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之比较简论

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独特文学风格,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内涵、形成背景、风格、以及文人创作心态,但是二者都承继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也都具备“风骨”之力,内在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本文主要由以上提及的几个不同方面来比较

  一、前言:

  魏晋南北朝于汉末建安元年(196年)开始,于陈亡(589年)结束,共经历了三百九十三年。在这近四百年中,除少时期有全国统一的局面外,中国长时间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整个社会极不稳定,战乱不休,朝代更替频繁,百姓生活十分艰苦。而这一时期虽是动荡离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文采风流、文学昌盛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对于文学来说,其内在的精神是作品的核心,在这四百年的动荡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精神的整体特性就在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把握住这一点便把握到了核心。魏晋南北朝时代动荡不安的社会与门阀取士的制度,加速了儒学的凋敝。士人们的处事态度,也由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家思想转为明哲保身的道家态度,在这个阶段,士人们更多考虑的不再是兼济天下,而是独善其身。因此也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史出现的首个精神解放和文化创新的时代。故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已。”【1】士人们精神层面的觉醒和自我人格的独立,使得文学创作得以走向新的形式,文学发展更加多样化,并且进入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使得魏晋南北朝文学在诗歌、辞赋、小说、散文、文论等众多方面,都取得了十分不俗的成绩。
  东汉末年以来,士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体内心世界的表达,随着这种程度的加深,文学也由铺陈名物转而变成抒怀言志、志深笔长,自我内心世界真正成为文学描述的重点。同时,昂扬洒脱、大气慷慨的士人精神,也需要诗歌这一独特的形式来进行抒发和宣泄,更进一步消除了诗歌的束缚,从而使之跃居文坛的主流。不管是各种句式,还是各种体式,众多的作家和流派形成了多种风格,诗歌渐渐显现出它的优点来,并逐渐成为这个时代发展最为蓬勃的文学形式。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等文士,因其大气慷慨、昂扬洒脱的风格而推重于文坛。曹操擅长四言诗,佳作颇多;曹丕首写七言诗,文士气足;曹植大力写作五言诗,哀而不伤;再加上七子创作侧重各有不同,其时诗坛成就颇高。
  在与建安时期相隔上百年的太康年间,左思在全社会都追求华美的文学大环境下,坚守阵地,承继了建安以来文学方面形成的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当时文坛的一股清流,也是那段期间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总的说来,魏晋南北朝诗坛群星荟萃,百花争艳,文人骋才使气,也就难怪会掀起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首个高潮,成就了辉煌灿烂、彪炳史册的建安风骨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左思风力。

