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林七贤看魏晋士人价值取向变化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算是一个独俱特色的时代。国家出现巨大的分裂,社会上呈现巨大的动荡,这一切的变化,从而激化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促使人们常常有种活在当下看不到未来,没有依靠的不安感觉。“竹林七贤”作为这一时期文人之士的典型代表人物,面

  前言

  近年来,竹林七贤是学术界的一项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对其的探究更深更广。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名人团体,当时的他们由于受到官场高压的,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本篇论文的新颖之处就是选取竹林七贤的行为上这一角度,来分析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变化,细致深刻的将七人分类归纳为三个派别,思路清晰易懂。将他们与现当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建立相联系,具有一定的现当代意义。

  一、魏晋时期社会概况

  历经黄巾之乱,东汉王朝被灭亡,之后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局面,从曹丕称帝一直到陈的灭亡,这段历史属于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1]从开始的分裂到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的再分裂到最后的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对峙,在大多数人眼中将这369年看作是一个黑暗并且混乱的时代。那么,这个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况呢?

  (一)政治因素

  政治上,分裂和动荡成为了最显著的特点。“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战不休”,这句歌词充分表现出了魏晋这一时期社会的动乱不安,战争绵绵,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例如,五胡扰乱中华,给我国北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又如屠城现象,统治者将整个城内的民众当街屠杀,这无不显示出当时政治的残恶和失败。魏晋时期国家xxx更替相当频繁也是重要特点,历经了东汉魏蜀吴西晋十六国东晋北魏西魏东魏等多个xxx的交替。这样一来,国家所营造的环境是极其不稳定的,并且人心是涣散的和不齐的。我们都清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和谐是离不开统治阶级好的领导和明朗的政治格局。然而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的黑暗统治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和“十六朝混乱”的局面,在这期间门阀士族政治猖行,九品中正制成为选贤用官的主要制度,很显然的说,任官的人员几乎都是富家子弟,从而使得许多寒门子弟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最终被埋没在社会的底层。统治阶级在平常百姓身上施以贪暴,过分的剥削。

  (二)经济因素

  经济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连年的战争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南北经济出现了明显分化,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的重心转向了江淮一带。众多的荒地被开发出来,并且耕作的技术进行了改进,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得到极大提高。同时由于宗教思想的影响,促进了士族经济和寺院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乱和分裂对社会的危害是十分残酷的,大大小小的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

  (三)思想文化因素

  思想文化上,魏晋时期,思想文化是十分活跃的。首先,儒家封建礼教思想大大受到各类人士的压迫和打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几乎已经丧失,人们用道家的思维去解释儒家的经典,以道释儒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其次,玄学成为一种思潮并得以盛行。人们在思想文化上寻求另一种精神慰藉,崇尚老庄思想,向往那种自由清静,淳朴自然,远离世俗纷争的恬适生活。这样的现实促就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出现,“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都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最后,这一时期也诞生出了大批的杰出作家,诗人和艺人,为后世留下了不朽之作。例如在史学上,对史学著作的编撰,范晔的《后汉书》,祖冲之的《缀术》。对文献的整编出现新的图书分类法,这为历朝历代整理图书提供了便利;在文学上,成就了建安文学、西晋文学、正始文学、诗歌、辞赋、散文、小说等十分活跃,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异彩纷呈,染红了魏晋文学的整片天空;在科技艺术上,有绘画、音乐、歌舞、天文历法、医学、农学、地理学等。总之,魏晋思想文化在整个时期是辉煌灿烂的。
  综上所述,我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大致分析了魏晋时期的社会概况。明显政治是黑暗的,经济发展是不景气的,但是为什么偏偏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的活跃四射呢?这必定跟当时人物的价值取向有很大的联系。正是由于政治黑暗混乱,经济滞慢落后,促使了有思想、有见解、有抱负的人的愤愤不平。那么,接下来我就以“竹林七贤”这一典型代表群体为例来分析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变化。

  二、“竹林七贤”的出现及原因

  (一)何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重要名人团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从字面上理解,顾名思义就是七位贤德之人常驻于竹林之中,事实真的如此吗?也有说他们七人并不完全一起集于竹林,只不过是有共鸣的地方。他们的由来,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学术界的陈寅恪和王晓毅等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竹林”与“七贤”是人与地名的合称,有者认为先有“七贤”,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七位贤才之人,后因其频频在当时的山阳县的竹林下活动纵欢,被后世称为“竹林七贤”,因此我们无法考证。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他们七人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和不满于世的态度。“竹林七贤”最早记于《魏氏春秋》,后《世说新语》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上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2]

