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于慰安妇问题政府立场

整个二战期间,近四十万妇女被日军强迫为性奴隶受尽蹂躏侮辱,成为日军慰安妇,其中约有一半即二十万为中国妇女,剩余二十万多为日本、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女子,中国和韩国是最主要的受害国。战争结束后,因为日军大量销毁慰安妇档案,参战日军缄默不言,受

        整个二战期间,近四十万妇女被日军强迫为性奴隶受尽蹂躏侮辱,成为日军“慰安妇”,其中约有一半即二十万为中国妇女,剩余二十万多为日本、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女子,中国和韩国是最主要的受害国。战争结束后,因为日军大量销毁慰安妇档案,参战日军缄默不言,受害幸存者又羞于启齿,战后审判也未涉及等原因,“慰安妇”问题便被深深掩盖起来。自20世纪90年代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发出抗议后,慰安妇问题才浮出水面,为世人所知,同时韩国与中国的慰安妇都开始向日本上诉索赔,但都以败诉而告终。2015年12月28日,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道歉,却对受害人群更广的中国慰安妇视而不见,慰安妇问题是国际性的犯罪,日本这种选择性的对待说明其历史观是错误的,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日本向韩国道歉而不是中国?中韩两国对于慰安妇问题所做出的努力有何差异?韩国在这件事情上的成功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对于中韩关于“慰安妇”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政府立场、民间、受害者、国际社会以及法律方面来进行研究。
       关于各国政府的一些态度,随着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政府也逐渐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在1972年9月22日的时候,我国和日本为了和平共处,发表了一份文件,我国取消了要求日本对我国战争期间损失的索赔。这一份文件的出世,表示我国和日本僵持了很久的索赔事情落下了帷幕,是我国的大义促成了这个结局的产生。
       在1992年的时候,杨振亚谈到了中国“慰安妇”的事情。他认为要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我国必须注视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妇女之中也有受害者。让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紧接着,在3月23日的时候,钱其琛也就中国“慰安妇”的问题说出想法,他认为日本方面理所当然应该给予适当的处理,因为这是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复杂问题。 在7月4日的时候,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承认了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对此外交部表明立场,即不管日本采取何种措施,都希望日本对中韩同等对待。
       在1996年4月10日的时候,联合国也举办了与中国“慰安妇”问题有关的大会,我国的发言人张义山发表了对“慰安妇”问题的看法,这是我国第一次如此发表看法,张义山代表我国指出日本既然做出如此有违人道、侮辱女性的事情,就有有担当的承认,他们有责任对此承认,并且还要拿出解决这件事情的诚意。
       可以看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出于建立中日永久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中国作为受害国向日本进行战争索赔的权利,但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面对如此有违人道、侮辱女性的事情,只要是作为一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难以释怀。只要日本没有拿出有诚意、真心的承认错误,道歉、赔偿,我们就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原谅。目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关系友好,只是我国在大义小义面前的顾全大局。国家政府的选择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中国人每一个人的心声,每个中国人依然愤愤不平。因此,我们中国人并不没有完全放弃追究日本的责任,我国会抓住每一个可以申讨日本的机会和场合。对此中国政府是一直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和反省历史并付出行动的。
       与中国相同,韩国也签订了类似条款。1965年日韩两国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实现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根据条约内容之前日韩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失效,韩国也放弃了对日本的赔款索求。但与中国政府不同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慰安妇”幸存者金学顺公开自己的经历以来,韩国政府就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并一直为此事做努力,包括要求日本政府查明真相,并采取合理措施。