  二、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之比较

  1.内涵之比较

  (1).建安风骨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类文体竞相争艳,其中尤以诗歌创作为彪炳,又以建安诗歌成就最高,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直接引导着魏晋南北朝后期文学的发展,并对后世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建安时期有着“彬彬之盛”的文学繁荣景象,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出现而成了“建安风骨”这一特殊的文学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建安风骨具体指汉魏之际建安诗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还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应玚、阮瑀、刘桢七人等在描写社会面貌和生活感受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种大气慷慨、昂扬洒脱的创作态度、创作感受和创作倾向,有着慷慨悲壮的感情基调,体现了广博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表现出昂扬洒脱的时代精神和厚重的生命质感。后人多用“建安风骨”来概括这种独特的文学质地,也可以说,它是既以现实主义传统作为创作基础和核心,同时又以浪漫主义为创作表现形式和创作理想。
  (2).左思风力内涵
  在建安时期之后,文学的发展阶段又经历了正始和太康时期,正始时期诗歌创作的成就以竹林七贤的作品为代表,其中嵇康有《幽愤诗》、阮籍有《咏怀诗》,这都是那个时期文坛的佳作。西晋太康年间文学名士层出不穷,“三张、二陆、二潘、一左”为其中代表作家,诗坛一时缤纷多姿。
  而建安时期的那种大气慷慨、昂扬洒脱的风骨气概至太康年间已经衰亡,文学大环境追求形式、华美,而左思与文学大环境不同,他是对建安风骨的一种回应和再塑。左思,字太冲,世代学习儒家思想,是西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左思幼年时期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希望自己能早得功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因为家庭状况、相貌、制度和社会动乱的现实以及玄学风气的影响,他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仕途上希冀与失望之间的悬殊差别,让左思心中充满了不平和不满,他并非是没有真才实学,可是却因为这些原因沉沦下层,种种原因共同构成了形成其诗歌格调–“左思风力”的条件。左思不仅承继了建安风骨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方面,还有所创新和发展,所以对之后诗歌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面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左思对建安风骨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它们二者之间是一脉相通的,左思风力有着联结的作用,所以在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
  此外,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在内容上也是有许多异同点的,如曹操诗作《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2】
  此诗是用乐府旧题叙写当时真实的社会景象,描写了汉代末期战争不断、百姓生活艰难的情况,诗中前五句写战争的事实,最后三句着重记述了连年不断的动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通的百姓,他们都因战争而饱受摧残,诗人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3】因为作品中有真情实感,所以更能让读者感动,也因为所述所写是悲凉的社会现实,所以全诗有着悲壮的气势。这首诗是曹操作品中的典型之作,而这种体现民生关怀的诗歌类型则是左思作品中所没有的。
  再比如曹操的诗作《步出夏门行》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4】这首诗是曹操胜利后有感而发的作品,他的雄心壮志和沧海融合在了一起,全诗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气魄,凝聚而成了一种磅礴的精神,体现了他对统一四海的强烈渴望,感染力强。
  曹植的《白马篇》也是曹操诗歌政治抱负的体现,诗人将自己比作“游侠儿”,以其高超的武艺和豪壮的气势表达出自己希望为家国统一而付出一切的精神,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英雄气概。曹操和曹植诗作中的关于统一四海的理想,可以算是整个建安文学的共同实质与中心,建安诗人都或多或少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创作实践,后世的文学创作也受到了这一影响,左思就承继了这种诗歌内容的方面,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他的诗作中常常有类似的豪壮之气的作品。
  左思的诗歌内容主要是咏史诗、招隐诗和娇女诗。其中最著名的诗,是其组诗《咏史》八首,这几首诗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写作而成,在时间上贯穿了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诗人内心感受的层次变化,共同特点是气盛词壮,充满愤愤不平的感情,对豪门士族及其赖以为生的门阀制度做了有力的抨击和反抗,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他是真有所感,言从心出,写起来一气呵成,丝毫不像太康年间有些诗人那样一味在语言的华美、对偶等形式上下功夫。他是在吸收前人咏史诗创作经验的根基上又开拓创新,因此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的一个高峰。
  就如左思《咏史》诗其一中:“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5】和曹植诗作《白马篇》中的“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6】相比,二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基本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它充分体现了诗人希望在统一四海的过程中可以建立功业、成就自身的抱负与梦想。这首诗写于当时的皇帝司马炎为了能够统一天下而征伐他国之后不久,左思虽然只是出身贫寒,但同我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从幼时起便被传统儒家思想所熏陶,希冀能在乱世之中有一番作为,这一点从此可见一斑。左思诗歌虽也有抒发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之作,在气势和感情上却是远远不及建安时期文人笔下的慷慨悲歌的大气之作。
  其《咏史》诗其二、其四、其六中更充分表达了他出身寒微、无法建功立业的愤愤不平之情,面对自己才气高绝却无处发挥的窘境,他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他是充满了很大的自信走向仕途的,结局却不像他想象的那般,所以他将那一腔愤恨不平之情抒发在自己的诗歌之中。
  左思晚年,在他完全看透了仕途和社会的残酷之后,对功名已经绝望,诗歌风格也趋向于悲凉慷慨,充满对人生沧桑的感慨。如其《咏史》诗其八,与《咏史》诗其一的情绪变化已截然不同。后期他写有《招隐诗》,写景细致,语言简洁凝练,表现了自己放下世俗、回归恬静的心态。他还写有《娇女诗》,与他的其他诗作不同,这是以人物为主的叙事诗,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建安风骨与左思风力之比较简论

