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养老问题的研究

  摘要: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世界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周期比较短、变化比较急促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变动等不同,它在社会经济现象中能够准确地预测并且能够长期展望。虽然变化比较慢,但是对社会经济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人口老龄化关系到社会的投资生产、流通分配、储蓄消费等等各个领域。并且关系到各代人之间的收入和支出负担问题、就业方式和工作机遇的选择问题、医疗保健和家庭结构等等一些设计经济体系架构、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质的问题。文章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部分国家处理该问题的措施及成效进行了探讨分析,总结了一些我国可用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影响;政策措施;养老保障体系
  21世纪我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高生育、低死亡的必然后果,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一致,2000年起我国已经基本上进入老年型社会。
  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实施至今,使我国少生4亿多人,降低了21世纪中期老龄人口的数量,从而减轻了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使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直到老龄化严重的21世纪30年代前后,仍可保持在总人口50%以上,在21世纪20年代前劳动力总量最丰富时甚至可达总人口的65%,目前仍有1.5亿以上的富余劳动力。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在一个人口中,当老年人口的比例达到以帝国比例(联合国标准为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7%,或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0%),这个人口就称之为老年型人口,这个社会成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动态过程最终结构及时老年型人口。世界上最早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国家是法国,在1864年法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70k,其后是瑞典在1887年也达到老年型社会。
  国内外关于老龄化存在着很多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认为老龄化的加速与严格的生育政策有一定关系,有的人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实行计划生育的结果,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有的说宁可加速老龄化也支持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不松动、不放宽。乌肠沧萍教授提出用提高生育率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后患无穷。闰青春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行初期对人口老龄化影响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正逐渐减小,而“丁克家庭”的增多,即人们观念的变化让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英国《泰晤士报》也发表了中国未来将被人口老龄化所阻,调整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

  一、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

  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关系到了经济和社会的根本结构,其必然会引发社会不同年龄人口结构的大变化,比如:社会国家财政支出的转变、产业结构的改变、家庭模式的改变、消费方式和投资存储的改变等等。从人口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是成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当地的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是成正比的。

  (一)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联合国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有两种:
  定义1: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及以上。
  公式:
  定义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及以上。
  公式:
  满足以上两个定义的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了。

  (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及发展进程

  1. 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人口是一直在发展着的,究其决定因素,一共有两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人口出生、死亡、迁徙是决定其发展的内部因素,而这之中人口的出生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主要因素。
  而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影响人口发展的的外部因素,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同生育率水平成反比关系的,经济越发达人口生育率水平越低,相反也一样。经济和社会发展下的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成三个阶段:
  “高高低”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极度年轻化
  “高低高”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人口年轻化
  “低低低”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老龄化
  其中“高高低”阶段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历史阶段。现代社会初期则转变为“高低高”,“低低低”是在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产生的,这个阶段人口开始出席那老龄化现象,进而会向静止人口转变。
  2.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较快,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同社会发展进程相匹配,但是在这段期间内,老龄化进程的演进和部分国家不同,它是完全的“自然”演进,其中没有人为的干预:
  西欧北欧在19世纪末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
  英国20世纪30年代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
  美国20世纪50年代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一切发达国家已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我国人口众多,据估计,老年人口总数(65岁以上)将继续增加,到2039年将到达4亿,最多能够到达4.4亿。
  就拿吉林来说,截止2010年1月,吉林市城区人口约为200万人,其中老年人口约有26万人,站城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采用我国的衡量便准,吉林市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实不是吉林,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必须认真对待处理的一个问题。
  人口老龄化现为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的过程,对一个封闭的人群来说,生育率和死亡率才会影响到老龄人口的比重。西方人口学家在生育率和死亡率对年龄结果老龄化进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阶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起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联合国1973年出版的研究综述再次指出,生育率下降时导致人口老化的最大原因,并且进一步指出,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可以加速和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人口在国际间迁移很少,我国年龄人口结果的变动,主要源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从全国进行的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变化有很大起伏。195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4153.84万,占总人口的7.1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2503.83万,占总人口的4.41%,对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学方法与资料》的4项有关老龄化程度指标来划分的话,O一14岁人口系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系数、年龄中位数等三项指标值均呈现成年型特征,当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成年型。从1953~1964年,受到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较高的双重影响,中国反而变为了年轻型。随着中国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得到延长,1970年后城乡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中国人口又渐趋老龄化。根据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人口数从1982年的4927.55万逐渐增加到1990年的6314.03万、2000年的8883.44万,人口系数也从1982年的4.91%逐渐上升到1990年的5.57%、2000年的6.96%。1982年~1990年,我国属于成年型,区别只是在此期间人口逐渐老龄化,2000年我国己基本上进入老年型。据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的推算,2007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系数为9.36ry0(国家统计局编,2005)。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历史发展中,人口老龄化在无论是在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上,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等各个环节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经济动态模型结果显示: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高、其上升的速度越快,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会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上升的速度越慢,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快。
  从老年人自身来看,老年人的心理生理健康问题、观念和行为、经济和社会需求问题,如果无法得到满足和解决,这将直接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从社会和家庭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老年人的社会服务系统、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老年人的抚养问题等等,如果这些制度或者措施不够健全完善,同样会给老年人以及家庭甚至整个社会带来种种问题,而社会经济后果是,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加,为了解决这种供需矛盾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所以根据联合国在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世界老龄大会就将老龄人口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归纳成两个方面:一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是人道主义问题,或者老年人问题,这个就是指人口老龄化对老年人本身的养老、医疗、住房、卫生、教育带来的影响。
  可见,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虽然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向更为合理的人口结构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比较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或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就有可能超过现有社会经济的承载能力,会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从而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