  (二)竹林七贤出现的原因

  魏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竹林七贤”这一团体呢?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走到一起呢?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司马氏集团不计后果的夺权斗争,手段暴烈,令人疾首。虽然他等在政治上赢得了曹氏豪强地主集团的胜利,但是他们却输了世人所看重的仁义道德。司马氏逼迫王凌自杀,以刀镮凶杀李丰,还有在战争中被杀的夏侯玄、毋丘俭和诸葛诞。“同日杀戮,名士减半”,[3]司马氏的行为让社会中的一些文人之士刮目相看、愤怒不已。但是他们力量薄弱在巨大的司马氏集团统治下,他们就犹如大地上的蝼蚁,怎能反抗如此强大的势力呢?因为他们都是与政治有关联的人,如果不寻求办法生存,往往就会被杀死,为了躲避杀海,许多士人不得不选择避开。于是这些人便用另一种方法去寻求心灵的安慰,避开世事,寻以静闲,好老庄哲学,追求自然。时常大酌更饮,时常弹奏一曲,时常作诗一首,以放诞的生活方式去消除心中的愁苦。他们七人就是这样名闻天下的,并为世人所铭记。
从竹林七贤看魏晋士人价值取向变化

  三、竹林七贤的三种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的形成与最后的分化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由于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使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完全迥异的结局。嵇康因为正面反对司马氏被杀害;阮籍看到友人嵇康被杀而变得日渐消沉抑郁,于第二年病逝;阮咸、刘伶在生活上放荡纵欲,整日醉于酒中;山涛选择保全禄位,过着十分节俭清贫的生活;向秀胆小势薄,不敢反对司马氏,虽然为官,但不干正经事;王戎仕官以后变得贪婪成性,视钱财如生命。纵观这七位名士的人生脉路,我将他们大略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抵制派;二是以阮咸、刘伶为代表的洒脱派;三是以山涛、向秀、王戎为代表的中立派。

