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仕人的隐逸情怀

在社会政治立场、各种要素彼此作用的形势下,文化水平与风俗习惯的发展在汉代文人隐逸中经历了一个高潮,发展的过程由微到显。在西汉中期之前,新道家观念和儒家思维观念思想统治地位的建立,致使士人的隐逸形势坠入低谷。后来,儒家伟大的理想主义政治抱负突

  一、前言

  汉朝(公元前202—220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共历二十九帝,享国四百零五年。汉朝因尚火德故称为炎汉,又因皇室姓刘而被称为刘汉。汉朝文化统一,科技发达,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成立,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两汉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与汉朝文化,风气都息息相关的另一个文化那就要说汉代的隐逸文化了,是这个时代造就了隐逸之风的盛行?还是隐逸之风促进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当时的隐士又是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境遇来隐居的?他们隐居的目的是什么?隐逸文化又与汉朝官方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仔细探究的问题,我国古代的文人境遇中,隐居是历朝历代中不可缺少的文人存在方式,正是因为有了隐士的存在,才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士人文化,隐逸之风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当时政治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代的隐逸是我国古代隐逸的一个高峰,所以很值得我们去研究隐逸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深究其中的原因与道理,很值得细细去品味隐逸的方方面面之中的意味。

  二、隐逸意识产生的文化渊源与时代背景

  (一)“隐逸”的来源

  “隐逸”这一词在汉代的各个史料中并没有明确出现,出现的只有“逸民”、“处士”等词,“隐逸”这一说法是在后来出现的。《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逸民”曰:“有德而隐居者也”。[1]叙书异姓诸侯王表;曰“处士,谓不宦朝而居家者也”。[2]之后所涌现的处士、处人、山人、烟客、隐君子、隐者、逸士、园客、幽人等等,这些也都是隐逸的别称。汉代是一个进步的朝代,刚刚萌生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呈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使汉朝事先的方方面面都有了十分分明的提高。这一生命力在精神上也有较为显著的体现,如汉朝初期风行的新道家思维,迅速被更为激进的儒家思维所代替,官方意识领域的代表也变为了儒学,积极探索的思维也成为了社会思潮的主要部分,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使汉朝被视为进步的时代。但是,在这些进步的风气中还蕴含着一些与这些截然不同的,以畏怯和瞭望作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幽居的风气,这股风气由微到显,闻名久远,形成了汉代幽居的跌宕起伏的局面。处于这个进步的年代里,为什么会出现幽居之风这股潮流,而它当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同时,它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我们深深的思考。幽居之士有史以来一直是饱受关注的社会团体,世代的史料在正常情况下都有对于隐逸的特意叙述,这里边对隐逸状态的肯定也比较多。但是后来,大家渐渐对离世隐居的做法进行反省和批驳,蒋星煌先生在上世纪初出版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是我国当今历史上的第一部写幽居之士的著作,主要阐述了隐士的文化及其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飞逝,当今的学者开始能够用相当公正的价值取向来评价幽居之士这一群体,张立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陈爱娟的《浅析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观念和功利取向》、高敏的《中国历代隐士》、王毅的《中国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兴衰》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因为隐逸现象在汉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其探索者也比比皆是,隆雄的《后汉末期的隐逸》、松本雅明的《后汉逃世思想》是此中十分杰出的钻研隐士的著作。

  (二)日本学者对隐逸之风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夏传统的幽居之风的钻研数量相对较大,但他们更侧重于探索汉代隐逸思想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们很少对幽居现象做出形象的描述。总的来说,从古人探索的结论中来看,他们比较关心隐逸与政事之间的关联,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潮流与隐逸的互动关系上则不大重视。本文以探索汉朝隐逸为开端,详细叙述了隐逸与汉朝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阐述了隐逸与汉朝社会的政治生活、风俗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汉代士人隐逸的主要类型

