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鹿原》的家族秘史和人物形象

中文摘要: 白鹿原的思想深刻,可以说是一部文化史诗,其历史观和文化观都有过人之处,其叙述方式又脱颖而出,可谓陈忠实的代表作。作为其成名作品的《白鹿原》其中所描述的人物既有儒雅脱俗的朱先生也有复杂矛盾的白嘉轩还有突破传统的田小娥都围绕着白鹿原

  中文摘要:白鹿原的思想深刻,可以说是一部文化史诗,其历史观和文化观都有过人之处,其叙述方式又脱颖而出,可谓陈忠实的代表作。作为其成名作品的《白鹿原》其中所描述的人物既有儒雅脱俗的朱先生也有复杂矛盾的白嘉轩还有突破传统的田小娥都围绕着白鹿原这个大舞台上演一部文化秘史。文章首先从《白鹿原》的家族秘史、《白鹿原》的家族文化以及《白鹿原》的家族社会属性三个方面浅析了《白鹿原》的家族缩影。接下来着重从性格和悲剧两个方面分析了《白鹿原》的主要任务白嘉轩的人物形象,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白鹿原》;家族;秘史;人物;性格分析
浅析《白鹿原》的家族秘史和人物形象
  前言
  随着《白鹿原》于1993年逐渐开始印刷并销售,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广大的读者阅读,其销售量猛增,逐渐成为了当时小说界的畅销书。该部作品整体讲授了渭河平原的变迁更换历史,整体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深刻体现着历史的不断推移和变更。小说里主角的悲惨经历,同时渲染着各种的不确定性和变换的氛围[1]。小说中白鹿原象征着王者的宝座,进而在家族中表现出了极为惨烈而又持续不断的斗争,整体都围绕着争夺白鹿原而展开的:地域的争夺,各种计谋的实施,杀害亲人的残局,孩子变坏,亲人相互争夺等。随着日本人的逐渐侵略、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安,白鹿原的争夺更变得无法捉摸和掌握,各种仇恨的相互交织,各种报仇持续不断,整体的社会环境变得逐渐动荡不安。

  一、《白鹿原》的家族缩影

  (一)《白鹿原》的家族秘史

  巴尔托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大概是整个中国发展的历程较为曲折,这就导致了在特定的时期必然产生特定的人物事迹。然而纵观中国的发展史,很少有作品能够达到“民族秘史”的高度,但是《白鹿原》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是能够反映当时的扭曲社会环境。《白鹿原》整体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的历史环境,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状态[1]。

  (二)从家族文化分析《白鹿原》

  《白鹿原》所写的整体实体环境是陈忠实当时所处的环境,整体发生于我国正受到国外侵略,并进行改革的时期,当时国家比较动荡,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故事的背景正在于此。整体的主线是鹿子霖、白嘉轩两个不同的家族自身的变迁历史,而小说追踪了其50年的发展历程,主要对于存在家族中的斗争进行描写,整体反映出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斗争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着[2]。《白鹿原》较好的反映出了当时底层群众的家族文化,借助对当时家族中的各个人物所进行的斗争,较好的反映出当时家族文化的全面特点,同时借助对一个小村子村民的生活状态描写,较好的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陕西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

  (三)《白鹿原》的家族社会属性

  纵观我国历史的发展历程,社会属性与人民群众的发展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对于家族历史来讲,借助血缘的束缚,更好的体现出了当时家族式的社会特征,进而整体组成了较为复杂的体系,这就逐渐形成了较为熟知的社会属性。借助于对血缘关系的判定,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而这个家族中同样基于血缘关系将保证每个家族成员的根本利益,因为称之为家族,就是基于血缘关系将较多的人维系到一起,进而能够确保每一位成员得到最根本的利益[3]。而这种利益对于当时来讲就是粮食。对于底层群众来讲,吃饱饭是及其重要的一件事,而粮食的生产具有一定季节性,因此农民必须保证全年粮食充足。