  (一)抵制派

  1、嵇康
  嵇康(223—262),他身高七尺八寸,也就是当今的一米八九的样子,长相出众,气宇不凡。他的出身相比其他几个人稍逊一点,性格耿直蛮横。《晋书》载“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堪比高富帅的他成为了曹氏的女婿,娶了长乐亭公主为妻,他不愿与政治有过多瓜葛,正面极力反对司马氏的邀请,拒绝与其合作,而后便遭到杀害。嵇康在七人之中一直被认同是人品最高的。
  在行为上,嵇康突出了自己超然物外的价值取向。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他看来名教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他便去自然界中去释放自己。例如经常去山间采药,并顺便游玩于山泽之间,每当在山间得意时,便会忘记返回,他将自己寄于山川之中,远避政治纷争;又如他性格十分谨慎,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并做出了幽慎诗,爱好谈理,又能著写文章,将自己置身世外的情感作于诗文之中,表达自己复杂的心情;再如他崇尚自然,不计较名利得失。友人山涛举荐他去朝廷做官,他不但没有答应,而且还非常愤怒,并且写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信,就此与旧友人山涛关系决裂,正所谓阳关道与独木桥各自分奔离析,来形容他们最为恰当不过了。但是就是这封绝交书信的出现,明确表明了他的反儒思想,就等于他极力反对世家大族的统治。在司马氏看来,这就相当于跟他们明着作对,环环相扣,最后酿成了嵇康个人的人生悲剧。嵇康固守儒家传统,内儒外道。他写《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就深刻的反应了自己的反儒思想。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上,他坚持自己唯物的元气论思想,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来自于元气。并且对儒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儒教中的纲常伦理,都是统治阶级为了显示自己的xxx和统治利益而创设的。虽然他表面上崇尚自然,极力反对名教,但其实内心还是恪守儒家传统的。例如他训诫自己的儿子,仍然用儒学的忠、孝、节、义;又如他议论汤武周孔,主要是否定当时朝廷中那些不法官员的粗暴恶劣行为。[4]嵇康坚守自己的信念,宁死不屈,在临死前,他面色定然,还弹了一曲《广陵散》,并且有三千多人为他请愿,可见他深受众人所喜爱。
  2、阮籍
  阮籍(公元210—公元263年),陈留尉氏人,他是阮瑀的儿子,喜欢做文章,爱好清谈,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阮籍从小就有奇才异质,显得与众不同。《晋书》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5]阮籍本有宏大志向,但魏晋之际,天下形势多变,大多的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作为士人的他,当然不愿被卷入政治纷争,过着朝夕不保的日子,所以他选择远离朝政之权,寄情于山水之间,虽然后期参政,但他嗜酒做官,不干正事,心不在焉。
  在行为上,阮籍对儒家的礼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以他个人的力量是不敢公然反对司马氏的行为,因而他选择在生活上肆意违背礼俗,酣饮为常,经常饮酒到痴迷的地步。例如他在母亲丧礼上食肉喝酒大醉,并且与他人下棋。《魏氏春秋》中云:“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6]这在儒家纲常面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要被世人所谴责的,可他却不以所以然;又如在他母亲丧礼中,他对前来吊唁的人时,他不但不愿上前迎接,反而态度极为恶劣,对喜欢的人就用青眼相待,见到憎恨讨厌的人就翻白眼对之,并且讥笑礼法之名士犹如裤中的虱子;再如司马昭曾向他家求婚,多次去他家探望,但他却以喝酒大醉相待,每每司马昭去会见他,他以此为由便没有机会谈话,如此这样六十余日来逃避这门亲事。后期的他,开始倡导“无君说”。通过“高平陵事件”使得阮籍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他否定神的存在,将名教与自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阮籍一系列的恶端行为都表现了他对礼教的抵毁,但是这样的诋毁只是表面现象,用这样荒诞的行为是为了麻醉自己,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面对官场之事所做出的无奈的表现,也是对官场中部分昏庸之徒加以抨击,但其实更为深刻之意就是对司马氏的不满与抗争。
  3、小结
  总的来说,嵇康是直面反对司马氏的,不识人间烟火而遭到恶果,其坚贞不屈的价值取向值得称赞。阮籍涉足政治,不得不屈服于司马氏,他从侧面行为上表示不满,同时体现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信念不稳,折服于人。我将两人归为一组,名为抵制派,是因为在面对司马朝政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的反对行为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正面反对,一个是侧面反对。写了他们如此之多的行为,表现各异,但又大致相同,其实质都是源于对司马集团的不满,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否定和对自然玄学的崇尚。其实可以看出,在他们内心最深处,都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基本价值取向,超然物外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表达方式。从他们身上可以反应出魏晋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为官场的利益所诱导,用不同的行为坚守儒家的传统理念。可见,其价值取向的变化和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7]

  (二)洒脱派

  1、阮咸
  阮咸,字仲容,他对音乐旋律非常精通,而且又擅长弹奏琵琶,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模仿他的叔父阮籍,但又不同于叔父。他放达不拘束,处世不喜欢与人交流,平日的爱好就是喝酒,最后完全流入虚诞的境地,并被众人所讥笑。
  在行为上,同是竹林之游七位贤士之一,阮咸热于喝酒,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晋书》载:“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8]由此可看出,他喝酒已经超乎寻常人之度量了,他不用酒杯盛酒,而是直接用大盆豪饮,恐怕没有几人能及他这般饮酒吧!更为夸张的是,在他与宗人喝酒的时候,如果有群猪来,他就即刻与群猪一起喝酒,这样的玩世不恭,连人与动物都分不清,让人难以理解,在今人看来,恐怕也是极为荒谬的。正是因他酒酣为常,饮酒如水般畅快,使得他被拒在官场之外,不被重用。《五臣注》载:“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人武帝,帝不能用”。[9]他的行为如此放达,是对司马氏的强烈不满,因此遭到冷落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的这些荒诞行为的背后,又无不体现出他个人价值取向的变化,从参与竹林之游到后来的玩世不恭,其实就是对旧礼教的一种抨击。
  2、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今安徽淮北人,他是七贤名士中最为放浪形骸的一个人。《刘伶传》载:“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忘,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10]可以想象的到他是一位身材较矮,长相十分丑陋,沉默寡言,但又放情于竹林之游的一位名士。
  在行为上,他和阮咸所表现的几乎一样,都以喝酒著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刘伶传》里记曰:“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11]可见,在他眼里,酒是必备之物,走哪喝到哪,死哪便埋在哪,可谓喝酒猖狂之一;其二,他整日喝酒到得意忘形,竟然终日裸体喝酒,家中如有客人来拜访,他也视若无人,他喝酒到如痴如醉,不知羞耻,可谓喝酒猖狂之二;其三,一味沉于酒中,《刘伶传》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12]并且说出“我以天地为屋,以屋为衣”的荒唐之话,可谓喝酒猖狂之三。刘伶的《酒德颂》尤为著名,深刻反映了魏晋人的崇尚自然,消极颓废的画面,同时也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一张生活蓝图,直至成为“醉侯”“酒仙”的称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3、小结
  总的来说,刘伶、阮咸同为饮酒之辈,以酒著称,用喝酒的方式去寻求心灵和精神上的慰藉。我将他们分为洒脱派,大多原因是由于他们在面对当时政局压迫时,都采取了放荡纵欲,玩世不恭的态度。阮咸用大盆盛酒,与猪同饮,种种作为,看似荒诞放荡,其实不得不说这也是他的精明之处。面对司马朝廷的征召,如果当时的他态度端正,有一颗积极参与政治的热心,恐怕早已成为司马集团官场里的一员了,到那个时候他的下场也许连现在也不如了。所以他选择在生活上放荡不羁,用行动蒙蔽他人的双眼,使得他自己不被朝廷所看重。这样的结局跟他的价值取向是环环相扣的。刘伶行为的放荡不输阮咸,他裸体喝酒,以屋为衣。虽然他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但是迫于当时社会的压迫,无奈地走向政治的不归路上,向权贵低了头。由此看来,阮咸、刘伶的种种表现都体现出了他们价值观的变化。