  2.形成背景之比较

  一个社会时代作为文学发展的背景而言,它是能够决定那个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的。首先,建安风骨是社会时代孕育而出的,建安风骨的形成与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系,是社会动荡、战争不断的时代原因造就了其慷慨悲凉的风格,鲁迅曾说:“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7】这也是以往学术界对建安文学成因的总体把握。其次,文学自觉的意识推进了文学的发展,汉代末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用武之地,文人们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知,包括对文学也有了新的见解和表达方式,这也造成建安时期士人的普遍精神解放,文学的创作与表达也因此不再是固定的模式,走进了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这是建安文人不同于以往各个时期文人的特点,他们更多是对自我内在心理的探寻,抒发的也更多的是自身对社会动乱、百姓苦难生活所生感慨的内容。混乱的时代是构成建安文学的社会条件,文学自觉是构成建安文学的内部条件,统治者的喜好和倡导则是形成建安文学的政治条件,曹操对文学发展很重视,这也是得以形成建安风骨的有力原因。曹操广纳天下文人,提倡乐府诗,对建安时代的文学发展有着强烈的促进功能。建安时期,文人大都对战乱不断的社会表达着自己的忧虑之心,希望能早日统一,不再动荡不安、纷争不断。曹操依仗其杰出的军事能力,在乱世中成为一方霸主,希冀一统天下。颠沛流离的文士追随曹操,他们一同为统一四海的政治抱负而不断奋斗,并以政治背景条件为依托,一同写作,因此建安文人有着类似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风格。此外,从地域因素来说,建安诗人大都生活成长于河洛之地,这个区域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种蓬勃爽朗的文学风格。“建安风骨”慷慨悲凉的本色也可以说是“北方物候催生出来的美学之花”。
  然而“左思风力”对建安风骨这一文学特色虽然是有承继的关联,但在许多方面又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左思风力的形成就政治方面的原因来说是有着不一样的政治时代背景,西晋相比建安时期对文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建安时期是以“邺下文人集团”为中心向外辐散而形成文化大发展的现象,而西晋却是垄断文化,世家大族拥有许多特权,包括绝对的文学话语权,文人大都不敢对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有所书写,转而写景摹物,愈来愈寻求华丽复杂的文学样式,文学大环境逐渐与建安时期以来形成的的现实主义传统相偏离。其次,就社会原因来说,西晋后期政局混乱,左思仕途发展受阻以及当时玄学风气在社会上越发高涨,左思毅然隐居,可见其《咏史》诗其五、《招隐诗》。最后,就个人原因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注重仪容,左思容貌不佳,因此受到了许多的轻视和白眼,使他的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再加上他仕途长期不顺,致使他思想发生转折,如《咏史》诗其四。是这些诸多缘由促使左思在那个时期备受压抑,长期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那些不平之气只能写进作品中,种种因素相融合便形成了“左思风力”。