       1992 年在韩国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压力下,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下令对战时韩国女子被迫充当“慰安妇”一事展开调查,并表示坚持支持民间人士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  
       1992年1月8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时,许多“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在日驻韩大使馆前集会示威,要求日本对“慰安妇”进行道歉和赔偿。五天后,迫于舆论压力日方承认当时日军参与“慰安妇”事件。在之后的日韩首脑会晤上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对“慰安妇”致歉,但仍旧拒绝以政府的名义道歉赔偿。
       1993年韩国国会制定了相关法律,在医疗、住宅、生活补助等方面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帮助。
       在2011年8月30日的时候,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做出了裁判,他们承认并未做出足够的赔偿,之前的做法并没有显示出真心或者诚意。韩国对解决“慰安妇”的问题,并没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这是违背了韩国的宪法的。对此韩国外交通商部表示,韩国政府虚心接受法院裁决,将继续通过双边外交和国际舞台来要求日本对此承担责任。从此,韩国政府开始在“慰安妇”问题上向日本施压。以往韩日首脑会晤从未谈及“慰安妇”问题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在12月访日期间,对“慰安妇”问题态度十分强硬,甚至与日本首相激辩长达一个小时。而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认为, 在1965年的双边协议中早已解决“慰安妇”问题,所以日方只能从人道主义方面做出努力,并要求韩国政府移除日本使馆前的慰安妇“和平碑”。但李明博不但拒绝,还称日方若不采取实质措施,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慰安妇”纪念碑。
        到了2012年的时候,朴槿惠成为了韩国的首相。韩国和中国要想进行座谈,就必须是在“慰安妇”的基础上进行,这造成了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僵持化。2013年9月,朴槿惠在回应美国关于构建韩美日三方安全关系时表示,因日本领导人屡次发表历史倒退性言论使双方无法形成信任关系,所以日方在“慰安妇”问题上必须拿出诚意来。
       在2013年11月25日的时候,韩国保存了关于“慰安妇”的一系列记录。这些记录一共有三千零六十件。其中有人们口头描述的关于“慰安妇”的记录,有画家描绘的关于“慰安妇”的记录,,也有经过鉴定、得到认证的关于“慰安妇”的记录视频,还有关于“慰安妇”的记录的一系列照片。这些都在韩国的收藏之列。他们会对此永远的保存下去。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说,很多的慰安妇已经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人世,还有一些慰安妇也已经濒临迟暮。她们的一生之中是充满了磨难的,就在她们已经离世,或者快要离世的现在,她们并没有一儿半女,她们经过了孤苦无依的一生。韩国对这些信息进行永远的保存,减少了一些消息的外泄,也可以为解决“慰安妇”问题提供一些依据,政府向日本要求对“慰安妇”道歉赔偿时也可以用这些记录。
       2014年3月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贝瓦召开,在第25次会议上韩国外长尹炳世谈“慰安妇”问题时对日本进行强烈批评。尹炳世称“慰安妇”问题不仅是日本与各受害国间的双边问题,还是全人类的人权问题。这是韩国在国际舞台第一次提及“慰安妇”问题。
       2014年,面对日本试图否认“河野谈话”的迹象,韩国政府决意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慰安妇”问题,除了召见日本驻韩大使提出抗议外,还准备发行《日军慰安妇状况白皮书》来公开有关日军慰安妇的真相,加深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了解,敦促日方解决“慰安妇”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除此之外还会在外交部网站补充日军慰安妇资料,对“慰安妇”受害幸存者提供一定的补助金。
       从2014年4月开始,日本和韩国探讨了许许多多次的“慰安妇”的问题。在2015年11月的初期的时候,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首脑峰会上,日本的领导和韩国的首相进行了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见面当中,日本的领导人和韩国的首相建立了两国友好相交五十周年,他们借此次机会,要尽快解决掉“慰安妇”的问题,以绝后患。这是这次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大时代情景,、日本和韩国就“慰安妇”的问题谈判出现了转机,其结果就是2015年12月28日日韩两国外长公开宣布的慰安妇问题协议。
       中国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是拿出担当去正视,韩国要敢于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从以前侵犯他国的行为中总结教训,承认错误,勇敢的担负起错误所带来的责任。然而,韩国政府实际上拿出的态度,与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国政府对于慰安妇问题的支持力度更大,在国内积极运作,支持各种关于慰安妇的活动,组织公证并保存慰安妇相关信息等,对外通过双边外交和国际舞台向日本施加压力。
