形象的分类与探究,本文阐述了楚辞神灵形象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主要有三个:天人合一的思想、英雄崇拜与图腾信仰、朝代更替与个性意识的觉醒。

然后,对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楚辞神灵形象的艺术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相互交织。绚丽多姿的浪漫之美,主要表现在艺术文化形式方面。其二是丰富的音乐舞蹈之美,主要表现在华丽装饰之美、音乐舞蹈之美、超现实世界之美三个方面。最后,是凄凉婉转的悲剧之美,主要表现在冠以爱情之名的悲剧情怀和孤独彷徨的悲哀情绪两个方面。基于此,我们又分析探讨了形成这两种风格的原因,一是楚巫文化的影响,二是屈原的天资禀议,三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四是多元文化对屈原的影响。

总之,楚辞中的神灵形象是一座瑰丽的形象宝库,它金碧辉煌、美轮美奂,散发着无尽的光辉,然而它又是神秘的,需要我们一层一层揭开它的面纱,去探索其中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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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在进行毕业论文的这段时间里,是我整个学习生涯里涉及面最广、时间跨度最长、工作量最多的一个学习机会。老师说通过此次毕业论文能够把之前学习到的课程知识都进行有效的运用,如果能够将所有小课的精髓全部领悟,具备较强的逻辑能力,那么就可以高效地完成这个毕业论文。

人们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所以当我遇到一些目前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及时地向我的指导老师进行请教,他会对我阐述的问题进行耐心的回答,从来不会因为缺乏耐心而对我进行指责,而是反复地给我强调应该重视的地方,无论是论文题目的确定,或者是最终的设计完成,老师都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传道受业解惑”的任务,这些都让我特别敬佩。在日后的工作以及学习里,我都会以此为榜样,不断地努力学习并争取进步。

在这个论文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无论是论文写作起始阶段或者是论文完稿阶段,很多的老师、朋友、以及同学都给我了很多悉心的帮助,我要向他们再次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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