  二、《白鹿原》中白嘉轩的人物形象

  (一)白嘉轩的性格

  1.仁义
  说到白嘉轩的仁义,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一点就是,他充分代表了乡村中的儒家文化。从作品中他在一些为人处事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深,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儒家文化中特点之一的“仁”从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白嘉轩一生中,“仁义”让他的人性闪烁着巨大的光环。在该部作品中有一个情节讲述的是白嘉轩在给他父亲建坟墓的时候,一个来帮忙的年轻人向他吐露了想要出售给他半亩水地的意愿,为了筹钱来救此人好赌的老父,而白嘉轩在听了他的遭遇之后当即豪爽的答应下来。而在该笔交易进行时,当作为中间人的冷先生将该鹿姓年轻人所期望的要价向他问询时,白嘉轩不但没有砍价反而当时就喊了一句“再加三斗”[4]。从白嘉轩的那句话中流露出了中国传统的“君子”之风,也体现出了白嘉轩的处世圆滑。既然他能说出那句话,就说明他有这个能力,他所要的并不是那几分地,那几分地在他眼里不算什么。这也许是白嘉轩的本意。不管如何,白嘉轩是一个聪明的理智的当事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白嘉轩的这种“仁义”是宽广的,超越家族矛盾的。众所周鹿子霖和白嘉轩二人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过节和矛盾,按常理说,他应该对鹿姓的人也同样有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他毕竟没有像平常人一样只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这足以表明白嘉轩的“仁义”宽广。
  白嘉轩对于自家长工鹿三非常敬重,不但没有将其作为自己家的伙计,还在平时对他的称呼上将其尊称为兄长。不仅如此,到了秋后收获粮食的时候,他都是大方的让鹿三先把他家一年的口粮拿走,再把剩余的给百家。除此之外,他还出资让鹿三的儿子与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学堂学习等等。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发现,白嘉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道德神,把中华儒家文化中的仁爱通过他的一系列行为处事充分的发挥出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具有农民天性善良淳朴的本性。从人格上尊重长工鹿三,真诚的叫他三哥。而他让鹿三当自己孩子的干爹,以及他自己出钱让鹿三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读书的事,表明他和鹿三之间已经彻底的消除了那种地主和长工的隔阂,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阶级矛盾,也不存在任何利益上的冲突。
  2.开明
  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族长,我们可以说,他是封建思想的继承人,说他是封建制度的卫道者。然而,他不仅仅是“封建”,在白鹿原上他又是一个改革家。真诚的为当地民众谋取福利。他带头在邀请有识之士来当地担任教书先生,使得当地民众的子女有了最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为当地民众可谓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甚至还自己出钱给自家长工鹿三的孩子出钱让其去读书。而这所学堂不但有他的孩子以及鹿子霖的孩子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同时还有他的长工家的孩子这些贫困人家的孩子,因此说这所学堂没有阶级优劣之分,任何人家的子弟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他不仅让子弟接受最基础的启蒙教育,而且让孝文,兆鹏等人去白鹿书院继续学习,让女儿白玲去省城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也正因为白玲接受了更高的教育,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也是白嘉轩所不想看到的和不愿看到的,也是始料未及的。这也是他思想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白嘉轩认为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修身齐家”而不是“治国平天下”[5]。制定《乡约》也是白嘉轩开明的表现,他请朱先生为同族制定《乡约》。凡是违反《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录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的轻重处罚,对其采取处罚的方式有多种样式,不但有简单原始的鞭刑和打板子也有罚粮和罚款。而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之下当地每天晚上都会要求要求大家到祠堂背诵所制定的《乡约》,使得该约定尽人皆知且深入人心,而它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原来当地经常发生的偷盗现象大大减少,同时那些经常参与赌博的人也开始改玩踢毽子,而打架更是绝少出现。可见《乡约》的制定对于约束村民的不良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3.刚毅