  (一) 对劳动力构成的影响

  老龄人口比重加大,直接结果便是就业人口总数的减少,年轻的就业人口在下降,所以,年轻劳动力减少,对一些需要年轻劳动力的岗位、职业影响可想而知。所以,西方的一些重度老龄化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处于劳动力缺失状态。在我国,因为人口基数比较大,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现在来讲还是一个劳动力很充足的国家,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对劳动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会直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的发生,劳动年龄人口的数目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劳动年龄人口决定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供给又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水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从而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从欧洲的发达国家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正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其由出生率低造成的人口老龄化正是其原因。
  现金的社会是一个科技发达,高效率高技术的社会,所以需要更为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来带动整个社会的稳步发展。科技创新、新兴行业的起步更是需要有着活跃思维,更有冲劲的年轻人来带动,而被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比重带动减少的年轻劳动力比重下降,这样,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人口成分失调,劳动力人口的总体身体健康水平和技术适应能力会下降,从而会大大地降低劳动力整体水平。

  (二)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划分,劳动力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所以,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口中,老龄劳动力的比重就会逐步上升,出现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老年劳动力其他年龄层的劳动力相比,劳动生产率低,因此劳动力老龄化可能会对仅由劳动力年龄结构决定的劳动力总产出效率产生影响。当按照不同的年龄段把劳动力分为青年劳动力(16岁一29岁)、中年劳动力(30岁一44岁)和老年劳动力(45岁~64岁)三类的时候,处在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在生理机能、生产经验和学习能力上各自都有着其不同的优缺点,分别适合从事不同性质的生产劳动。而同一项生产活动一般都需要由不同性质的劳动相互配合才能够完成。在资源最优配置的原则下,不同年龄阶段劳动力首先必须根据其劳动能力配置到该年龄层生产力最大的岗位。
  但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并非完完全全同步的,2010年我国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于2000年,说明了在2000年到2010年的劳动实际年龄开始偏离了最佳的劳动年龄。
  由此可见,老龄劳动人口占据总劳动人口的百分比对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有着紧密联系的,要想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控制好老龄劳动生产力在总体劳动力中的百分比。