  (三)中立派

  1、山涛
  山涛,字巨源,好老庄之学。《晋书》载:“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13]可见山涛家中不是很富足,器量不是很大,与人交流不是很合群,这与他的人生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在行为上,他见社会动乱,征战不休,便参与了竹林之游,与其他人一样,清议酒酣。中期时,见曹氏曹爽被杀后,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便远离国家政治事务纠纷,每每隐晦,成为一名隐士。日复一日,司马氏集团逐渐变得强大了,势力变得更加雄厚,他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想法,参与司马政治,要不然就得成为司马集团的眼中刺。在他做官的时候,他能抵制诱惑,不慕荣丽,不xxxx,不贿赂。山涛做过尚书仆射,加侍中引领吏部,做官直到司徒,但他依旧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例如,陈郡等人送给他的厚礼,他放置原地安然不动,以至于上面落满了灰尘,封印还依旧如初未动。作为士官,他的薪酬全部分给了他的亲戚朋友,自己却住着旧茅草屋,这完全不像做官的风格,但是山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后期多次找各种借口辞退于朝政,但是都没有被给予批准。
  2、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晋书》载:“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三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他是一位有远见,聪慧有颖悟的人。
  在行为上,他早期参加竹林之游,但是当嵇康拒绝与司马合作而被杀害后,他便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迅速的就依附于司马氏集团。作为散骑侍郎的他,有实名而不做实事。嵇康被杀对他的打击很大,让他整日整夜不能安稳,但是力量薄弱的他没有像嵇康一样正面反击,他无力反抗,也没有勇气反抗,只好选择隐忍。从他的《思旧赋》中可以看出,辞赋还未真正开始就戛然而止了,体现出了他对司马集团的恐惧,以及作为士人的彷徨。《焚书》卷五有“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希也。岂秀芳图自全,不敢尽耶?[14]则此赋可无作也,旧亦可无尔思矣。秀后康死,不知复活几年,今日俱安在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而乃为此无尽算计也耶![15]且李斯叹东门,比拟亦大不伦。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莫日先辈初无臧贬七贤者也”。[16]李贽将嵇康与向秀合而相论,做出了对比,反应了他们在众人心中不同的地位。向秀从开始的竹林之游到后来依附于司马氏的转变无不体现出了他价值取向的变化。
  3、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玡临沂人。他身高一米四五左右,好饮酒,平时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王戎又被称为两眼如电的“小神仙”,他长相极为丑陋,擅长谈端,不修威仪。他是一位儒道同派之人,但是他因贪婪成性,不为世人所看好。
  在行为上,同是参与了竹林之游,早期的他还算是清明廉洁的。其父亲因为履行公共差事,死于政治,朝廷奖励钱数百万于他,当时的他断然拒绝了,并没有接受。然而后期,当他出任在司马朝廷做官的时候,却变得贪婪无比。其主要行为如下:他为自己修建众多的豪宅,这一点与以旧茅屋为舍的山涛截然相反;他的家产布满于天下,八方田水,钱财堆积如山,可称为当时的大地主,富官僚;[17]他卖李子还要求把李核挖下来,目的就是担心买了李子的人会取出李核自己种植,对于他的算计之心我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不知道你们有何感想?再之,他对自己的亲戚家人还相当的吝啬,并且处处提防,他的女儿因为借了他的钱没有及时还他,他面色黯然,一副极为不高兴的样子,直到女儿把钱还给他,他才喜颜相待。如此之人,甚是少见。
  4、小结
  总的来说,山涛、向秀、王戎三位同为司马朝廷的官员,同喜好老庄之学,同为竹林之游的名士。我将他们划分为中立派,是因为他们三人在面对司马氏的压迫时,既没有正面反对,也没有避而远之,最终采取了保全自己为第一的态度。虽然在行为上稍有差别,但是大体上都是依附司马做官。山涛可谓是一名清贫之士,从参与竹林之游到远离政治成为隐士再到后期见司马氏强大又参与政治,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这几经周折的大变化,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自身内心价值取向的变化;向秀后期虽然跟着司马氏做官,但他并没有全心全意的付出,有实名而不干实事;王戎后期为官,但他贪婪成性,并且昼夜的算计。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代表了魏晋大部分士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四、实质和影响