  在受到土匪威胁的时候,白嘉轩面对土匪毫无畏惧之色,当那无耻下流的土匪,用刀子伸向他的裆部,要将他代表男人的生殖器切除的时候。他不但不害怕还大声的吼道:“我连死都不怕,难道害怕你们这种下三烂的无耻举动?你们想割就割,给来个痛快”这个表现让读者很是钦佩。然而无论怎样,白嘉轩最后被那伙鹿三儿子所带领的土匪所伤,腿被残忍的打折了。而由于年事已高又受了如此折磨,使得他那笔挺的腰杆不再,而变成了拄着拐棍走路一瘸一拐的残废,在与人交流的时候需要仰头,那个姿势看上去像一只可怜的流浪狗。”可是这样更显示出执着不移近乎倔拗的神气。但,即使这样,他仍然悠闲吆喝着简洁的调遣犍牛的词令,吼起了秦腔,非常的舒心悦意,当他的对头鹿子霖让人到白嘉轩家拆儿子白孝文卖的房子时,白嘉轩的表现更是让很多人吃惊,不仅没有愤怒,而是让他把剩下的东西统统搬走,免得碍眼。鹿子霖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尿到了白嘉轩脸上”,但白嘉轩并没有与鹿子霖正面冲突,而是用自己的坚毅在后来又把房子从鹿子霖手中拿了回来。而这一举动使得所有同乡都被他的刚毅胆识以及巨大的能力所折服。而这些都是因为他那骨子里的儒家文化的精髓作为坚实的支撑,让他最后做到了这些。
  4.残忍
  白嘉轩曾经为自己的封建礼数和道德为表现出来了他的仁爱和善,但是他也同样为了他所维护、颂扬并坚守的封建文化,而表现出来了他的残忍、凶狠,他把他曾经友善过的黑娃和小娥赶到了破窑之中;他惩罚小娥的“妓女”行为为了维护当地的社会风气和不可被破坏的封建道德礼数。小娥被人双手系在一根皮绳上,并且被吊在原里的老槐树之上,然后他拿起长满尖刺的山枣枝条,狠狠的抽在小娥的身上鲜血马上流了出来。而这些所作所为也是为什么黑娃所率领的土匪对他下黑手的原因。而最能体现出他的残忍一面的当属他对自己的儿子白孝文的惩罚,当他让他的小儿子在众人之前念诵完他所亲自带头编制的《相约》。以后拿起那长满尖刺的山枣枝条,不顾众人的求情和阻拦扬起手抽过去,鲜血顿时浸染了孝文的脸颊,后用尽全力抽在孝文的身上鲜血马上渗透他的衣衫流了出来,他此时的愤怒甚至要远胜于他被土匪打断腰的那种愤恨。将他心里的那种残忍赤露露的表露出来。
  5.封建
  白嘉轩既然充分代表了他所崇尚的封建道德和礼数,那他身上必然有着封建社会的影子。而他之前所流露出来的善仁无非就是满足他那封建家族兴旺的需要,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种过鸦片同时也用下三滥的手段欺骗过冷先生;而作为他那最为封建愚蠢的举动却是,为了维护封建家庭的传宗接代的理念,他竟然想方设法的引诱兔娃和他的三媳妇发生性关系,以使其为他能够怀胎生子真是荒诞至极[6]。而他的这种作为同样将儒家文化中的“礼数”做了诠释,儒家所讲求的“礼”有很强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个体的自由利益,而是需要不同的个体在群体生活中保持群体的和谐、秩序。礼成为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但这种规范却不是西方那种契约式的关系,它并不依靠外界的强制来维持人们遵守某些行为准则,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以父系家庭为主轴的传统影响下,儒家对婚姻的核心要求实质上与男女双方的个人情感并无太大关联,而是基于对上辈及祖先负责的“孝”的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对于孝以及生养子女的关系有一句流传至今的俗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它所表述出来的对于生养孩子在社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我国重男轻女理念的根源。在中国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思想完全把控着爱情叙事的形态,并逐渐转化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嵌入到中国人脑海中。身为族长,他充分显示了一个族长应有的身份,应有的气度,以及应有的权威、高傲、冷静、固执。而对黑娃领回的媳妇,他冷若冰霜,拘之祠堂之外:面对女儿跳动的青春,他绑上绳子锁上房门“面对熙熙攘攘的新式学堂,他毅然喝唳,让儿子休学务农,他的生活和阅历,决定了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了千年的”道“在他心目中的不二地位。
  6.脆弱
  白嘉轩在人前总是表现出他的刚毅和坚强,在任何威胁之前无所畏惧这可以从他为了维护封建思想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在被土匪欺凌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等情节发展中体现出来,使得所有的的人为他的这种豪气所折服,但是他的这种无畏精神在真正遭遇到无法抗争的事情时也被无情的击碎,让人看到了他那颗同样有着脆弱一面的心。在白鹿原遭受到蒿镇军入侵的时候,作为族长的他虽不情愿,但也无奈的号召大家把家里的粮食都拿出来。还有他被衣锦还乡的田福贤所侮辱的时候,同样表现出来的只有那摇头的无奈却别无他法。而最将他内心的脆弱表现的淋漓尽致的,当属他即将被黑娃所带领的土匪取掉脑袋的时候,被曾经受过他恩惠的鹿三拦下以后,他开始把他自己内心的心酸和脆弱毫无保留的流量出来,给他的这位曾经的老伙计吐露了他积攒在内心深处的一些委屈和苦难,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曾经在人前被人视作大无畏的刚强之人,把他那人类本性所具有的脆弱和无助在读者面前展露无遗。