  西汉早期,士人隐逸的情况比较稀缺;从西汉中期之后,开始有很多士人选择幽居,这使得隐士的数量迅速增长;在两汉之交与东汉中后期时到达顶峰。通常来说,隐逸可总结为先仕后隐型、先隐后仕型和毕身不仕型三种类型。就拿毕身不进入仕途的人来说,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被人奉为隐士的鼻祖的许由,还有巢父。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据说曾想把君位传给他,但遭到了许由严厉的回绝。然后许由逃到了箕山并隐居了起来,尧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可许由跑到颍水边洗耳,以此表示自己不愿意听这些话。最后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还有东汉的刘秀,刘秀即位为光武帝后,严光就开始隐姓埋名。因为刘秀思贤念旧,所以下令下方官员绘形貌寻访。并且派使臣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刘秀把谏议大夫的官职授予严光,但严光不从,又归隐于富春山,耕读垂钓。在严光80岁的时候卒于家中。
  1、汉代士人隐逸的发展变化
  以汉代来说,以上三种类型的隐逸在那时都能发现与之一一对应的实例,隐居之后再进入仕途是两汉交替时期的主流,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学者不得不隐居用来逃避王莽的统治,直到东汉xxx的建立,部分隐士就开始结束幽居生活,走入仕途入朝为官,高诩、宣秉、王良等都是此类情况,到东汉中期以后,士人们隐居之后再出仕为官已经成为士人们仕途中的必要选择,“隐”这一字已经作为“高尚”的同义词,官方已经把隐士群体当做挑选人才的一个主要目标,而与此相反的,士人把不答应官方的召唤当做清高的象征,经常是再三推辞,然后才走入仕途,马融、杨震、张衡等名流都有如是履历,著名隐士杨震,在汉代历史上,有关他的故事有很多,其中“杨震四知”的典故家喻户晓,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是出自这里,这就说明杨震不仅是隐士,而且还是为官清廉的廉明之士。同时,汉代学者先仕后隐的现象也相当多,朱云就经历了西汉,元成宗两个阶段,因为他的耿直正派而驰名与朝野,但后来由于惹怒了权贵差点被杀害,于是“不复出仕,常居鄂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极书·朱云传》)王莽夺取汉朝的xxx以后,当时为官的各级权贵退仕幽居的有很多,这些权贵幽居的绝大部分缘由是因为不满于当时xxx的统治,比如胡刚、陈咸等仕人全是处于这样的复杂环境,先仕后隐的现象在东汉时期同样大批出现,其缘由比较繁复,有些仕人是因为官场不顺,选取幽居的方式;有些是因为官场黑暗,想早些全身而退;当然也是逼不得已,因为环境使然而进入仕途,随后又再次幽居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此中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而毕身不仕选择幽居是汉朝隐逸的主要成分之一,西汉时期有鲁二征士、田何、司马季主、严遵;两汉之际又有谭贤、殷漠;东汉时期就特别多,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严光、梁鸿、法真、向长、野王二老等[3],东汉时期的主要隐逸方式就是先仕后隐,而这一方式是当时隐逸的主流,早期和晚期比较集聚,中期就更加要少的多,《汉书》中出现的五十多位毕身不仕的隐士中,大多出现在早期和晚期的东汉。
  2、汉代隐逸的总体特征总结
  那么,总的来说,汉代的隐逸状况有以下特征:第一,汉朝幽居的状态有着一个跌宕浮沉的转变进程,并且这类转变偶尔还显得相当激烈,例如王莽统治时期先后。第二,年代不同各类隐逸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从总体上来看,西汉时期,毕生都不进入仕途的人占绝大部分,王莽时期被强权政治所打倒的人也很多,东汉时期则是首要幽居而其次进入官场的和毕生都不进入官场的人的占绝大部分。
论汉代仕人的隐逸情怀

  三、汉代士人的隐逸之风与文化思潮的关系

  (一)汉代隐逸之风与道家的关系

  汉代隐逸思潮受到了汉代文化环境的较大作用,比如西汉初期黄老道家思维以及西汉中期后儒家思维的成长,尤其是儒家理想主义思潮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点燃了汉代士人的政治抱负,并且使汉代幽居风潮陷入低谷,到西汉后期,由于“不仕二姓”、“援道入儒”思想的任意发展,某些程度上鞭策着士人的隐逸,并且奠定了汉代隐逸的重大思想源泉。
  汉代早期70多年都是“新道家”主义占统领位置的阶段,这种主义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政策制定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汉朝初期学者在对黄老主义展开了更为彻底的研究,并建构了极新的思想系统—新道家思想主义,陆贾、贾谊等政治家也受到了“新道家”主义的影响。“新道家”主义与先秦期间的老庄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从先秦道家主义极力夸大庄子的保全自己,保全自然赋予人的天性的出世思维而转变为整合众家的、具备入仕体系的“新”想法。在关于隐逸与否与进入官场的情况上,“新道家”思想否定了老子谦虚软弱的思想态度和庄子寻求“逍遥”的理论宗旨。推崇在认识“道”的基础上,仔细探讨关于人生观的官方话题,“新道家”的“长生久视之道”得到再一次发展,把方向肯定在家、国的条件下,而不仅仅围绕在个体的利益圈子内。关于政治上的弱势,“新道家”思想也不再固守“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想法,觉得最好的“大治”是国君虽然能力不足但是臣子一定要足智多谋有所作为,也就是“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3](《淮南子·主术训》)

