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合作与竞争

  摘要

在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下,借助TPP及“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美的博弈,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角度,以中美在TPP框架下的竞争与合作来展示新时期中美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对中国紧握新时期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达成共识,又以规则竞争相抗衡。未来中美在这种合作与竞争的态势中仍然维持着波浪式前进的轨迹。特朗普时代美国退出TPP对中美关系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基于此中国又应采取何种方式维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推动世界的繁荣进步。

  关键词:大国关系;中美博弈;TPP;一带一路

  一、从传统大国关系到新型大国关系

  (一)何为“传统大国关系”

在传统的大国关系理念下,永远都是武力的较量,相互对立,战争一触即发,非胜既负,大国关系呈现出“你赢我输”的零和关系。其实质就是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美关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中国是新兴大国的领跑者,美国是全世界的霸权国,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很多人会认为中美之间又会跌入到“修昔底德陷阱”之中。“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与守成大国抗衡竞争时,最终无疑是采用战争的方式作为终结。“传统的观点(修昔底德)认为:这种陷阱形成主要是由于:一个国家(雅典)的崛起,另外一个国家(斯巴达)的恐慌导致的。这里可以看出,如果陷入“陷阱”首先要具备两个因素:新兴国家的崛起与传统大国的恐慌。”[1]后来西方历史不断重演这一悲剧,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更凸显出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下的国强必霸,两强必争的状态,也呈现出一方之所得,一方之所失的“零和博弈”心理。

走进“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发展起来的、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种创新性解决大国关系的思维理念。两极格局瓦解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XXX背景下,大国纷纷突破既定的传统大国对抗模式,加强合作,求同存异,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然,中国也是如此,以实际行动落实这一战略思维,积极促进世界的繁荣进步。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通过同世界各国长期友好相处、平等互利合作,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并为全人类发展进步做出应有贡献。”[2]如今这一价值观已从国家高度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法规上,最终以行动真正反哺于中国人民及世界的健康成长。

1.“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及含义

2012年11月,中共中央第十八届XXXX报告指出:“中国将要继续改善与发展同世界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拓宽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领域,妥善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分歧,共同努力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3]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也为中美两国的发展勾画出新的蓝图。

新型大国关系是指以和平共处、协调合作为理念,以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为宗旨,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它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是中国继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的又一重要国际思维创新。”[4]颠覆传统、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间互动合作往来密切,竞争也日趋激烈。

中美关系是现今世界上最复杂的、影响又最深远的双边关系,竞争与合作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离不开中美双方的共同探索与实践。中美两国要有创新思维,要厚结友谊,携手共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世界的发展,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依据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环境污染、粮食安全和资源短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削减了各国间的共同利益,也阻碍了国际格局新秩序的构建。美国9.11恐袭事件的爆发让各国意识到维护共同利益,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刻不容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利益要求与意愿共识追求。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交往行为和相关政策的抉择。新时期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处于和平发展的新环境,更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步伐加快,进一步为保持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健康有力的空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种种历史事件及经验向我们有力的论证了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不能仅仅简单地依靠武力冲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更胜一筹。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进一步使中美两国更加理性而客观的思考着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以打造自身的国际品牌,提高国际地位,实现真正的互惠互利。

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及意义

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使中美两国在这种差异化和特殊性的状态下,双方在和平共处、合作交流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遇到重重的分歧与矛盾。而中美两国关系的性质及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局势。

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构建中美大国关系,携手努力寻求一条公正开放的大国和谐相处之路,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彰显了中国“和”的优秀文化,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创举,积极地为中美两国和世界的繁荣发展带来福祉。

TPP框架下的中美博弈

TPP是“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的简称。“TPP发源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它最早是由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四国于2005年在APEC体系下签订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6年5月28日,该协议正式生效,其主要内容是四个成员国承诺在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货物贸易、贸易救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相关领域加强合作与互惠。”[4]最初几年国际社会广对其并没有广泛的关注,直到2009年美国与P4国家重新谈判及大力宣扬加入该协定后,它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密切关注。随着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这三个国家的正式加入,TPP也正式被称为“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被誉为“高质量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是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延伸,涵盖了食品安全,气候变化等内容,具有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特点,不断地与时俱进使亚太经贸的发展熠熠生辉。

  (一)美国积极主导TPP的动因及具体措施

任何战略的部署都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及其原因导向。TPP作为美国重要的战略部署,不仅体现出美国不同角度的思维,还会为亚太地区带来重大地缘政治经济影响。美国积极主导TPP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经济政治动因:

1.经济动因

首先,复苏市场经济,扩大就业,摆脱经济危机。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增速疲软、出口额大幅削减、遍地失业大军等状况让美国进入经济低迷期。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外部环境更是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就业、拉动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而亚太地区又是世界经济发展活力最旺盛的地方,于是,美国将焦点转移到拥有庞大贸易投资市场的亚太地区,以加快其经济转型步伐,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争取亚太经贸主导权,巩固其国家利益,实现贸易战略目标。东亚带动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东亚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效果显著对美国形成巨大挑战。美国把东亚地区视为自己的重要投资场所和海外市场,它却并没有参与到其中。因此,以贸易联系为纽带,打破以中日韩和东盟为核心的自由贸易机制,巩固美国的战略地位,实现其贸易战略目标是其加入TPP的实质。主导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加强战略贸易保护,最终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经济自贸协定的普遍规范。

2.政治动因

“TPP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中,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它同时也承载了相关各方深层次的战略意图,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其核心是对亚太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之争。从战略角度看,TPP不仅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背后蕴含的深层目的在于重构亚太地区区域合作新规则,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5]

首先,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其维护在亚太经贸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返亚洲”涵盖了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对于美国来讲,这一战略是应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而自身将面临被搁浅的危机后所做出的全面调整。其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挥该地区的市场潜力,提高本土竞争力,巩固其主导地位。从安全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制衡区域内其他自由贸易活动安排,以及通过TPP来制约该地区其他类型的多边贸易机制,重新制定该地区的新规则,重构并主导亚太地区经济政治格局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重要体现,发挥其对外战略的积极作用。在解决全球反恐问题的同时,加强与其他战略的相互联系,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演进的必然要求。

其次,TPP是重构区域合作新规则,提升美国软实力的有效保障。国际机制作为美国霸权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制度保障,有利于维护其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美国主导创建的这种受益于本国利益的国际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展现出美国本土的意愿和价值抉择。与此同时,作为成员国而言,愿意参与并遵守某项国际机制,同样也深刻的传递出它对于其机制本身所承载的这种共同利益和价值归属的认同感与支持度。因此,在这种国际机制下,美国可以理性高效的制定规则,向该区域一些国家输入它想植入的思维形态和价值理念。

最后,TPP是美国遏制中国,增强其竞争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战略举措。TPP是美国面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体系中的迅速崛起的现状所提出的战略部署,通过采用一系列经济、外交等领域的相关措施来制衡中国,削弱中国在亚太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巩固其在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重要途径。纵观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看到,二战后,亚太地区曾是美国抗衡共产主义的关键场所,现在又成为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重要活动空间,足以见该地区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3.具体措施:国有企业规则

在制定规则上的“高标准”是TPP的一大亮点。它除了传统的关税减免外,又提出了很多新要求,可概括为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更少、市场准入限制门槛更低、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更严、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更大以及贸易争端的法律约束力更强等方面。就拿国有企业规则来说,TPP规定各成员国内部的国有企业在从事商业性活动时,必须要考虑商业价值。还有,一国的国有企业无论在本国境内或者境外,无论是进行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或销售,只要有非商业性活动为其另一成员国带来不利影响,都是违反TPP规则的行为。“TPP谈判中要求提高国有企业透明度,公开国企信息,取消国企补贴等政策优惠,外资企业与国企享有同等待遇,如果此类新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必将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造成巨大冲击。”[6]实际上美国要求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的这种行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许在美国看来,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在某种程度上让其感觉到竞争的不公平。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很多国有企业,带着“国有”的名牌,也并没有享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反而,他们却会为这个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很多民营企业虽然享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却干着一些偷税骗税的勾当。我们也都知道,国有企业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有力保障。实际上,美国贸易投资的这种严规则、高标准是其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伪装,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所设置的贸易投资壁垒。

  二、中国应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举措

美国借TPP作为自己“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筹码,以经济联系为纽带,凝聚亚太地区现存的政治力量,影响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弱化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半包围圈,以此来抗衡并制约中国,最终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面对这种紧张的局势,中国该寻求何种方式来应对这种挑战,又如何抓住新时期的发展机遇,化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呢?我们从宏观与微观角度来看看中国的应对举措。

“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贸易新规则和高标准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一举动却为中国敲响警钟,要构建全球贸易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搭建更具生命力和活力的贸易投资规则,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针对TPP加快步伐强化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在全球治理中所具有的标杆意义,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需要走出坚实步伐,拿出切合实际意义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回应美国的行动。”[7]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是改革开放环境下秉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贸易原则,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平等互助,和谐共处的理念,是中美两国开展贸易规则博弈的重要支撑点。中国积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制定并促进贸易新规则的发展,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促进世界的和谐共荣。

如果说中国领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宏观上已成为中美双方开展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博弈的武器,那么在微观上“亚投行”的实施一定是与TPP相抗衡的杀手锏。