  3.风格之比较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8】这大致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格调和特质。建安时期文学名士众多,大都不离这个文学风格。其主要特点有清峻、昂扬、骋词、悲凉,诗文气盛词壮,有着大气慷慨的昂扬洒脱之气。
  左思仕途不顺,在这一点上和建安七子中的刘桢有着相似的经历,是以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对他的诗歌风格及特色有所继承。刘桢宦途的不顺使得他的作品中更加充满坚强不屈和昂扬向上的气概。他的诗作《赠从弟》之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9】经过对松柏不畏冰雪的赞美,也从中体现了诗人那种虽然在失意状态下仍旧可以坚强而昂扬的不屈精神,充分体现了大气慷慨的建安文学特色。左思与之相对应的内容有《咏史》诗其六:“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10】《咏史》诗其五也有:“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11】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不愿跟世俗之人同流合污的傲岸品质,也表现诗人坚定的个性,他对自我也有着更高程度的的要求,不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个方面可见他有着建安时期那种不屈、昂扬的风格特征,可以看做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
  而具体相比,二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建安时期社会动荡,由此使得军旅诗发展迅猛,所以建安文学多军旅、大气之作,故有慷慨悲歌的文学特色,左思在这一方面则有所欠缺。建安时期,很多诗人都有亲历沙场的经历,故而军旅诗不仅数量上创作丰富,内容上也是真切感人的,如王粲的《从军诗》、曹操的《蒿里行》等,这些作品有表现诗人希望成就一番功业的,也有抒发诗人对战乱不休的焦虑之感的,总的说来,建安时代是我国古代军旅诗创作得以成长壮大的一个紧要时期。而左思所处的太康年间政局混乱,文学名士大都被席卷于政治斗争中,故军旅题材是左思写作未曾涉及过的内容。
  具体从写作特点来说,诗歌可以反映诗人的精神世界,而要具体理解诗歌则需紧紧抓住意象。意象是构成诗歌的基本单位,它的选择不是随意的,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诗人的内心世界。建安诗人常用的意象有天文意象,包括日、月、风、云、星、雨、露、雪、霜、昼、夜、四季等;地理意象,包括山川、江河、地名等;动物意象,包括飞鸟、麒麟、神龙、猛虎等;植物意象,包括幽兰、芙蓉、春草等;人物意象,包括历代名人、女性意象等;音乐意象,包括琴、瑟、笛、鼓、筝以及风声、水声、蝉鸣等;动作意象,包括登高、登楼、登台的登临意象等;神话意象,包括神仙、太山等。
  以飞鸟这个意象为例,建安诗人多以飞鸟来替代自己对政治理想抱负的寻求,如曹操《短歌行》中的乌鹊:“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12】乌鹊代表了当时的贤士,他们如同南飞的乌鹊般渴望找到贤明的君主,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同时也寄托了曹操渴望贤才,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的期望。
  以及凉风这个意象,它是建安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共出现在13首诗歌中。如王粲《公燕诗》等,这是表现了诗人对凉风作为自然之美的感受。曹丕《杂诗二首》其一和《善哉行》、王粲《从军诗五首》其二、其五和徐干《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则借这个意象表现了当时诗人的内心感受,带有一定的悲凉意味。