  (二)新道家思想对隐逸之风的影响

  道家思想发生的巨大转折,已经是汉代士人踊跃入仕的精神支柱了,尤其是在价值观上的变化,使大多数士人的参政热情高涨,就是说,“新道家”的出现和成熟,是汉朝初期幽居士人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儒家思想与隐逸的关系

  西汉中期,即汉武帝时期,儒家获得官方的支撑并快速取代黄老道家的思想,进而发展构成官方哲学,持续巩固官方权利、经济发展的同时,西汉领导阶级又推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当时“大一统”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价值取向,儒家学者与此同时大量涌现,并且发挥儒家先人的积极态度,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其中大部分人都投身在政治活动中。经由董仲舒完善后的儒家思想,在此时几乎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儒家思想本来的跨越性,大多数人为了进入仕途,把儒家思想作为进入官场的捷径。现实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比例,使当时的社会陷入了某些激进的氛围,儒家原有的精神里面的明明知道不能做但是还继续坚持做下去的这种精神状态被很夸张地进行了扩展,在此期间,儒家先辈们所主导的“圆融方智”的做事原则开始被或多或少的摈弃,在此种环境下,全身心的投入到官场之中就成了这些儒士的首要选择,这样的想法是这个朝代最为鲜明的象征之一,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作为一个学者选择幽居而不进入仕途为官就被人认为是奇怪的做法。因此,这个时期是汉代士人隐逸出现相对较少的时间段之一。
  官方对儒学的重视,使士人逐渐以儒学作为入仕的阶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里,儒家先辈们前卫的思维又被再一次的重视起来,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再次兴起,而且开始对社会风气造成浸染,从而对不断增长的儒生大众的入仕意愿和参政行为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占统领地位的封建君主专制下,君王是“天命”的表率,自然而然就担负起“天道”的领导者的责任。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以“道”为领导者自居的儒家学者就没有了“传道”的地位。西汉中期之后,在儒家的理想主义思维倾向的影响下,因为儒家思维中的理想主义的出现致使儒家学者萌生出了一股超出常态的理想主义思维,用所说的“君子”为旗子,根据人的品质是否优秀、道德素质是否高尚,来判断社会的发展程度,他们用很平常的而且具有持续性的接近真理的道理来取得属于自身的一些权利,在这里面儒家的学士们通过对这种思想的解读来达到对现实以及官方社会的教化作用,期望能够对当时的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道路引领,他们对“圣人”规划的治理现实社会的蓝图也有着无限的期望与憧憬。
  学习儒学的王莽假装能够能够读懂当时儒家学者的想法,并且自觉的将自己伪装成“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爵位益尊,节操愈谦”[4](《极书·王莽传》)的“圣人”。正是王莽的这样的举动诱导了当时的学者并使这些学者变成了拥戴他前期统治的工具,当王莽利用“周、孔”传承者的假身份获得统治的权利时,士人们迫切的想要参与政治,但是,当王莽改变政治制度的局面败北后,儒士们理想化的“治世”霎时变为过眼云烟,面临暴虐的社会现况,士人们对官方xxx的统治表现出绝望的态度。理想主义之风的瞬间崩塌,学者急于入仕的情况随着这些主义的衰败而消失。在这样的局面中,儒家学者们都毅然的采取幽居山林的方式而避免进入仕途,汉朝隐逸之风又一次出现高潮的局面。
  1、“不仕二姓”观念对隐逸之风的影响
  两汉幽居潮流出现的另一个关键的缘由是“不仕二姓”思想的传播,两汉之交的“不仕二姓”思想是当时一臣不仕二君主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家天下”的封建独裁统领下一臣不仕二君主义的特有内涵,一臣不仕二君的思想在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夺权力的需要,各个国家的领导者对有文化的士人非常需要,这些领导者通常在积极招揽知识分子的情况下,更是用“忠君”主义增强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执掌,“忠君”主义慢慢成为学者“品德”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秦汉以后,在“大一统”的社会历史环境里,国家已然是统治者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忠君”主义渐渐和效力皇族和效力皇族的子孙的思想相结合,形成“不仕二姓”的思想观念。汉朝时期由于在皇权的积极诱导下,整个汉朝成为刘姓的汉朝的思想已然成为大家的一直想法,王莽取代汉朝以后,众多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汉朝已经不是以前的汉朝的现实存在,士人甚至用自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一臣不仕二主的忠于汉的思想,以此来宣誓西汉王朝的存在。因为士人暂无足够的积累来反对王莽时期的制裁,所以仅仅用自己所认为好的策略采取反对,幽居山野之间就成了士人归宿,尤其是在王莽统治的后期,社会的环境愈发的不安,众多官僚、士人们更加毅然决然地树起“不仕二姓”的主题观念,采用幽居的方式来退出官场,“全身保名”即书中所记录的隐逸,众多的记载明确表现出,由于只满足刘氏的统治而不进入官场的思想观念。
  2、“援道入儒”观念对隐逸之风的影响
  “援道入儒”的思想观念是汉朝末期儒家思想进步的另一思想渊源,对汉代隐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学者王符、仲长统、马融等人的思想中大都存在着道家和儒家思想观念的互相结合。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的结合也渐渐是士人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张霸上病辞官,自谓“起白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汉书·张霸传》以老子的言论为说辞。这种“援道入儒”的方向不是以儒学代替其位置的对立价值,也不是唯我独尊的主观思想,它顺应潮流的成为了儒家学者生命中的一部分,呈现在学者为人处世的详细行为当中。这是道家思想对儒家学者人生哲学的影响,它在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况下,完全借鉴了老子思想中生死轮回,福祸相依的哲学道理,因而东汉朝代的学者“在出处进退转换中显得更加洒脱与自然”,众多儒家学者选择儒家和道家思想里对他们仕途有帮助的地方进行学习,汉末社会动荡不安,道家注重修身养性、明哲保身的思想产生的作用其实在不断地增加,可以说东汉期间儒道交融思想的出现,造就了隐逸之风的大为盛行。

