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防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梦魔。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金融活动不断暴露于全球风险之下,长期积累的深层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金融危机是悬在我国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金融面临着众多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进行研究,并对金融风险防范进行分析,这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风险;对策

  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梦魔。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断发展,金融危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周期性的灾难。迄今为止,全球各地小规模金融危机不计其数,大规模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也层出不穷。其中著名的如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1]。
  纵观历次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时空范围不断扩大、破坏性越来越强。一方面,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将许多国家或地区卷入其中,危机往往持续数年,甚至引发连锁性金融与经济动荡。例如,拉美债务危机将拉美乃至亚非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泥潭;东南亚金融风暴并蔓延至整个亚洲,并为后来俄罗斯和巴西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不仅致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导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恐慌;而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在点燃美国金融金融危机之后,更演化为全球金融海啸。最近两年接连出现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美日债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
  截至目前,我国未曾发生过通常意义上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一直超然于金融危机,或者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随着中国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国金融也会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另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金融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如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房地产泡沫严重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够较好的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那么国内金融危机就有可能在一些条件下彻底爆发。这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金融风险防范机制进行研究,这对于国内经济环境的稳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50年间,世界政治从冷战到和平,使世界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扩大、贸易壁垒的减少和跨国公司的不断出现,企业的竞争力明显增强,经营成本大大降低,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加深,任何一国很难脱离别的国家而发展,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趋势。

  (一)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国际商品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对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通过贸易发展本国的经济。现在已无法想象一国的经济脱离国际贸易而实行封闭式的发展。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各国的产业结构,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得到较快的发展[2]。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使新兴产业不断地代替旧的产业,各国纷纷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及时调整本国的产业结构,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各国的经济己经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各国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己十分明显。

  (二)跨国公司的发展

  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商品生产和销售被跨国公司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在世界各地统一进行。跨国公司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延伸到国外,直接利用国外的资源优势,成立子公司,既节约了生产成本,又绕过贸易壁垒,使其获得更丰厚的利润。
  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商品生产上各国间的密切合作,也带来了资本间的相互渗透,即所谓的国际间资本流动。二战后,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范围和速度在不断地增长。资本流向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扩大为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流。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可以扩大流入国投资需求,解决资本短缺和就业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的流入可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以我国为例,近年来外资的流入持续增加,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我国是吸收跨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外资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资本流出国来说,把资本投向获利较高的地方,可找到最佳的投资机会,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符合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同样也能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因此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也导致了资本流动的全球化[1]。

  二、经济全球化下金融一体化的特征

  (一)小额经济体不会对世界价格造成影响

  小型经济体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的变化不会对相关资产的世界价格造成影响。因此,其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冲击虽然会影响相关资产的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但是不会影响其国内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具体而言,国内投资的变化不会影响国内储蓄者能够购买的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国内储蓄的变化不会影响国内企业的资本成本。相反,国内投资增加的资金来源通常是外国投资者,国内储蓄减少会减少本国对外国资产的持有量。因此,该国经济增长不会受本国资本的稀缺性的限制,鼓励储蓄的政策也不会增加国内投资水平而只会嫌少国际收支赤字。

  (二)金融一体化也可能影响一国的稳态通货膨胀率

  政府通过通胀税获得的收入基础货币存量和基础货币对通货膨胀的需求弹性。鉴于这项收入是由通胀税而来的,基础货币存量越小,基础货币对通货膨胀的需求弹性越大,稳态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即使在弱式金融一体化,国内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逃避通货膨胀税(比如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基础货币的弹性很可能上升意味着既定财政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效应增加了。

  (三)资本税可能出现严重问题

  资本税在资本流动速度较高的情况下更可能出现问题,因为投资者可轻易地通过将资产转移到国外来避税。资本的快速流动条件下,对资本征税将导致本国资本存量处于次优的水平,因为资金的供给方在国内市场要求的税后投资回报率等于国外市场的税前回报率。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金融风险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GDP至上”政策导向、货币供给失控以及居民部门高储蓄率等深层结构性矛盾相互加强,是我国金融体系风险的深层根源[2]。