  (二)白嘉轩的悲剧

  作为本篇小说最为触发人的内心的,是它其中所塑造出来的那位曾经有着光辉形象以及刚毅品格以及同样还带有着残忍性格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他最后的悲剧结局。人都是有原罪的正如基督教中所宣扬的那样每个人的诞生便都带有带有了“原罪”。“原罪”就是人本身所带有的罪恶,而且这种罪恶可以诱发新的更严重的罪恶,它就像是一棵可以结出罪恶果实的果树一样。在这部小说当中同样将这一思想做了侧面的反映,一开始给人们以希望的白嘉轩,他的美好形象随着他后来的各种所作所为所逐渐的回归真实,而他的那层披在封建文化外表的仁和善也被一层一层的剥下,露出来了他的更加深层次的真面目。而如果我们用西方的一些观念来分析该部作品的主人公后来的败落和悲剧,或许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原罪在作祟。他既有着我们所为之感叹的带有封建思想的“仁”,也同样有着封建思想里面所让人憎恨的“恶”和“混”。这就是白嘉轩——一个融合了封建思想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同时借助小说主人公最后悲惨的结局阐明了作者的看法:封建王朝、封建文化的时代已近尾声,新时期即将带来谁也不可与之抗衡,任何与之挑战和抗衡的人都会遭遇螳臂当车式的失败,被时代前进的车轮压的粉碎。
  结论
  《白鹿原》这部浓厚的历史主题小说,展现着一个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于社会前进中所伸展出的各种各样的纷争。作者透过一层层的人物的描述,将中国传统文化于演变为它晚期的时期,还是给社会产生的深厚影响力,也让读者发现,要改善一个落后的社会的困难和付出。让人们再次由此反省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古国于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各式各样的压迫和弊害,这一定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远的发现,它将悲痛和挣扎描述给所有读者,展现出他们的悲惨命运的重要所在,这对于历史、当下和未来人民在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上有着深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朱水涌,《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42~43
  [3]多人,《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14~116
  [4]费秉勋,《评白嘉轩》,小说评论,2013(4):8~9
  [5]张颐武,《〈白鹿原〉断裂的挣扎》,文艺争鸣,2014(5)
  [6]王仲生,《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2):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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