  (四)汉代文化思潮对隐逸者的影响

  汉代文化思潮对汉代隐逸者产生了重大的作用,汉朝的文化发展程度对当时的幽居士人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也为当时的幽居之众也为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有利的作用。作为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隐士群体,隐士们通常把有较高的知识素养视作他们精神的慰藉。这是幽居之士助力于文化的发展在其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幽居之士不关注民间事物的羁绊,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了他们对学术研究的开展。总的来说,汉代幽居之士对学术的造诣重点体现在对书本的研究和对世人的教育上。
  西汉初期,幽居学者人数甚微,因为当时社会处于“朴质无文”的境况,幽居之士对书本知识的研究也不透彻,就只有专门研究《周易》的田何还较有建树。西汉中后期,受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以及选择幽居的人数增加,所以幽居者中在文学上稍有建树的人数也在不断的上升,其中对道家思想成长的作用比较显著的一批幽居之士中出现了一个在道家思想成长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就是道家的严遵,他在学术的成长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东汉时期,涌现出了很多隐士,并且他们对儒学作品均有所建树,并且产生出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东汉时期幽居之士不计其数,并且他们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起了较大的作用,事实上加速了儒家经典的成长,郑玄、丽炎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人物。
  大部分幽居之士都有从事传道解惑的活动,这种活动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隐士们的这种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隐逸者的教育活动,单方面来说,有的也许是为了生计,有的也许是为了消除孤独,又可能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各种思想。从另一方面来看,其为汉朝学术文化的成长又有着难以磨灭的作用。郭林宗“弟子以千数”(《后汉书·儒林列传》)[5]蔡玄“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汉书·儒林列传》)姜弘“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等新的学者的出现,对学术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幽居之士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这一说法,是值得肯定的。