       20世纪90年代,韩国先关于挺身队问题向日本政府要求正式谢罪和赔偿,中国也开始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在“慰安妇”的问题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在许多有正义感的国家的人员的帮助下,我国知道了日本建立了一个关于“慰安妇” 问题的资料工作室,把许多的和慰安妇有关的材料都进行了严格的保存和管理。然后慢慢的,“慰安妇”的问题披露的越来越多,人们了解到的事实也越来越多,大家都知晓了当初日本军人那些有违人道、侮辱女性的不耻行径。这些事实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激愤,人们申讨日本,要求人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负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连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慰安妇”这一问题,要求日本进行承担。对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对于“慰安妇”问题坚决不承认,但面对越来越多的铁证,便想避重就轻的解决这一战争遗留问题。而日本国内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总体上,一种是以“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的为代表的认为应该正视和反省历史并展望未来的态度,另一种则是试图掩盖罪行的态度。
中韩关于慰安妇问题政府立场
       “河野谈话”是1991年12月开始日本政府对二战期间进行的调研,它主要调查了“慰安妇问题”的问题。因为“慰安妇 ” 的问题与日本的军人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然后在1993年8月4日的时候,河野洋平对外宣告了关于这次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何野洋平说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军人确实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关于慰安的场地,里面有着许许多多的的“慰安妇”,这项活动还是长期进行的。而日本的军人在选择慰安妇 的时候,确实存在哄骗、强制性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在“慰安妇”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示道歉和反省。
       “村山谈话”是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谈话,他认为战争带来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这些影响还都是消极的影响。日本 的军人对许多的慰安妇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害,伤害了她们的身体,还损害了她们的尊严,甚至侮辱了她们的人格。这些创伤也是无法愈合的,对此他致以诚挚而深刻的歉意。同时他表示日本应该拿出担当去正视,要敢于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从以前侵犯他国的行为中总结教训,承认错误,勇敢的担负起错误所带来的责任。以便于以后的发展道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顺。
       村山富市担任首相后,建议建立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会,即亚洲妇女基金会,利用基金会通过民间筹款解决 “慰安妇”的赔偿问题,政府提供后勤支援和支付操作费用。1995年7月19日,亚洲妇女基金会在东京港区赤坂成立。基金会从8月15日开始公开向日本各界募捐,目标筹集10亿日元。政府支付了部分基金,然后基金会向国民募捐,虽然村山富市首相带头募捐100万日元,但是民间筹款却举步维艰,1997年3月止,共募集4.75亿日元。基金会原计划是先向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的300名妇女做出补偿,每人补偿2.8万美元,但因基金不足,每人只赔偿1万到9万美元。1996年,基金会与台湾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联系,准备每人发52万元新台币的“人道慰问金”,却均遭到拒绝,因为这些老人们想要日本还她们一个公道,而不是民间募集的慰问金。8月,基金会向菲律宾籍遭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支付了慰问金;1997年1月,又向韩国的部分“慰安妇”支付了慰问金。然而事实上,在亚洲妇女和平国民基金会的所有文件中,从来没有“补偿”一词,更没有使用“赔偿”这一概念。所有中国大陆方面完全予以拒绝。在内外交困下,亚洲妇女基金会于2002年5月停止运作,2007年3月31日解散,共只有266人申请慰问金。
日本国内的“自由主义史观”派一直试图否认和掩盖历史事实,经常会有各种官员发表不当言论,而后迫于舆论压力而道歉。1996年12月,日本删除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全部编写,在日本的教科书上不允许出现与”慰安妇“有关的一个字,这种无耻的行为因此遭到国内外的谴责。2012年,针对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宣称的“慰安妇必要论”,中国、韩国、美国、欧洲的媒体和专家学者进行了批驳。2014年1月,日本新任NHK会长籾井胜人又在“慰安妇”问题上发表谬论,但在中国和日本进步舆论的严厉批判下,不得不承认失误,收回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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