  (一)“金融体系一企业一政府”视角

  从1978年开始我国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从我国国情看,依托我国劳动力资源享赋优势,借助大规模资本投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因储蓄与外汇的“双缺口”及国内需求局限,只能借助对外开放从而达到吸收外部资金与获得外部市场的目的。基于现实条件制约,“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我国政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与最优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增长目标驱动,在我国政府层面形成了以GDP为重心的政绩考核体系,“GDP至上”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唯一的行事原则。同时,受历史传统与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政府与金融机构和大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在事实上长期主导着资源配置。在“GDP至上”目标驱动下,政府与后两者进行利益交换—政府为金融机构和大企业提供显性政策优惠与隐性财政担保,金融机构则仰仗政府隐性担保向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国有企业再依托政府担保上市融资,进而扩大投资与生产规模,经由出口释放产能,最终向政府提供经济增长的经济与政治回报。
  此外,政府及其各级代理人还可以通过从其控股企业经营利润中抽取红利,或通过土地交易获得预算外财政收入,从而获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红利。前者激励政府通过大规模负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后者诱使政府容忍乃至与利益各方合谋制造房地产价格泡沫,两者相互加强、共同推动银行信贷过度膨胀,进一步加剧银行体系脆弱性。

  (二)“政府一中央银行一全球经济”视角

  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始于1984年,1995年凭借《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获得了相应法律地位。但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法律地位较低,在决策机制、组织架构、人事安排等多方面受制于政府部门,货币政策制定实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干扰,金融机构与私人部门则仰仗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与中央银行进行博弈。由于难以保持充分独立性,中央银行经常被迫偏离稳定物价目标,货币政策在节奏与力度上均趋于迎合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从而强化了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不平衡性,全球实体经济失衡、虚拟经济膨胀及国际货币体系扭曲三者相互作用,在根本上造成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我国以“世界工厂”的身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虽然借助“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但由此造成了持久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外部风险的全方位输入[1]。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外汇储备逐年升高,并进一步造成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加剧国际短期资本投机。随着最近十年外汇储备规模急速扩大,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渠道。黄武俊和陈漓高(2010)指出,尽管人行一直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控制国内信贷等手段来对冲增加的基础货币,但事实上己经不能通过控制基础货币的数量来调控货币供应量。
  总之,在开放经济环境中,中央银行深受“米德冲突”与“不可能三角”困扰,货币政策目标与工具选择的自主性不断被削弱。在对内中央银行失去独立性、对外货币政策缺乏自主性的双重制约下,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特征。中央银行遵循“相机抉择”的政策规则致使货币政策一直在物价稳定与其他经济目标之间摇摆不定,被迫以丧失物价和金融稳定为代价换取经济高速增长,必然结果是货币供给经常处于失控状态,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及资产价格泡沫长期存在。

  (三)“全球经济一居民一金融体系”视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外政客与学者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高储蓄率”。撇开其外部影响,仅就国内而言,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资产价格泡沫成因。
  广义储蓄是指一国国民收入减去消费总支出后的剩余部分,广泛表现为所有类型的闲置资金保有形式。狭义储蓄即储蓄存款,专指居民将货币收入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活动,狭义储蓄是广义储蓄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广义储蓄看,在全球经济失衡形势下,我国政府长期推行经济高增长政策创造了过度投资和贸易顺差,在人口结构、收入差距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造成了我国储蓄率长期高居不下。从狭义储蓄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居民名义财富积累增长,由于金融投资渠道狭窄闲置资金被迫存放于银行体系,、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结构性因素制约,社会从而表现为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速增长。
  我国高储蓄率与资产泡沫之间存在必然联系[1]。从储蓄来源看,我国货币供给经常性过度增长是导致居民名义财富快速增长的根源所在。通常而言,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及实物资产是家庭部门资产投资组合的主要构成部分。囿于现有投资渠道,我国居民货币资产投资往往只能在存款、股票和不动产三者之间选择。资产预期回报率与风险水平决定了资产投资组合的结构比例。现实中,银行存款风险最低,但利率受到中央银行控制,股票与房地产投资风险较大但回报率相对较高,具体因宏观经济环境而异。
  另外,股票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问题因政府隐性担保而极大加强,加上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股票市场投机倾向严重[2]。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形势一直动荡不安,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加剧。与之对比,长期以来房地产价格始终处于上行态势,加房地产市场与政府部门之间利益关联,房地产价格上涨预期一再被强化,以至于房地产成为市场投资与投机的首选对象。
  总言而之,从政府角度看,受“GDP至上”目标驱动,政府一方面对融资主体提供隐性担保,形成金融领域“道德风险”的最大来源,另一方面采取“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致使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并造成国际收支持续失衡。从中央银行角度看,由于对内缺乏自主性,对外失去独立性,中央银行既无法决定货币政策目标,也难以控制货币供给总量,货币供给失控成为经济金融涨缩的直接源头。从居民与投资者角度看,实际产出与货币供给增长造成全球社会名义财富持续累积,闲置资金源源不断涌入银行、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存款、股票及房屋资产的相对收益与风险因经济环境不同而异,进而决定三个领域的泡沫扩张与风险积聚程度。而由于房地产行业与金融体系的高度依附关系,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最终集中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两个领域。