  魏晋时期在思想文化上可以说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时代,由于各统治者xxx相夺,世间充满了硝烟战火,社会上整体成分裂状态。生活在这样恶劣环境之下的魏晋士人,表现的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无奈,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无奈,创就了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新篇章。他们好老庄,坚持儒道合流。其实他们就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传统儒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将玄学中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当作人生态度的标本,表面上放荡不羁,纵酒狂论,其实内心还是坚守儒家思想的。他们竹林之游主要讨论的是明教与自然的关系。从“名教出于自然”一直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转变,体现了他们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面对官场的高压,他们追求自然,认为名教和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从而在行动上对虚伪的名教加以猛烈的攻击。
  竹林七贤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魏晋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崇尚自然,喜好老庄。在面对魏晋政局的动乱时刻,他们选择了竹林之游,到自然界中去寻找清静。当司马氏xxx逐渐强大时,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便出现了分化,有像嵇康一样正面反对,坚定不移的;有像阮籍一样屈服于司马集团,信念动摇的;有像阮咸借外物消愁,远离官场的;也有像王戎前期清明,后期为官不正的。他们这些不同的人生态度以及人生追求,可以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同时也代表了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处世方式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们把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把庄子的个性精神作为自己的人格追求。他们在面对政治压迫时,不畏人所趋,大胆反礼教,追求每个人想要的人生。在这一方面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他们当中也有过激过急的一些行为造成了消极影响。
  积极方面,首先他们敢于反对虚伪,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这为之后的士人阶级做出了表率,对于现实的不满,要大胆做出反应;其次,他们崇尚自然,并且追求任性。作为魏晋士人,他们厌烦了连年的战争,厌倦了政治上的高压,于是便学会去自然中寻以娴静,并且开启了养生之风,为之后养生之道奠定了基础;最后,让世人认识到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嵇康他作为不识时务的代表,最终被司马集团用以“不孝”的借口所诛杀,留下了不可挽回的人生悲剧。而像山涛那种人就很识时务,最后得以重用而且还明哲保身。同时对现当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启示也非常大:要做一个与时俱进,意志坚定,顽强不屈的人,不能被生活中的小谋小利所吸引。
  消极方面,首先他们超然物外,将酒作为抒发情感的媒介,酿成了许多不良之风气。像阮咸用大盆喝酒,并且与群猪共饮;像刘伶裸体喝酒不说,还将房屋作为自己的衣服,这些表现无不被世人所耻笑,同时也是魏晋文化中的腐朽;其次,他们其中有表现信念不稳的,这从另一个层面上就说明了当时部分士人的意为朝廷办实事,像王戎那种做官贪婪的,给魏晋以后的士人造成了严重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历朝历代名士的价值取向。

  结语

  价值观的建立跟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同的价值观造就不同的人生。竹林七贤的价值取向变化不仅反映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代表了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变化,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变化。是当时社会概况的缩影,对历朝历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现当代人的人生三观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人当世,一定要做个识时务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方能成就辉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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