  四、汉代士人的隐逸与社会风尚的关系

  (一)封建专制统治的深化对士人的影响

  自西汉后期开始,幽居之风的持续兴盛以及社会风俗的彼此碰撞,逐渐发展成为时代的象征,渐渐成长的保全自身式的处世哲学、尊重知识和讲究气节的精神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幽居之风的发展,隐逸的跌宕起伏与社会风气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幽居的兴盛也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是这些社会风气得到了进一步的成长。
  汉武帝时期,因为“大一统”思想的逐渐完善,专制统治继续增强,君主成为“天”的代表,君主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掌管着天地万物的一切。迫于环境的影响,心系天下的儒士们不得不低头折节以保全自己,或者乖乖的听命于朝廷,或者退居山林选择幽居,做一名隐者。在崔缓的《座右铭》中也将道家的知强守弱的概念加以阐释,“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缁,暖暖内含光柔弱生之途,老氏诫刚强”[6],这是使道家中保全自身的概念得以发展,也是儒家学者“援道入儒”的径直成果。保全自身的概念在西汉还转化成致力于官场上类似献媚的做法,公孙弘就是这样的,《卷五十八》记载,公孙弘从什么都不是,直到坐上宰相之位,他在朝堂之上皆“不肯庭辩…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7](《极书·公孙弘传》)类似的现象在汉朝末期应该十分常见,以至于很多学者受到“中才苟容求全,下才怀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的评价。(《极书·王嘉传》)并且,由于官场的日益腐化,封建专制统治得到进一步深化,卑躬屈膝的姿态不能保全自身,所以更多的学者便采取了“明哲”的幽居方式。西汉末年的士人朱云向君主提出对国事的意见,而触碰了当时权贵的利益,所以“常居鄂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极书·朱云传》);梅福得罪王莽,“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极书·梅福传》)杨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汉书·儒林列传》)由此可见,为保全自身而幽居于山林是当时常见的现象。
  和保全自身的想法类似,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学术文化风潮也是造成隐逸的另一原因,西汉时期的两百多年里使儒家经典得到了进一步成长,这使得儒家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几乎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这种体系最终定型后,它对学术的独断也如影随形,以满腹经纶为标志的学术思想在这个体系中渐渐呈现出来,尊崇历史文化,爱好百科知识,博古通今的思想已经是当时的潮流,张衡对当时的“君子”这样评价,“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汉书·张衡传》)学者们受当时潮流的影响,几乎所有人将研究和学习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求知心切,更有甚者觉得进入官场是他们求知路上的绊脚石。大儒郑玄,“不乐为吏……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一宿逃去临终自谓:“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周从”[8](《汉书·郑玄传》)学术之风的兴起,不止在于成就了部分“不乐为吏”的学者,同时也给学者们为缓解官场重压下愤懑不平的内心之苦提供了一种方式。东汉时期的桓谭、贾述、王充等几人是里面的代表人物,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话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9](《汉书·桓谭传》)贾述“似《大夏侯尚书》教授,兼通五家《谷梁》之说……后世称为通儒”。(《汉书·贾述传》)王充能“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汉书·王充传》)

  (二)隐逸群体对社会风气的反作用

  社会风气在影响汉代学者之时,这个群体的隐逸文化同时也反作用于当时的社会,西汉末年期间,趋炎附势之风兴盛起来,但从王莽被灭到东汉初期的这几年时间里,“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10],社会风气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官方对“尚气”、“重义”等士人高尚人格的赞美息息相关,官方所倡导的方向正是发扬、学习幽居之士的高尚之风。东汉初期的严陵、梁鸿等是官方赞赏隐士学者行为的范例,在政治权利的影响下,注重道德品质与隐逸两者渐渐拥有了互相鼓励、互相推动的责任,首先,重视道德品质的发展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中增进隐逸之风的成长;其次,隐逸之风的发展又会推动社会风尚、道德标准的进步,班固曾经称赞郑朴、严遵,说他们“未曾入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利俗”(《极书·王贡两龚传》),是对幽居之风的社会现象的准确总结。
  隐逸之风的发展助力于高尚品格的产生,这种作用有区域限制,主要体现在对身边人的作用上,西汉时期的隐者韩福、成公,因为他们的优秀品质而成为官方提倡学习的模范。东汉时期的法真、徐稚、周党、梁鸿等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的品质对身边人有着很大的作用。从总的方面来说,幽居之风对社会风气的修正具有局限性,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东汉后期许多为追名逐利的故意隐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王充、李固等人都曾批评“处士”的沽名钓誉,王充在其《论衡·答债篇》中说:“佞人怀贪利之心,轻祸重身,倾死为戮矣,何名之养?”,李固在给名士黄琼的劝进信中也说:“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漠,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11](《汉书·黄琼传》)不难发现,这些贪图名利假装隐居之士的存在,对社会产生了不少恶劣的影响。但对于隐士群体这个大家庭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对社会风气的正面作用。