微观抗衡基站:“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中国“一带一路”宏观战略部署的重要法宝,也是与TPP相抗衡的重要基站,在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出发点上看,TPP是金融危机后美国为振兴经济,实现贸易自由化以夺取区域主导权,巩固其霸权地位的有力武器。“因此TPP作为“区域贸易秩序范本”,在诞生之初便成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和“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的重要支柱之一。”[8]而中国则是通过亚投行来提高工业和资本输出,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提升区域内经济整合及资源的优化配置,搭建世界繁荣经济的平台,进而推动自身的发展。比如亚投行把一些在交通、能源、农业和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对薄弱,有待改善和提高的亚洲国家作为核心的投资场所。同时,对于一些可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矿产、能源等上游资源品的需求的资源大国,如巴西等,积极加强与他们的自由贸易,实现经济与资源的双向互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

尽管美国政府宣称TPP是开放、包容的,但在这种看似包容的背后又对新加入的国家设置很多的高规则和障碍,也正是这些高标准等排他性理念成为中国等新兴行为体迈进TPP的第一道关卡。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发表谈话,声称只能由美国为亚太地区制定贸易规则,拒绝中国参与TPP谈判。“与TPP相比,亚投行作为一个新兴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成立之初就秉承“开放、包容、透明”的运行准则。中国政府也次表示,对亚投行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各国加入亚投行,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发展。”[9]

亚投行的构建,不仅有效的带动区域及世界经济的大繁荣,还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亚投行未来的发展和运行将面临不少挑战,而我们要善于运筹帷幄,积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TPP已成为美国遏制中国,重建地缘政治经济的重要战略工具。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亚投行及建设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等战略改善外部环境,积极融入自由的贸易投资中。把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突破口,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在贸易、金融、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制度创新也是更具广度。

面对TPP加快步伐以强化其贸易投资规则现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带一路”战略也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贸易投资规则,稳扎稳打,以回应美国的行动。改革开放新时期,宏观上,有连接亚欧非的重要枢纽——“一带一路”的导向,微观上以“亚投行”作为基站来开辟战场,巩固联盟,争取在环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良性发展,促进世界的繁荣昌盛。

  (三)合作视角下的中美博弈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两国首脑仍积极加强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高层互访更加频繁,合作的范围也与日俱增。在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两国在金融贸易领域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能源气候)的合作显得尤为密切。

1.中美通过经贸合作推进互利共赢

中美建交以来搭乘改革开放的巨轮,双方在经贸领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据统计,2007—2014年,中美贸易额从3021亿美元增至5551亿美元,年均增长9.1%,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约4.5%)的2倍。同期,美国对华出口从774亿美元增至1672亿美元,年均增长12%,而美国对全球出口从15761亿美元增至23432亿美元,年均增长约6%,即美国对华出口增长相当于美国对全球出口增长的2倍。在贸易资本全球化的当下,中美也在不断拓展经贸合作空间,积极抓住市场机遇,以中国的市场潜力与美国的高尖端技术、高质量人才进行完美的融合,实现结构的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

2.中美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携手奋进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全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而正是这系列的挑战对国际社会及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恶劣的影响。“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破坏、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10]

针对当代所呈现的这些具有跨国性、突发性等特征的新威胁,世界各大国纷纷携手增进合作交流,维持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彰显新型大国关系的魅力。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牢记使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努力奉献。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美国组织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2012年9月18日,美防长帕内塔首次邀请中国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友好体现,有利于增进中美两军互信,有利于保障太平洋沿岸国家海上通道的安全和联合反恐,从而进一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在联合反恐之外,中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也展示出合作的强大信念。中美两国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双方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上拥有很大的利益契合点。“中国市场空间辽阔、成本优势明显,美国技术基础雄厚、创新能力强。”[11]推进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有助于发挥双方的互补优势,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波浪式前进的轨迹

“随着中美力量对比进一步拉近,双方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博弈都会有所加强。而加强协商与沟通、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将成为中美关系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12]

  (一)TPP框架下中美博弈的新动向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作为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就这样被丢弃,国际社会纷纷认为中国会借此形势加入TPP。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明目前中国不会加入TPP,如此一来,中美关系又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中美复杂的双边关系更为凸显。