  (三) 对社会产业和资金流动的影响

  1. 消费产业结构面临转变
  老龄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加,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体的消费产生影响,但是这一改变会逐渐改变消费结构的组成。老年人的消费支出,用于医疗方面和社会保险制度方面的比例会大幅上升。社会面向儿童。青年的物质需求量会相对减少,同时,旅游消费、老年人服务消费、休闲健身活动相对应地消费需求将会大幅增加,社会大量资金将转向老年人的消费上去,将会直接导致从事其他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受到其影响,其速度比将会放慢。调整产品和服务结构也势在必行。
  2. 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源及就业的影响
  老龄人口在再就业过程中,大多发生了行业和职业的转移,主要是面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的各种不同职业的转移。老年人口再就业的行业和职业转移,在非常大程度上避开与成年、青年争夺劳动力市场,具有补充第三产业中某些行业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性质。这与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第一、第二次产业比例的缩小,第三次产业比例的增大相一致,有利于总体经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
  从微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总是在绝对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生命周期延长和生命质量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化时间延长和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实质是人力资本的储备,即在相同条件下,相对用很少的时间进行投资,以形成绝对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长时间的收益。我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劳动力供应是充裕的,但是劳动力素质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假如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减少死亡和伤残,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智力投资,用较长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就会从整体上降低人力资本的折旧率。

  (四)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机制的影响

  根据我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退休率在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的现状下,养老保险造成的个人保险空账正在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而在这同时,我国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几乎只覆盖了20%。根据官方统计,1980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到3:1,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l亿人,届时抚养比例将达到2.5:1。而且老龄人群体是医疗服务的主要群体,据卫生部统计数据,60岁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而伤残率则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之多。老年人口所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远远超前于医疗体系的发展,这就直接造成了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庞大的老年人口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无法自理的比例很高,无疑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大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各种形式的长期护理。通过调查还可以知道,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并且该趋势将逐步增加。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养老护理需求越高,但是目前我国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不全,而且服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年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养老服务这一市场供给缺口甚大。
  但是,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都是在经济发展到高水平阶段。日本在1970年成为老龄社会的时候,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689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人均收入水平仅为日本当时的一半,大约在800美元左右。我国上世纪90年代,全国退休人员为2301亿人,退休金高达270.2亿元。但是我国仍处在社会发展的初期,经济尚未发展成熟,要承受这么庞大的退休金负担,有点勉为其难,社会退休金的问题日益体现。

  四、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机制

  人口老龄化将是本世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发展问题,我国将尤为严重,全社会都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建立起完善的老年保障体系越快越好,人口出生率的逐步下降,将会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3年左右从增长变成相对稳定,然后缓慢下降,所谓的“人口红利”期将逐步减少,最终成为“人口负利”。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学术界应该及时给予全方位的研究,在评估未来养老支出时必须贴现后来进行比较,同时,要充分利用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共济作用,我们不需要准备很长的寿命资金,在认真测算好剩余寿命的时间,平均也就是20多年吧,随着科技的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越来越高,每个人的单位时间内产值将越来越高,甚至倍数增长,将来的老年供养能力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能够提供更有保障的养老保障。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己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实,而我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分化”和“未富先老”现象意味着大部分人并没有做好经济上的准备,政府负有责任来保障老年人口的生存和生活,要求人民要更加注重现有资金的使用和风险规避,尽量的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积累好资金。目前老年保障问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完善政策应对措施

  由以上种种迹象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正在逐渐地发生全球性的变化,全球人口增长减速比预测速度要快,因而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速度也比预计要高,几十年后人口将会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所带来的老龄化将更为显著。
  所以人口老龄化问题如果不处理会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国家正在或者将要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办法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问题。据报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为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根据各国的国情,正在和已经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不少国家还决定将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力度。针对这个现状,各个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各种问题。
  在西班牙这样的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很低,人口净增长率几乎为零,所以,西班牙政府鼓励生育,决定了每个劳动妇女的子女在三岁以前,每个月能拿到政府补助的100欧元,每个家庭的第二胎子女每年给予300欧元的补助,第三胎补助6000欧元。
  而像日本这样时间上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各种措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对迎接老龄化挑战有超前意识,日本政府在日本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7年之前就已经制定了《老人福利法》,在各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为顺利进入老年型社会打下基础。在具体保障制度的调整方面也是不断调整,不断改革完善,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医疗护理保险制度。而且为了减轻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采取了鼓励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日本政府还采取了放宽了生育政策,改善了生育环境,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我国2000年以后开始步入老年型社会,党和政府对此也极为重视,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了主席令,公布这部应对老龄化的法律。法律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旨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美德。其中包括家庭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发展、法律责任等内容。比如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暴力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或者对老年人负有赡养义务,扶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扶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法律形式规定子女对长辈的赡养、扶养义务。这是中国第一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她的诞生对于即将来临的老年型社会无疑是一种根本性保障,也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刚刚建立,不可能一下就能够给中国几亿老人的生活服务、护理乃至赡养问题提供全面的维护。所以,我国通过法律来实行家庭养老助老的策略、开展了社会保障援助金计划等等一系列措施。而最近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放开生育的问题,也正在微妙的时间点受到很多的关注。