  四、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

  (一)调整经济结构

  金融危机是对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纠偏,全球金融危机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纠偏,而我国遭受严重外部冲击则是对经济过度外向的纠偏。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长效对策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形成以实为本、虚实结合、以内为本、内外互补的经济结构。
  1.实体经济层面
  以农业为本、工业为重、合理发展服务业。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以金融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存在密切关系。而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之后,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已从过去偏重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产业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基于我国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分工地位现状,过分发展第三产业就意味将农业、工业完全依附于国际市场,这一选择势必会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应该保持产业之间的合理比例,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以工业为强国之道,以服从工农业需要发展第三产业。
  2.虚拟经济层面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发展金融业,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金融是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金融体系在根本上依附于实体经济,其核心功能是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与扩张,金融体系功能发生严重偏离,其风险分散与收益功能被极大强化,从而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甚至住到了实体经济。然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本是物质财富增加,金融过度发展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不仅不能带来真正的财富增长,反而会导致产业空心化与社会投机盛行,最终将严重损害经济增长基础。因此,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应以服务实体经济实际需求为基本前提,以加强市场监管、提高市场透明度为基本保障。

  (二)加强金融监管

  就当前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加强金融监管、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最直接、最有效策略。
  1.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一行三会”为框架的分业监管体制。“一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承担总调度责任,“三会”分别为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自负责对该行业的监管。“一行三会”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相互约束,相互协调。但当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主流,与此同时金融创新所催生的大量金融衍生品也越来越具有混业特征。在此背景下,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极易造成监管真空,明显滞后于国际金融发展和实践需要。为此,在短期内,我国应该完善“一行三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制度,从金融行业的整体监管上入手,促进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协作,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互补与协调。从长远看,应该推进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建立一个立体化、层次分明、协调有效的混业监管体制,不断完善监管方法,提高监管技术,满足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发展条件下的金融监管需要。
  2.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协作,加强国际统一金融监管,是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保障。基于当前“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主要建议有:①人行加强与IMF和世界银行合作,继续推进“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工作开展,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改进金融管理的方式方法,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②银监会加强与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积极参加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等监管规则的制订,在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国际监管标准指导下,转变监管理念,逐步由权力监管转变为权威监管,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③证监会加强与证监会国际组织合作建立起既符合证监会国际组织的监管资本框架的要求,又适应我国证券业发展水平的有效监管资本体系。④保监会继续推进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合作,借鉴IAIS保险核心监管原则,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建立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评价制度,统一偿付能力的行动标准和监管方法。

  (三)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是制度性全球化一直滞后于功能性全球化发展,尤其表现为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以美元为代表的储备货币无节制供给与国际最后贷款人缺位,这是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和金融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美欧债务危机爆发,一再凸显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性。2008年以来,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G7,G20等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作为全球经济金融动荡根源迄今仍然存在,为此建议我国:①以现行国际经济机构的行为规则,以及国际经济组织达成的协议为依据,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对话与协调,扩大互利合作、化解贸易摩擦,采取更加有力措施的促进经济增长;②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③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降低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的我国经济金融运行风险。

  五、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中国金融的发展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自身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将会面临较多的风险,如果不能够制定好的防范策略,那么,一旦中国金融风险同时爆发,就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本文以此为背景,对经济全球化及中国金融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在文章的最后,就如何加强中国金融风险防范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希望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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