  五、汉代隐逸之风与政治的关系

  隐逸现象与政治发展不可分割,政治的发展对隐逸之风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隐逸的情况会随着政治风气的变革而改变。汉朝就是这样的,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的腐败统治导致了幽居之风的迅速发展,是幽居之风发展的重要原因。汉代隐逸之众与当时的官场政治划分了界限,但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当时的官场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对于生性热爱自由的士人们而言,幽居于山野之中,行游于田野之间自给自足的生活是他们的心之所向,但相对胸怀天下的儒家学者,他们可能担心腐朽的统治和别的不利因素而选择隐居山林暂不出仕,他们与生俱来心怀天下的责任感致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关注着政治的走向,对于那些用幽居的形式以求名利的士人,那他们就更不愿意与社会官场脱节,选择幽居不是其目的所在,入仕才是他们最终的选择。
  隐逸之士对政治的作用突出于一下几方面:首先,隐逸者高尚的道德品质及其外在修养,每每让人对其心生敬仰,在当时的影响下,幽居士人的影响力就被放大了,这些士人对当时的统治提出意见时,通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幽居的环境下,他们的行为总是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这是幽居之士作用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西汉初年,商山四皓对皇储废立的关键性作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次,一些隐居者即使不愿意进入仕途,但和官府与官员之间的来往仍然从未断绝,还有部分高明之士私下和一些官员相交甚好。比如东汉时期的郭太与李膺,一个在朝为官,另一个闲游于山野之间,但两人关系亲密,当时的人都很羡慕。再次,也有隐居者在幽居的环境里仍然关注国家的实时情况,而且会想法设法对政治发展给予帮助,即使这些人没有走进官场,还是一样能为政府出谋划策,有着积极的“心怀天下”的社会使命感。东汉时期的任棠,一位选择幽居的学者,当地官员去请教他,“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用这种方法来告诉当时的政府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制定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政策。最后,一些隐逸者以学者的身份来对当时的政治提出想法,他们有的是对当时统治的诉讼,其中有些意见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利用价值,汉朝的许多“政论书”有记录,成公的“政事十二篇”,王充的(《论衡》),范晔认为这些政论:“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12](《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汉朝的幽居潮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以及社会风俗等原因构成的,它是我国古代具有鲜明原始特征的隐逸,两汉时期的隐逸是我国传统隐逸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的隐逸之风的特征最为鲜明,这是外来思想在影响我国古代社会之前隐逸之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

  结语

  隐逸作为我国古代特有的文人表现方式,表面上它是一种消极的处世方法,但其实它也在关心国家实时政治,爱国主义情感,重自我文化修养等方面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汉代士人的隐逸情怀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汉朝隐逸之风盛行,那么社会受这些方面的影响就很大,汉朝时期民风淳朴,社会风气良好就是受到其影响,东汉时期对“气节”的崇尚使这一时代被人们所称道。通过对汉代隐逸之风的研究,我深深的感觉到了汉代是个伟大的朝代,汉代士人的隐逸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代的隐士们对当时的朝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身上具有许多优秀的道德品质,很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通过写这篇论文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人生哲学。

  参考文献

  [1]张骏翚.葛洪隐逸思想试论.[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4.
  [2]王子今.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J].社会科学,2012.
  [3]牛润珍,王磊.进取时代的退却与守望[D].山东:山东大学,2009.
  [4]李春青.“名士”与文人趣味之关联[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
  [5]王子今.[王子今]东汉“读经社会”[J].民间文化论坛.李乃龙.
  [6]崔瑗《座右铭》人生观的理论底色——兼析座右铭的文体意义[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6(2):79-81.
  [7]刘庆鑫.汉武帝求贤诏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
  [8]傅炜莉.郑玄《诗》学研究[D].青岛大学,2008.
  [9]王紫微.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
  [10]马麟.李白的悲剧人生[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
  [11]刘璐娜.文言文阅读一篇[J].中学生语数外:初中版,2004.
  [12]余志鸿.东汉思想家王充和他的《论衡》[J].语文世界:教师之窗,2010(9):32-34.
  [13]周晓瑜.李贤《后汉书注》评议[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4):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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