  (二)建立科学的养问题体系

  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空间布置不够均衡,所以,要与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逐步发展完善,要充分利用人口变动的黄金时期,在经济迅速发展中加快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在这个形势下,我国虽然提倡家庭养老,但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之下,必然发展到社会养老阶段,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从城乡开始,建立各种养老方式相结合的养老模式。在农村,还要以家庭养老为主,政府应在政策上积极引导。
  在当前的国情之下,社会养老保险金要通过立法来收取,否则当老龄人口比重加大,将会大大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而且在工作方面,推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领取时间,否则会对养老保险制度构成很大的压力。
  建立了完善科学的体系,就能够提高实际劳动力供给,提高产业参与率,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

  (三)合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0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生产率的提高很大部分是从对外开放的政策中获得的,所以,如果不能够把经济增长从依靠投入扩张转变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就没有力量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出于劳动年龄的人口不会减少,十几年内依旧能够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我国的资源特点还是资本稀缺但是劳动力相对丰富。为了发挥比较的优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得到鼓励,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同时要努力创造新技术,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型,把实现较高的增长效益放在更高的位置,使经济发展从高能耗、高投入、低收益向低能耗、低投入、高收益方向转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四)提高劳动参与率

  通过提高人们的劳动参与率来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一般是假定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将失业问题归为短期的商业循环和经济波动问题。也就是说假定所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失业问题呈现的是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经济负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严峻的劳动就业形势导致成千上万的城镇职工下岗,导致了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市场。城镇就业人口和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增长速度还跟不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导致了失业率的不断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不断下降。这种状况意味着未能把尚存的“人口红利”充分地加以利用。由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国仍然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充足供给,但这是要在城市化速度加快作为前提,否则可能会过早地遇到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制度性制约。要求我们推动相关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制度建设,尤其是消除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只有逐步废弃制度性障碍,才能有效促进劳动年龄人口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配置的效率,进而最大化发挥出“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在引导部分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城市劳动力市场流动时,政府要建立起相关政策法规,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得到公平的工作空间,加快制度改革步伐,逐步消除劳动年龄人口流动中存在的制度壁垒,政府还应该建立起相应鼓励引导措施,大力提倡、引导和鼓励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给予适当的奖励,使他们在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方面作出相应的贡献。只有实现这种双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合理流动,才能更加有效的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更好、更充分的利用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来挖掘出农村的“人口红利”,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同时,家庭规模在不断缩小,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要求政府和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养老功能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成为青岛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将社区作为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结合点,通过政府扶持和监督、民间组织参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居家养老的社会化。大部分老年人在人生的最后一程中,都需要有家人的帮助照顾,居家养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居家养老是一种最为经济的公共消费的办法。但“居家养老”决不是以牺牲家庭成员特别是配偶和子女的幸福、降低自身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西方推行居家养老是有前提的,是一定要配以“社区照顾”作为补充方式。为解决家庭核心化与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矛盾,要大力发展社区助老服务,从而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应该设法让年长者能够尽量在自己的家里和社区独立生活”,并且建议“社会福利服务应该以社区为基础,向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可以根据老年人身体健康程度,将为老年人提供的社区服务可以设置四个等级:社区文体娱乐活动、居家照顾、日间托老和社区机构养老。

  结论

  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在放开生育政策,而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抚养老人的社会能力,要从培养高素质人口着手,继续采取稳定低生育水平,培养高素质人口,把我国从人口数量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要完善经济、社会制度,提高服务、保障能力,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统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生态和环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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