  4.创作心态之比较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的支持和倡导对于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汉魏时期,作为实际统治者的曹氏父子,不仅亲自写作,以其卓绝的创作成绩树立起建安文学的样板,而且还招聚四散的文人集中于中原,以其空前的文学活动热忱,使当时吟诗为文的风气愈发炽盛。曹操的衡人原则不同寻常,为建安文人营造了不为道德所拘系、自然通脱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在此之际,曹操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引领着时代发展,并聚拢文人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其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因为这个独特的政治背景在文学发展方面有了先天性的优势。由于其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他们便可以将建安文学的独特精神风格踵事增华。
  这种情况在沉沦下潦的西晋寒门士子眼中是无法想象和达成的。左思出身贫寒,即使他志向高远、才气高绝,但由于不公的社会环境以及制度的阻挡,终究是没有实现所求的机会。那是由于西晋社会的选官制度是门阀制度,只有世家大族之后有做高官的可能,寒门子弟就只能沉沦下僚,这和建安时期文学昌盛的景况不可同日而语。门阀制度是西晋社会的官僚人才选拔制度,等级极为森严,左思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便将种种不平之气表达在诗歌里,他思想感情的变化也是充分体现在其作品里的,如《咏史》诗其一:“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着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13】诗人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熏陶,有着强烈的功名之心,志向高远。《咏史》诗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14】体现了门阀制度的不公平,全诗以象征手法通过二者情况的对照揭示并批驳了这类不公的社会弊端,也从侧面反映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前一首诗抒发了诗人才气高绝、充满信心,后者则表现诗人意识到在黑暗的现实条件下一切理想都是虚妄。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诗人怀着极大的希冀与信心,而社会的残酷、无情却使诗人打碎幻想,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愤懑和对社会的不满之情。
  而与建安时代全力支持文学发展的状况而言,西晋领导者只注重权力斗争,忽略了对文学的重视,许多世家大族也把持着文学,寒门子弟没有良好的文学环境。许多文学家更多依赖于达官显贵,在其权威之下,创作不敢直接抒发所思所想,一味追求华美、对偶的形式,与长久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创作形式相背离。然而,左思毕竟与普通文人不同,他不像当时那些文人那样为了自身利益而压抑自己内心真实感受,他更加重视自我内心真实情感状态的抒发,他的创作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完全不同,完全承继了建安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形式特色。因此可以说,建安风骨是建安时期众多文人进行文学创作时所形成的带有一般性的创作倾向和风格特色,而左思风力则是完全不同,它是左思一个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学大环境下孤军奋战所独有的风格特征。
  魏晋时期非常注重一个人的仪容。《世说新语·容止》中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到,妇女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15】世人的歧视使他十分自卑,再加上宦途的不顺,他的心里充满了苦水而在生活中无处诉说,于是他便把那股愤懑不平之气全部宣泄在他的作品里,使得其风格独特,感染力强。
  再加上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大程度上会对那个人的性情有所制约,个人的性情又对个人的文学创作风格起作用。据《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之父左雍官职不高,加之西晋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制约,左思没有条件去施展自己的非凡才华。后其妹左棻入宫,但终以色微不见宠,因妹进宫,左思移家京师。他也曾因为构思十年而创作的《三都赋》赢得声名,使得“洛阳为之纸贵”,这仿佛也是汉大赋的回光返照。他曾经对入仕抱有很大幻想,但为官仅至秘书郎而已,最终未受到朝廷的重用,这固然与西晋世家大族把持仕途、压制寒门才俊有关,也与左思貌丑口讷、不持仪饰、短于社交和显现才干,以致引起时人误会有关。在他为求功名而久久不得后,他完全失望了,心中压抑的愤懑之情到达顶点,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不再依赖豪门显贵以期获得政治机会,转而是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的批驳以及对世家大族等上层阶级的鄙视。如《咏史》诗其四就充分表达了对贵族的鄙视,体现了此时期他已看清当时社会的本质并对之不再抱有幻想。后来谧诛棻逝,他便退居宜春里,从此隐归山林,以求自适。

  三、结语

  建安风骨和左思风力都是魏晋时期形成的独特文学风格,都承继和进一步发展了长久以来诗歌所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二者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沈德潜曰:“钟嵘评左思,谓:‘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16】这是对左思风格特色和文坛位置的真实评价,也间接反映了左思风力是承继了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由此看来,左思能够在古代文学史上自成一家是有原因的。
  并且左思风力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影响了后世许多的文人,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对左思风力有所借鉴和吸收。唐宋时期诗歌发展得最为辉煌灿烂,其题材众多,咏史诗也发展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许多诗人写有代表作品,如李商隐有《蜀先主庙》,李白有《登金陵凤凰台》,苏轼有《赤壁怀古》,辛弃疾有《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这些诗歌都是以咏史为主题,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左思的《咏史》诗八首,并且发扬了“左思风力”的某些特色,使其传统型和时代性兼而有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佳作。总的说来,左思风力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建安文学的继承与创新,本文从内涵、形成背景、风格、文人创作心态四个方面方面分析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在这研究之中也加深了笔者对两种文学风格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深感帮助。

  四、致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学四年匆匆而逝,转眼便要接近尾声。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渭清老师。从最开始论文的构想,文章的修定,问题的解决,直到最终的完成,老师都给了很多的意见,这也是我能够最终完成这次论文的根本原因。也要感谢大学四年来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因为他们为我传授了各项专业知识,才使得这次的论文得以完成。我还要感谢全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谢谢你们这四年的帮助与陪伴,很荣幸我们能共同成长。这四年我成长了很多,感恩这四年遇到的人,发生过的事,这必定会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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