1.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TPP就好比排除中国的朋友圈游戏,直观上看美国退出TPP对中国的影响是有利的。我们在前面也说到TPP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剂猛药,但我们更不能忽视TPP的签订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原本就是有限的,即便计划落空,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依然要踏实走好经济贸易的每一步。美国退出TPP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亚太自贸区的推进和亚投行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就像我们总说要辩证的看待问题,美国的此次退出对中国同样也存在不利影响。从目前国际形势来看,新兴强国此起彼伏,贸易大国不断发展,美国自然能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退出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更强硬的对华经济政策,还记得他在反对TPP的同时,曾号称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如果美国落实对华关税政策,这将直接使得中国外贸进入“冰封”期,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这对中国而言可是当头一棒。因为贸易顺差是中国目前应对过分依赖外资投资和资本撤离的最有利武器之一,是外汇储备的源泉。

综上,美国此次退出TPP的背后,暗藏着更为波涛汹涌的中美博弈。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始,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2.中国的应对建议

看似对中国有利的美国退出TPP事件背后或隐藏着美国捍卫其世界霸主的更大阴谋,中国如何更好的应对此局势,可参考从以下几点:

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有目共睹,而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是压力,更是动力,维护本土利益更是美国的首要出发点。随着美国推出更多的贸易保护举措,其他经济体也会随之效仿,进一步冲击开放市场秩序。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结构性问题、扩大内需、调整产业升级和增加产品附加值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市场竞争。

第二,提升规则的灵活性与适用性,努力调整自己,向高标准看齐。中国推动和打造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要重视规则的适应性,增强对亚洲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并结合我国自身国情,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着力打造发展共同体,以此应对美国推行的规则共同体。对于那些希望与中国进行高规则谈判的发达国家,中国应表现出高规则谈判的能力和决心以向外界表明中国深入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念。积极拓展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加强“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合作。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进程,真正攻克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重重难题,维持国际社会的良好秩序,促进世界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三,加快推动区域经贸合作进程,对外扩大开放,对内深化改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增强创新思维。21世纪是知识信息时代,中国应努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同时在应对中美关系时,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辩证客观的分析中美所站的立场,以采取相应的应对机制。同时,要与时俱进,善于观察和学习借鉴。合理解决矛盾和冲突,增进战略互信,有力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需要沟通、协商与合作,但这种平等对话与协商的基础是中国应当有强大的实力。中国应保持足够的自信心和耐心,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教文卫的健康发展,提升中国软实力。”[13]

  (二)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虽有多次会晤,但中美关系却并未能就此平静下来,甚至还出现矛盾激化的现象。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摩擦日趋加剧,在未来两国发展仍然维持着波浪式前进的轨迹,合作与冲突同在。原因是:首先,中美战略信赖感缺失。如在谈及南海局势时,美方学者觉得中方在南海地区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也会间接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在中方学者看来,美国是借用双重标准来看待当前南海局势变幻。其次,美国仍然还秉持“你赢我输”的冷战思维,霸权理念浓厚,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影响其发展。

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究竟如何发展考验着双方的能力,事实上,中美双方在维护两国和平稳定发展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作为世界上两位重量级嘉宾,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变幻。“现在G20的合作为两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开端,像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体制的变革是非常依赖中美间的合作,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需要中美的携手共进。”[14]在这些需求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中美的发展前景其实比较广阔。那么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趋势,最终还是得看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在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美国无论是借助TPP重新塑造地区经济体系,还是退出TPP其实都是为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所做出的战略调整,而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新兴崛起的中国密切相关。对此,中国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变化万千的局势。“当然这些措施不仅要立足于应对TPP自身,还要通过TPP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构建全方位、高水平、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15]中国要巩固与发展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契机下,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中美双方必须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合作与竞争中携手前行,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战略互信。

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中美关系演变至今,合作与竞争始终是其不变的主旋律。因此,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与时俱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虽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没有经验可循,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之旅,但只要中美双方坚定信念,携手并进,那么也将翻开崛起国与守成国新的历史篇章,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终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静.新“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的反思与启示(J).商.2016.(3):1

[2]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N).人民日报.2011.(9)

[3]第十八次XXXX报告.

[4]王义栀.中国梦-美国梦能包容性发展.(J).社会观察.2013.(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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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琛.中美两国在TPP进程中权力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3.(69):63-69

[6]李宝林.新时期对我国外商投资“超国民待遇”的反思.(J)求实.2001.(10):30-33

[7]夏先良.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9):3

[8]魏磊张汉林.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意图及中国对策.(J)国际贸易.2010.(9):54-58

[9]张欣郭辰.从TPP和亚投行看中美战略博弈.(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5):10

[10]渠长根.非传统安全新形势下的大国合作关系调整述略.(J)许昌学院学报.2011.(5)

[11].加强务实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N)学习时报.2009.(12)

[12]袁征.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J)国际安全研究.2013.(1):69-80

[13]陈世阳郑琳川.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J)理论探索.2015.(2):85-89

[14]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J)现代国际关系.2012

[15]赵振江.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的博弈论分析.(J)南京大学.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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